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面对可能完不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的压力，地处中国腹地的湖南省逆势而上，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度体系保障，闯出一条新路。
当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又声发现他宴请的客人一个个满头大汗时，九所宾馆的服务员却告诉他，“这里的空调温度设置最低就是26度，调不下去了。”
这座毛主席当年返乡时倍加喜爱的宾馆直到目前为止，仍有武警守卫，它在公众心目中低调而神秘。不过，在8月20日的那次午餐中，客人们关心更多的却是温度问题。但即便是省委领导的贵宾，服务员对调低温度还是无能为力。她们解释道，为了节能减排，该做法已经被执行有一段时间了。
2007年岁末，国务院批复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成为两型社会综改区(全称为“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何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被作为一种制度胜安排提上了日程。这些制度细致到酒店里放不放免费洗漱用品，村庄里的小量生活污水怎样才能处理干净等等。
在2011年4月的中共湖南省委九届十中全会上，省委书记周强提出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内容的“四化两型”战略作为官方正式的表述。意图很简单：通过“四化”带动两型社会建设。
“更是现实所迫”
这在过去令人难以想象。在十年前的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存在问题的描述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企业总体活力和竞争力不够强，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面比较大，就业和再就业面临较大压力。”
直到2005年，能源与环境问题才首次出现在决策层的视野中。这一年的省两会上，时任省长周伯华用“煤电油运和资源瓶颈制约突出”来指出问题。次年，该问题被进一步描述为“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增大，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剧”。
2008年，这些问题被时任省长周强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的词语来强调。
2011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已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强这样写道：“湘江流经湖南14个市州中的8个，是湖南的‘母亲河’。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湘江水质警报频频拉响。‘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在与株洲清水塘的居民座谈时，大家用这一顺口溜描述过去的环境污染状况。”
对污染的形容多种多样。湘江污染重，株洲市的清水塘绕不过去。这里是国家“一五”“二五”期间重点投资建设的老工业基地，聚集了152家规模以上冶炼、化工、建材企业，工业结构性污染严重，一度成为湘江流域主要的重金属污染源之一。
当地有人形容得很形象：由于排污段不同，2公里长的河流初呈灰绿色，接着变黄色、黑色，最后化成红色流入湘江，人们戏称这是“鸡尾酒”。
湖南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工委书记张文雄说，“从湖南全省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更是现实所迫。湖南没有战略性的油田、煤田、气田，‘十二五’湖南发展最大的问题是能源制约，这是硬约束。”
据了解，湖南省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40％，煤、电、油、气等能源供应都比较紧张，尤其是电力紧张，电力自给能力弱。去年全国人均装机容量约为0.7千瓦，湖南约为0.43千瓦，去年湖南人均发电量1628度，仅为全国平均3488度的46.67％。
这种背景下，湖南被置于寻找一条解决环境污染与资源制约的路径之上。与国务院批复中“在长株潭城市群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这样宏观的要求相比，湖南的决策者面对着一种更直接的压力。
调研报告中，周强说，“不少干部群众曾对我讲，湘江清澈之日，就是湖南‘两型社会’建成之时。”
周强和他的领导团队决心做到这一点，他用打造“东方的莱茵河”来描绘自己的目标，该比喻显然比建设“两型社会”更能说服人，这几年，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他所接待的客人们不厌其烦地介绍“东方莱茵河”之梦。
这种决心所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2008年以来，株洲市在以牺牲清水塘地区每年30多亿元工业产值、3亿元税收的基础上，实施“炸烟囱、吃废渣、净污水、变土壤、美环境”等举措，“十一五”期间关停污染企业123家，淘汰落后产能企业79家。
长沙坪塘镇是一个以水泥、化工为主的老工业区，每年排放大量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粉尘，严重影响长沙段湘江水质和空气质量。过去由于这些企业一直是镇里财税收入主要来源，此前几次整治，效果都不明显。2009年，长沙市痛下决心，彻底关停13家污染企业，关闭整顿26家非煤矿山企业，斩断污染源。
湖南省环保厅有关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湖南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淘汰退出了14个行业271家企业，总量居全国第二位。”
为了治理湘江等流域的重金属污染，2009-2011年，湖南关停781家涉重金属企业。经核算，2011年全省废水中铅、镉、砷的排放量分别比2007年削减32.49％、26.76％和15.33％。其中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方案实施以来，淘汰退出涉重金属企业662家。
不仅仅是关停，技术改造本身也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
张文雄根据他到省质监局调研的情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锅炉改造一项，近几年该省改造工业锅炉248台，淘汰落后工业锅炉280台，改造以后热效率提高5％～10％，全年节约标准煤51万吨。目前，全省有16000台锅炉，节能的潜力巨大。近四年投资34亿元用于火电厂进行脱硫改造，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36.8万吨。
新型工业化推进
关停的另一面是高新产业发展起来。珠海兴业太阳能有限公司(下称“兴业太阳能”)正是在此契机之下落户长株潭的湘潭九华工业区。
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兴业太阳能主要包括为玻璃深加工、幕墙及铝合金加工、大型集热工程、光伏发电系统工程、太阳能工业化住宅5大业务领域提供生产制造平台。” 与兴业太阳能比邻而居的吉利汽车湘潭分公司的厂房楼顶，摆满了一块块玻璃，这正是兴业太阳能的光伏发电厂。他们利用屋顶空置空间建立的这家发电厂的发电量完全能够满足吉利和兴业太阳能的所有用电需求，吉利还获得了电价的九折优惠。
“只要有光线，就可以发电。”黄波说，这样的产业前景广阔。“单从成本来看，这套系统使用寿命为25年，六年就能收回成本，最关键的是没有污染。”
来自长株潭两型办的资料显示，湖南的“四化两型”战略已经显现出效果。一大批骨干企业和优势产业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能源等优势产业规模壮大，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南车时代收购英国丹尼斯公司，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成为行业龙头。
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肇雄表示，“2011年，湖南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20.1％，增速居全国第8位，形成了机械、食品、有色、石化、轻工、建材、冶金和电子信息制造业等8个规模过千亿的工业产业。全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31.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33％。”
得益于湖南投资环境的改善，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被引入进来。截至2012年6月，全球500强中的124家落户湖南。
此外，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加强。官方披露数据显示，“十一五”以来在风电、轻型飞机等领域实施科技重大专项36个，集中攻关272项关键瓶颈和共性技术难题，突破了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高速机车交流技术、大型盾构设备研制及产业化、5兆瓦海上风力发电机组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5％。
其中“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百亩片亩产926公斤超级杂交稻等科技成果则被认为“抢占了世界科技的制高点”。
湖南省经信委副主任刘平凡说，“全省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逐步告别“傻、大、黑、粗”，向“高、精、尖、特”转身，工业发展质量、创新能力在中部地区居第一。”
新技术逐步被应用到生活之中。长沙大河西先导区规划展示馆建筑本身，就是典型的“两型”产品：顶楼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每天发电量可达50千瓦时，可供展馆所有的照明用电和部分动力用电。
位于洋湖湿地公园内的洋湖再生水厂，利用生态技术深度处理城市污水，使其所在的含浦片区52平方公里污水成为可利用的宝贵资源。“它的运营成本比传统的工业化污水处理厂节约70％。”长沙先导洋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危建新介绍说。
在新型工业化引擎驱动下，2002年湖南的GDP为4340.9亿元，而10年后，按不变价格计算，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两万亿，湖南的经济总量翻了5倍；人均GDP、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实现数倍增长。
最为关键的是，淘汰落后产能与推进新型工业化之间，两型社会建设的成效凸显出来。
以长沙为例。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我们的能耗、水耗、煤耗、电耗指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电耗在2006年为每万元GDP消耗600多度，去年变成了340度。煤耗则由2006年的0.96吨减为去年的0.6吨。水耗也由2006年的4.7吨减为去年的3吨多。“二氧化硫的排放和PM10检测的消减，这几年也有大幅度下降。”
湖南的“两型”探路同样受到海外专家的注目。“人类离不开自然环境，所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能对立，而应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符合这一规律，是非常可贵的探索。”美国前财政部长、美国芝加哥大学鲍尔森中心董事会主席亨利·鲍尔森在湖南考察时说，湖南将科技创新、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同建设两型社会结合起来，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具有积极意义。
制度保障
成果的背后是制度的创新和保障。
据悉，2007年底，湖南全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排当时全国倒数第三。如果污水处理率不达标，湖南就可能完不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
从2008年起，全省上下背水一战，实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三年行动计划，放开污水处理投资领域，广泛采取基础设施特许模式(BOT)、“移交－经营－移交”模式(TOT)、委托运营等模式建设，三年共新建119个污水处理厂，每个县城都建有一个以上污水处理厂，全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由19.94％提高到72％。
更为重要的是，排污权交易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被建立起来。长沙市环境资源交易所所长刘中说：“以前企业污水排多排少一个样，现在排污多了要交费，少排污的话，节省下来的排污指标可以拿到市场上卖钱，企业排污治污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这种探索本身亦是中央所期许的。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总体要求是“三个率先”，即率先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机制，率先积累传统工业化成功转型的新经验，率先形成城市群发展的新模式。
节能公司的模式也被引入进来。传统的节能投资方式下，节能项目的所有风险由实施节能投资的企业承担，而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中，其资金可以由企业投入，也可以由专业的节能服务公司投入。合同能源管理实质是把“节能”当作投资，项目实施后节省的能源费用成为投资回报，投资各方根据事先协议从中分享利润，合同期满后，节能设备及长期收益全部归耗能企业所有。
湖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欧阳彪介绍，正大力推进合同能源管理，积极培育节能服务公司，目前全省共有122家公司获国家备案，数量居中西部第一，去年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300余个。“十一五”期间，湖南全省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2940多万吨标准煤，以年均8.8％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持了年均14％的经济增速。
张文雄还提出，要完善环保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增强公众资源环境意识，加强对资源环境的监督，确保法律法规实施执行到位。“公开是一种最好的监督，绿色湖南建设，涉及范围很大，但其关键点，一个是水的质量，一个是大气的质量，要向老百姓公布。这是最好的监督。”
类似这样的制度体系被构架出来。以《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空间开发与布局规划(2008-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2010-2030年)》为代表的两型社会长远发展制度体系相继出台。
更重要的是，周强提出，“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办法，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质量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禁止开发区实行有区别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各地按主体功能区定位推进发展。”
当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又声发现他宴请的客人一个个满头大汗时，九所宾馆的服务员却告诉他，“这里的空调温度设置最低就是26度，调不下去了。”
这座毛主席当年返乡时倍加喜爱的宾馆直到目前为止，仍有武警守卫，它在公众心目中低调而神秘。不过，在8月20日的那次午餐中，客人们关心更多的却是温度问题。但即便是省委领导的贵宾，服务员对调低温度还是无能为力。她们解释道，为了节能减排，该做法已经被执行有一段时间了。
2007年岁末，国务院批复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成为两型社会综改区(全称为“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何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被作为一种制度胜安排提上了日程。这些制度细致到酒店里放不放免费洗漱用品，村庄里的小量生活污水怎样才能处理干净等等。
在2011年4月的中共湖南省委九届十中全会上，省委书记周强提出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内容的“四化两型”战略作为官方正式的表述。意图很简单：通过“四化”带动两型社会建设。
“更是现实所迫”
这在过去令人难以想象。在十年前的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存在问题的描述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企业总体活力和竞争力不够强，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面比较大，就业和再就业面临较大压力。”
直到2005年，能源与环境问题才首次出现在决策层的视野中。这一年的省两会上，时任省长周伯华用“煤电油运和资源瓶颈制约突出”来指出问题。次年，该问题被进一步描述为“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增大，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剧”。
2008年，这些问题被时任省长周强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的词语来强调。
2011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已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强这样写道：“湘江流经湖南14个市州中的8个，是湖南的‘母亲河’。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湘江水质警报频频拉响。‘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在与株洲清水塘的居民座谈时，大家用这一顺口溜描述过去的环境污染状况。”
对污染的形容多种多样。湘江污染重，株洲市的清水塘绕不过去。这里是国家“一五”“二五”期间重点投资建设的老工业基地，聚集了152家规模以上冶炼、化工、建材企业，工业结构性污染严重，一度成为湘江流域主要的重金属污染源之一。
当地有人形容得很形象：由于排污段不同，2公里长的河流初呈灰绿色，接着变黄色、黑色，最后化成红色流入湘江，人们戏称这是“鸡尾酒”。
湖南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工委书记张文雄说，“从湖南全省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更是现实所迫。湖南没有战略性的油田、煤田、气田，‘十二五’湖南发展最大的问题是能源制约，这是硬约束。”
据了解，湖南省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40％，煤、电、油、气等能源供应都比较紧张，尤其是电力紧张，电力自给能力弱。去年全国人均装机容量约为0.7千瓦，湖南约为0.43千瓦，去年湖南人均发电量1628度，仅为全国平均3488度的46.67％。
这种背景下，湖南被置于寻找一条解决环境污染与资源制约的路径之上。与国务院批复中“在长株潭城市群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这样宏观的要求相比，湖南的决策者面对着一种更直接的压力。
调研报告中，周强说，“不少干部群众曾对我讲，湘江清澈之日，就是湖南‘两型社会’建成之时。”
周强和他的领导团队决心做到这一点，他用打造“东方的莱茵河”来描绘自己的目标，该比喻显然比建设“两型社会”更能说服人，这几年，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他所接待的客人们不厌其烦地介绍“东方莱茵河”之梦。
这种决心所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2008年以来，株洲市在以牺牲清水塘地区每年30多亿元工业产值、3亿元税收的基础上，实施“炸烟囱、吃废渣、净污水、变土壤、美环境”等举措，“十一五”期间关停污染企业123家，淘汰落后产能企业79家。
长沙坪塘镇是一个以水泥、化工为主的老工业区，每年排放大量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粉尘，严重影响长沙段湘江水质和空气质量。过去由于这些企业一直是镇里财税收入主要来源，此前几次整治，效果都不明显。2009年，长沙市痛下决心，彻底关停13家污染企业，关闭整顿26家非煤矿山企业，斩断污染源。
湖南省环保厅有关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湖南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淘汰退出了14个行业271家企业，总量居全国第二位。”
为了治理湘江等流域的重金属污染，2009-2011年，湖南关停781家涉重金属企业。经核算，2011年全省废水中铅、镉、砷的排放量分别比2007年削减32.49％、26.76％和15.33％。其中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方案实施以来，淘汰退出涉重金属企业662家。
不仅仅是关停，技术改造本身也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
张文雄根据他到省质监局调研的情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锅炉改造一项，近几年该省改造工业锅炉248台，淘汰落后工业锅炉280台，改造以后热效率提高5％～10％，全年节约标准煤51万吨。目前，全省有16000台锅炉，节能的潜力巨大。近四年投资34亿元用于火电厂进行脱硫改造，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36.8万吨。
新型工业化推进
关停的另一面是高新产业发展起来。珠海兴业太阳能有限公司(下称“兴业太阳能”)正是在此契机之下落户长株潭的湘潭九华工业区。
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兴业太阳能主要包括为玻璃深加工、幕墙及铝合金加工、大型集热工程、光伏发电系统工程、太阳能工业化住宅5大业务领域提供生产制造平台。” 与兴业太阳能比邻而居的吉利汽车湘潭分公司的厂房楼顶，摆满了一块块玻璃，这正是兴业太阳能的光伏发电厂。他们利用屋顶空置空间建立的这家发电厂的发电量完全能够满足吉利和兴业太阳能的所有用电需求，吉利还获得了电价的九折优惠。
“只要有光线，就可以发电。”黄波说，这样的产业前景广阔。“单从成本来看，这套系统使用寿命为25年，六年就能收回成本，最关键的是没有污染。”
来自长株潭两型办的资料显示，湖南的“四化两型”战略已经显现出效果。一大批骨干企业和优势产业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能源等优势产业规模壮大，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南车时代收购英国丹尼斯公司，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成为行业龙头。
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肇雄表示，“2011年，湖南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20.1％，增速居全国第8位，形成了机械、食品、有色、石化、轻工、建材、冶金和电子信息制造业等8个规模过千亿的工业产业。全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31.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33％。”
得益于湖南投资环境的改善，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被引入进来。截至2012年6月，全球500强中的124家落户湖南。
此外，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加强。官方披露数据显示，“十一五”以来在风电、轻型飞机等领域实施科技重大专项36个，集中攻关272项关键瓶颈和共性技术难题，突破了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高速机车交流技术、大型盾构设备研制及产业化、5兆瓦海上风力发电机组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5％。
其中“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高性能炭／炭复合材料、百亩片亩产926公斤超级杂交稻等科技成果则被认为“抢占了世界科技的制高点”。
湖南省经信委副主任刘平凡说，“全省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逐步告别“傻、大、黑、粗”，向“高、精、尖、特”转身，工业发展质量、创新能力在中部地区居第一。”
新技术逐步被应用到生活之中。长沙大河西先导区规划展示馆建筑本身，就是典型的“两型”产品：顶楼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每天发电量可达50千瓦时，可供展馆所有的照明用电和部分动力用电。
位于洋湖湿地公园内的洋湖再生水厂，利用生态技术深度处理城市污水，使其所在的含浦片区52平方公里污水成为可利用的宝贵资源。“它的运营成本比传统的工业化污水处理厂节约70％。”长沙先导洋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危建新介绍说。
在新型工业化引擎驱动下，2002年湖南的GDP为4340.9亿元，而10年后，按不变价格计算，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两万亿，湖南的经济总量翻了5倍；人均GDP、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实现数倍增长。
最为关键的是，淘汰落后产能与推进新型工业化之间，两型社会建设的成效凸显出来。
以长沙为例。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我们的能耗、水耗、煤耗、电耗指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电耗在2006年为每万元GDP消耗600多度，去年变成了340度。煤耗则由2006年的0.96吨减为去年的0.6吨。水耗也由2006年的4.7吨减为去年的3吨多。“二氧化硫的排放和PM10检测的消减，这几年也有大幅度下降。”
湖南的“两型”探路同样受到海外专家的注目。“人类离不开自然环境，所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能对立，而应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符合这一规律，是非常可贵的探索。”美国前财政部长、美国芝加哥大学鲍尔森中心董事会主席亨利·鲍尔森在湖南考察时说，湖南将科技创新、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同建设两型社会结合起来，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具有积极意义。
制度保障
成果的背后是制度的创新和保障。
据悉，2007年底，湖南全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排当时全国倒数第三。如果污水处理率不达标，湖南就可能完不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
从2008年起，全省上下背水一战，实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三年行动计划，放开污水处理投资领域，广泛采取基础设施特许模式(BOT)、“移交－经营－移交”模式(TOT)、委托运营等模式建设，三年共新建119个污水处理厂，每个县城都建有一个以上污水处理厂，全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由19.94％提高到72％。
更为重要的是，排污权交易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被建立起来。长沙市环境资源交易所所长刘中说：“以前企业污水排多排少一个样，现在排污多了要交费，少排污的话，节省下来的排污指标可以拿到市场上卖钱，企业排污治污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这种探索本身亦是中央所期许的。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总体要求是“三个率先”，即率先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机制，率先积累传统工业化成功转型的新经验，率先形成城市群发展的新模式。
节能公司的模式也被引入进来。传统的节能投资方式下，节能项目的所有风险由实施节能投资的企业承担，而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中，其资金可以由企业投入，也可以由专业的节能服务公司投入。合同能源管理实质是把“节能”当作投资，项目实施后节省的能源费用成为投资回报，投资各方根据事先协议从中分享利润，合同期满后，节能设备及长期收益全部归耗能企业所有。
湖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欧阳彪介绍，正大力推进合同能源管理，积极培育节能服务公司，目前全省共有122家公司获国家备案，数量居中西部第一，去年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300余个。“十一五”期间，湖南全省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2940多万吨标准煤，以年均8.8％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持了年均14％的经济增速。
张文雄还提出，要完善环保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增强公众资源环境意识，加强对资源环境的监督，确保法律法规实施执行到位。“公开是一种最好的监督，绿色湖南建设，涉及范围很大，但其关键点，一个是水的质量，一个是大气的质量，要向老百姓公布。这是最好的监督。”
类似这样的制度体系被构架出来。以《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空间开发与布局规划(2008-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2010-2030年)》为代表的两型社会长远发展制度体系相继出台。
更重要的是，周强提出，“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办法，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质量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禁止开发区实行有区别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各地按主体功能区定位推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