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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领域，出现中国的声音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但具体的评估方法还是应该与国际标准接轨，跳出一国经验的局限”
7月14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的网站上更新了一条新闻：“大公国际将美国国家信用等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消息发布没多久，大公国际宣传部总经理肖常燕的手机就响个不停。肖常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信用评级确有其出处。她指着刚出炉的大公国际针对67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报告》，试图打消提问者的疑惑：“未来三年里，美国到期债务将分别达到3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和1.3万亿美元。”
对于这组数据，上述报告称，“本次跟踪评级研究验证了上次评级的判断，展现出其偿债能力的持续下降趋势，因此大公国际将美国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大公国际在2010年7月发布了中国首部国家信用评级标准，以及对67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一年之后，随着对一些国家评级跟进信息的不断发布，大公国际版的国家主权评级报告的非西方特色日益凸显，并引起世界范围的同行和研究者们的关注。
中国发出了声音
这并非大公国际第一次看空美国还债能力。
2010年，大公国际在首次发布全球67个国家和地区的信用评级报告时，就将美国的评级定在AA级，与中国处于同一级别。同年11月19日，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被大公国际下调至A级，与马来西亚、爱沙尼亚、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比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对美国的评级低了两级。
被下调级别的还不仅仅是美国。今年7月以来，考虑到欧洲债务危机并未解除，大公国际将英国、日本国家信用级别分别下调一级，并将法国、意大利等国国家信用等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目前，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对这些国家的评级仍普遍高于大公国际的评级。
依照国际惯例，主权信用等级一般分为9个等级，从AAA到C，依次表明国家偿债能力由从强到弱的程度。评级之外，还有对于未来预期的展望，分为稳定和负面两种，如果给予负面展望，往往意味着有被降级的风险。
目前，美国的三家评级公司：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基本垄断了全球从国家主权信用到各类公司债券的评级业务。
大公国际发布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报告的最大特点是，他们对67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评级结果，有近一半与穆迪、标准普尔、惠誉这三家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结论不同。比如，穆迪给予美国是最高级别，但在大公国际的报告里则被降为次高级别；而对中国、沙特、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大公国际的评级又普遍比穆迪们要高出一到两个级别。
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对一些国家评级结果与穆迪等评级有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评级标准有所不同。
在标准普尔的评级体系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大公国际更强调经济增速；此外，对于政治体制的评价上，标准普尔的标准是越接近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得分越高，而大公国际更强调越能经济增长的政治体制其得分就越高。
对于评级标准的差异，国内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沅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任何机构所发布的评级报告，都是根据一些客观的规则和事实所作出的主观评价、分析和判断，因此，评级无所谓对错，它只是一个观点而已。
在关建中看来，大公国际发布的评级结果对于穆迪等机构也产生了影响。
在大公国际将美国评级下调至A级的半年后，今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政府评级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7月14日，穆迪公开表示，若美国政府和国会就上调举债上限没达重大的协议，如长期减赤计划等，可能给予美国平等负面展望。
早在2010年7月11日，大公国际发布初评结果时，赋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主要发生国的信用等级，基本上都低于穆迪等三家机构当时订下的级别。随后，当欧洲债务危机波及国家范围进一步扩大后，穆迪等三家评级机构才大幅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信用等级。此外，穆迪和标准普尔在去年11月和今年5月间，分别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上调一级至AA-，与大公国际对中国的评级接近。
穆迪们的危机
中国发出评级声音的同时，穆迪、標准普尔、惠誉三大信用评级巨头正在遭遇一场信任危机。
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外界就质疑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三大评级公司，为何对潜在危机的预警如此滞后。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上述三家公司授予大量美国次级抵押债券（事后证明为垃圾债券）与美国国债同等的AAA级别。
当年5月初，美国证监会启动对这三家信用评级机构的调查，以确认其在次贷危机期间是否有不妥或是违法的行为。美国证监会交易和市场部主管埃里克·西里称，监管当局要求这些公司提供评级方法，并解释结构金融产品评级纠错的方法和程序。
最终，美国证监会认定，评级行业具有与客户公司“私下交流过度、缺乏透明性、缺乏竞争性”这“三宗罪”。欧盟也对三大评级公司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和服务业的委员查利·麦克里维2008年7月3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次贷危机表明，以往由信用评级机构实行自律的做法不能奏效，因此必须在欧盟层面采取立法行动以加强监管。
次贷危机也为国际评级业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行业洗牌契机。
今年7月初，欧盟委员会金融服务委员巴尼耶表示，近期评级机构接连下调欧元区成员国评级，是引发欧债危机升级的主因，因此，他建议欧洲应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今年以来，穆迪公司已经下调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其中，穆迪曾于7月6日，一天内将葡萄牙国债评级连降4级至“垃圾级”。
中国也有过类似遭遇。早在2003年底，中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标准普尔宣布，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其余13家商业银行都不具备投资价值，这相当于将中国银行业信用定为“垃圾等级”，为后来的银行上市增添了难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由于中国的评级公司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因此，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级别常常被穆迪等三巨头压低。
中国的评级行业最早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但受制于国内大的金融环境，其发展速度一直滞后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拥有近百家评级机构，但其中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评级机构仅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资信、大公国际等四家，这些公司的总营收占据了全行业收入的6成以上。
从2006年开始，美国评级机构也加快了与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与控制。
目前，在国内四大评级机构中，除大公国际外，国内另外三大评级机构均有合资背景。穆迪早在2006年就购入中诚信49%的股份，2007年，联合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亦有49%的股份为惠誉所持有，2008年，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资信达成技术服务合作协议。
随着国内评级公司与外资的合资增多，监管层的态度也开始出现微妙的转变。
商务部发布的2007年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里，评级行业首次被确定为“限制投资”级别。一年后，2008年3月25日，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完善市场筛选机制和市场监管体系，培养具有民族品牌、社会公信力的征信机构。”
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公司开始借助政策东风扩大业务范围。目前，除大公国际外，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也在进行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前期研究，以扩大在业内的话语权。
中国特色，还是世界标准？
如何突破外资的包围圈，提升盈利空间，一直是困扰国内评级企业的一个难题。
大公国际选择了改变评级规则的方法，来争食穆迪们所占领的市场。但打破三巨头在全球评级市场的垄断地位，却并非易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的研究发现，200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80家信用评级机构中，有近40%的企业亏损。
目前，国内主要评级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发行方为评级所支付的费用，这也是国际评级行业的通行盈利模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级业内人士表示，在这种发行人付费的模式下，经常会出现两家评级公司为获得一个客户相互竞争，提高该企业信用等级的现象。
前述人士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发布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这块业务本身并不盈利，但是可以帮助企业扩大市场影响，为日后在其他业务扩张打下基础。
在发布6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半年多后，大公国际接到了一份海外“订单”，被该公司视为海外的市场的一个重要突破。
今年3月，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马来西亚国际商业银行（CIMB）委托大公国际对其主体进行了评级，据大公国际透露，这是该公司首次运用非西方的国际信用评级标准，来评价一家国际金融企业信用。
但这种非西方国际信用评级的标准，能否在更大范围内为市场所接受，目前仍不明确。
“按照中国特色去评估国际市场竞争力可能并不合适。”中国外汇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领域，出现中国的声音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但具体的评估方法还是应该与国际标准接轨，跳出一国经验的局限。
7月14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的网站上更新了一条新闻：“大公国际将美国国家信用等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消息发布没多久，大公国际宣传部总经理肖常燕的手机就响个不停。肖常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信用评级确有其出处。她指着刚出炉的大公国际针对67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报告》，试图打消提问者的疑惑：“未来三年里，美国到期债务将分别达到3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和1.3万亿美元。”
对于这组数据，上述报告称，“本次跟踪评级研究验证了上次评级的判断，展现出其偿债能力的持续下降趋势，因此大公国际将美国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大公国际在2010年7月发布了中国首部国家信用评级标准，以及对67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一年之后，随着对一些国家评级跟进信息的不断发布，大公国际版的国家主权评级报告的非西方特色日益凸显，并引起世界范围的同行和研究者们的关注。
中国发出了声音
这并非大公国际第一次看空美国还债能力。
2010年，大公国际在首次发布全球67个国家和地区的信用评级报告时，就将美国的评级定在AA级，与中国处于同一级别。同年11月19日，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被大公国际下调至A级，与马来西亚、爱沙尼亚、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比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对美国的评级低了两级。
被下调级别的还不仅仅是美国。今年7月以来，考虑到欧洲债务危机并未解除，大公国际将英国、日本国家信用级别分别下调一级，并将法国、意大利等国国家信用等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目前，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对这些国家的评级仍普遍高于大公国际的评级。
依照国际惯例，主权信用等级一般分为9个等级，从AAA到C，依次表明国家偿债能力由从强到弱的程度。评级之外，还有对于未来预期的展望，分为稳定和负面两种，如果给予负面展望，往往意味着有被降级的风险。
目前，美国的三家评级公司：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基本垄断了全球从国家主权信用到各类公司债券的评级业务。
大公国际发布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报告的最大特点是，他们对67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评级结果，有近一半与穆迪、标准普尔、惠誉这三家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结论不同。比如，穆迪给予美国是最高级别，但在大公国际的报告里则被降为次高级别；而对中国、沙特、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大公国际的评级又普遍比穆迪们要高出一到两个级别。
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对一些国家评级结果与穆迪等评级有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评级标准有所不同。
在标准普尔的评级体系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大公国际更强调经济增速；此外，对于政治体制的评价上，标准普尔的标准是越接近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得分越高，而大公国际更强调越能经济增长的政治体制其得分就越高。
对于评级标准的差异，国内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沅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任何机构所发布的评级报告，都是根据一些客观的规则和事实所作出的主观评价、分析和判断，因此，评级无所谓对错，它只是一个观点而已。
在关建中看来，大公国际发布的评级结果对于穆迪等机构也产生了影响。
在大公国际将美国评级下调至A级的半年后，今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政府评级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7月14日，穆迪公开表示，若美国政府和国会就上调举债上限没达重大的协议，如长期减赤计划等，可能给予美国平等负面展望。
早在2010年7月11日，大公国际发布初评结果时，赋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主要发生国的信用等级，基本上都低于穆迪等三家机构当时订下的级别。随后，当欧洲债务危机波及国家范围进一步扩大后，穆迪等三家评级机构才大幅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信用等级。此外，穆迪和标准普尔在去年11月和今年5月间，分别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上调一级至AA-，与大公国际对中国的评级接近。
穆迪们的危机
中国发出评级声音的同时，穆迪、標准普尔、惠誉三大信用评级巨头正在遭遇一场信任危机。
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外界就质疑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三大评级公司，为何对潜在危机的预警如此滞后。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上述三家公司授予大量美国次级抵押债券（事后证明为垃圾债券）与美国国债同等的AAA级别。
当年5月初，美国证监会启动对这三家信用评级机构的调查，以确认其在次贷危机期间是否有不妥或是违法的行为。美国证监会交易和市场部主管埃里克·西里称，监管当局要求这些公司提供评级方法，并解释结构金融产品评级纠错的方法和程序。
最终，美国证监会认定，评级行业具有与客户公司“私下交流过度、缺乏透明性、缺乏竞争性”这“三宗罪”。欧盟也对三大评级公司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和服务业的委员查利·麦克里维2008年7月3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次贷危机表明，以往由信用评级机构实行自律的做法不能奏效，因此必须在欧盟层面采取立法行动以加强监管。
次贷危机也为国际评级业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行业洗牌契机。
今年7月初，欧盟委员会金融服务委员巴尼耶表示，近期评级机构接连下调欧元区成员国评级，是引发欧债危机升级的主因，因此，他建议欧洲应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今年以来，穆迪公司已经下调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其中，穆迪曾于7月6日，一天内将葡萄牙国债评级连降4级至“垃圾级”。
中国也有过类似遭遇。早在2003年底，中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标准普尔宣布，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其余13家商业银行都不具备投资价值，这相当于将中国银行业信用定为“垃圾等级”，为后来的银行上市增添了难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由于中国的评级公司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因此，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级别常常被穆迪等三巨头压低。
中国的评级行业最早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但受制于国内大的金融环境，其发展速度一直滞后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拥有近百家评级机构，但其中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评级机构仅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资信、大公国际等四家，这些公司的总营收占据了全行业收入的6成以上。
从2006年开始，美国评级机构也加快了与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与控制。
目前，在国内四大评级机构中，除大公国际外，国内另外三大评级机构均有合资背景。穆迪早在2006年就购入中诚信49%的股份，2007年，联合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亦有49%的股份为惠誉所持有，2008年，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资信达成技术服务合作协议。
随着国内评级公司与外资的合资增多，监管层的态度也开始出现微妙的转变。
商务部发布的2007年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里，评级行业首次被确定为“限制投资”级别。一年后，2008年3月25日，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完善市场筛选机制和市场监管体系，培养具有民族品牌、社会公信力的征信机构。”
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公司开始借助政策东风扩大业务范围。目前，除大公国际外，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也在进行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前期研究，以扩大在业内的话语权。
中国特色，还是世界标准？
如何突破外资的包围圈，提升盈利空间，一直是困扰国内评级企业的一个难题。
大公国际选择了改变评级规则的方法，来争食穆迪们所占领的市场。但打破三巨头在全球评级市场的垄断地位，却并非易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的研究发现，200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80家信用评级机构中，有近40%的企业亏损。
目前，国内主要评级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发行方为评级所支付的费用，这也是国际评级行业的通行盈利模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级业内人士表示，在这种发行人付费的模式下，经常会出现两家评级公司为获得一个客户相互竞争，提高该企业信用等级的现象。
前述人士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发布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这块业务本身并不盈利，但是可以帮助企业扩大市场影响，为日后在其他业务扩张打下基础。
在发布6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半年多后，大公国际接到了一份海外“订单”，被该公司视为海外的市场的一个重要突破。
今年3月，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马来西亚国际商业银行（CIMB）委托大公国际对其主体进行了评级，据大公国际透露，这是该公司首次运用非西方的国际信用评级标准，来评价一家国际金融企业信用。
但这种非西方国际信用评级的标准，能否在更大范围内为市场所接受，目前仍不明确。
“按照中国特色去评估国际市场竞争力可能并不合适。”中国外汇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领域，出现中国的声音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但具体的评估方法还是应该与国际标准接轨，跳出一国经验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