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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过：“中小学语文教育效果很差”“十年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15年前，北大中文系朱德熙教授说过：“现在的小学（语文）教育简直是摧残儿童！”
5年前，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说过：“语文教育面临一个悲哀，不少学生对语文失去了兴趣。”
“中国语文高峰论坛”与会的许多教师和作家承认:“语文教育效率不高”，“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与日俱减”。
语文问题的解决是愈来愈紧迫了！
语文界的同仁一直在不懈地探讨语文的出路。30年时间，有关语文的出版物多不胜数，以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最时尚的理论给语文教学诊治疾病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可是语文还是重病缠身。也许人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汉字、汉语与汉文化的关系。现在通行的文本解析的教学方法是从西方传入的，数十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它不切合中国国情。中国的语文教育应该打上鲜明的“中国制造”标记。为此，我们有理由把目光转向弃置已久的传统教育。
社会上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的传统教育就是语文教育，但实际上两者却大异其趣。传统教育，注重人的道德品行、人格操守培养，秉持“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理念来教育学生，以期最终“化民成俗”，建设一个有利于“建国君民”的社会；现代语文教育注重的是学好语言文字，能够自如地运用这个工具来学习各种人文科目和自然科目，参与社会生活。简单地说，传统教育重在“传道”，而现代语文教育重在“传器”。传统教育有一套沿袭两千多年的主干教材，这套教材代表了中国的主流文化，所以学生从幼儿到成人都接触到系统的文化。而现代语文教育的教材却时时翻新，忽而“姓”政治，忽而“姓”文学；忽而重名文，忽而又讲实用，始终“居”无定所。传统教育，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老师是指导兼督导，学生的主要功课是朗读和背诵，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轻松，不过数年，不但对中国文化能入其门墙，初涉堂奥，而且自然“习得”运用语言文字的功夫。语文教育，老师充当主角，学生是配角，课堂上，老师占用大部分时间，滔滔而讲，学生枯坐堂下，恹恹而听。课下，老师疲于备课批作业，学生题海苦渡，教学双方如牛负重，怨教怨学“蔚然成风”。传统教育以科举考试为驱动力，考题要求学子站在文化的角度解决与修身治国有关的问题，从而引导学生钻研文化。语文教育也以考试为动力，偏重于操作层面的表达能力考核，所出题型大多是文字的片段，引导学生注重语文的细枝末节，这既严重阻碍了语感的形成，又远离了文化。以上所述是两者区别的荦荦大者。最后的结果是明显不过的，传统教育下的受教者语文功底扎实，常常是未到成年，写字、作文、思想已相当可观，传统文化也得以继承。语文教育的受教者，则虚掷年华，十数年过后依然是“大多数不过关”（吕叔湘语）。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非常生疏、淡漠。换言之，他们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认同心理，更别说亲近感、眷念感，由此弱化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因此很大一部分精英学生负笈海外后，便毫不犹疑地选择留居异域。这和过去的留学生是有明显区别的。传统文化缺位的语文教育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传统文化的书籍都是用文言记录的，学校教的却是白话文。这是继承的最大障碍。科学地看待文言与白话的关系，恢复文言的应有地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百年前，文言被打入“冷宫”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它是记载传统文化的工具，传统文化既遭贬黜，文言也罪责难逃，在一片声讨中被迫逊出历史舞台。二是文言被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所以要故意造成它的烦、难，不让民众介入。三认为文言是“僵死”的，难懂、难学，白话是鲜活的。要开发民智，就必须废止文言提倡白文。三种理由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文言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因素。中国地域广大，方言复杂，各地的人操不同的口音、用不同的词汇、甚至不同的语法，根本无法交际，只能靠统一的汉字和统一的书面语——文言文来交流。所以是中国的国情选择了文言文，使它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莫大功臣，把历代统治者推行文言归因于利己的统治，这是滥用阶级分析。其次，旧时代民众之所以不能掌握文言，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受压迫，教育未能普及，与文言的所谓“难”学风马牛不相及。可见，当年文言的遭贬弃，虽然是社会革新浪潮所致，但确是缺乏理性的盲目行为。
对于文言还有论述的必要。这种书面语存在至少三千年了，它的优点在于端庄文雅。传世的文言文几乎都是“思无邪”的，尤其是儒家文章，符合明道、传道的传统，历代都不允许淫思邪念和粗词鄙语进入它的语用系统。其次是简洁精炼，妥帖适宜、字无可删、句无可削是它的行文标准。其三，它是汉字运用的典范。汉字是单音节的音义文字，在同音字众多，声调不一的语言环境中，汉字的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文言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探讨文言文对白话文的作用是饶有启发的。当年斥文言倡白话的风云人物，如胡适、鲁迅、郭沫若，哪个没受过文言的熏陶？文言给了他们厚实的文字功夫，所以一旦改写白话（注意:他们可没上过新式语文课），个个都是圣手。毛泽东、朱自清、闻一多等人也是这样，他们自幼饱读经史，改写白话，无论政论、散文、诗歌都能盛行当世，垂范后昆。凡从文言这条路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如钱锺书、吕叔湘等人，他们厚实的基础也离不开文言的底子。这足以说明，文言能使白话的表达更简练、更贴切、更精致、更丰富。朱德熙先生曾感叹上世纪50年代后培养的学生“窄”和“漏”，我猜想这与文言的失势失尊不无关系。时下，母语使用的环境很为严峻。传统文化的背景已完全隐去，一些浅显的文言词语已难倒了许多学人;各种粗俗鄙陋的话语堂而皇之地流行于世。大部分人字写得七扭八歪，错别字连篇，孩子造句闹出“我的童年很性福”的笑话，高中生写出“腊炬成灰泪屎干”的尴尬，大学生的语文能力也每况愈下。新一波的语言文字混乱现象正向我们涌来，而且是大范围的、空前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有必要彻底改变语文的生存状态。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语文界和学术界一直在为语文诊脉治病，但收效甚微，似成绝症。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就对整理我国古代典籍发出指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继承寄予厚望。我们何不折回到传统的路子上去呢？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它造就了历史上群星灿烂的文化人，其中含有每个时代的文化“大家”，它使得一个悠久的民族有了精神的文化寄托，它使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新时代的语文教育，我们可以从内容、教授方法上适当改造它，使它更有效、更完善。汉字、汉语、汉文化在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我们回归传统，就能使它们并驾齐驱、齐心协力，承续教育传统，再为中华文明铸造辉煌。
中国的文化正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但同时又感到身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修养还很不够，这是语文教育造成的。拖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欣喜地看到，大量蒙学读物、国学书籍已在出版;许多地方自发地出现了私塾式的教学;古代诗歌散文的朗诵活动此起彼伏，使人感到人心思“归”的涌潮已经出现。万舟待发，只欠东风。我们真切希望每一个国人，无论其身处何方，无论其所事何业、无论其所居何位，通过语文教育，都能对中华文化有一份敬畏、挚爱之情，都能受其熏染，明晓其要义，我们寄望于这样的语文教育。我们深信，经过一二代人的努力，语文的沉疴顽症一定会彻底治愈，一定会为中华文明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15年前，北大中文系朱德熙教授说过：“现在的小学（语文）教育简直是摧残儿童！”
5年前，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说过：“语文教育面临一个悲哀，不少学生对语文失去了兴趣。”
“中国语文高峰论坛”与会的许多教师和作家承认:“语文教育效率不高”，“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与日俱减”。
语文问题的解决是愈来愈紧迫了！
语文界的同仁一直在不懈地探讨语文的出路。30年时间，有关语文的出版物多不胜数，以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最时尚的理论给语文教学诊治疾病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可是语文还是重病缠身。也许人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汉字、汉语与汉文化的关系。现在通行的文本解析的教学方法是从西方传入的，数十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它不切合中国国情。中国的语文教育应该打上鲜明的“中国制造”标记。为此，我们有理由把目光转向弃置已久的传统教育。
社会上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的传统教育就是语文教育，但实际上两者却大异其趣。传统教育，注重人的道德品行、人格操守培养，秉持“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理念来教育学生，以期最终“化民成俗”，建设一个有利于“建国君民”的社会；现代语文教育注重的是学好语言文字，能够自如地运用这个工具来学习各种人文科目和自然科目，参与社会生活。简单地说，传统教育重在“传道”，而现代语文教育重在“传器”。传统教育有一套沿袭两千多年的主干教材，这套教材代表了中国的主流文化，所以学生从幼儿到成人都接触到系统的文化。而现代语文教育的教材却时时翻新，忽而“姓”政治，忽而“姓”文学；忽而重名文，忽而又讲实用，始终“居”无定所。传统教育，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老师是指导兼督导，学生的主要功课是朗读和背诵，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轻松，不过数年，不但对中国文化能入其门墙，初涉堂奥，而且自然“习得”运用语言文字的功夫。语文教育，老师充当主角，学生是配角，课堂上，老师占用大部分时间，滔滔而讲，学生枯坐堂下，恹恹而听。课下，老师疲于备课批作业，学生题海苦渡，教学双方如牛负重，怨教怨学“蔚然成风”。传统教育以科举考试为驱动力，考题要求学子站在文化的角度解决与修身治国有关的问题，从而引导学生钻研文化。语文教育也以考试为动力，偏重于操作层面的表达能力考核，所出题型大多是文字的片段，引导学生注重语文的细枝末节，这既严重阻碍了语感的形成，又远离了文化。以上所述是两者区别的荦荦大者。最后的结果是明显不过的，传统教育下的受教者语文功底扎实，常常是未到成年，写字、作文、思想已相当可观，传统文化也得以继承。语文教育的受教者，则虚掷年华，十数年过后依然是“大多数不过关”（吕叔湘语）。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非常生疏、淡漠。换言之，他们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认同心理，更别说亲近感、眷念感，由此弱化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因此很大一部分精英学生负笈海外后，便毫不犹疑地选择留居异域。这和过去的留学生是有明显区别的。传统文化缺位的语文教育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传统文化的书籍都是用文言记录的，学校教的却是白话文。这是继承的最大障碍。科学地看待文言与白话的关系，恢复文言的应有地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百年前，文言被打入“冷宫”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它是记载传统文化的工具，传统文化既遭贬黜，文言也罪责难逃，在一片声讨中被迫逊出历史舞台。二是文言被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所以要故意造成它的烦、难，不让民众介入。三认为文言是“僵死”的，难懂、难学，白话是鲜活的。要开发民智，就必须废止文言提倡白文。三种理由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文言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因素。中国地域广大，方言复杂，各地的人操不同的口音、用不同的词汇、甚至不同的语法，根本无法交际，只能靠统一的汉字和统一的书面语——文言文来交流。所以是中国的国情选择了文言文，使它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莫大功臣，把历代统治者推行文言归因于利己的统治，这是滥用阶级分析。其次，旧时代民众之所以不能掌握文言，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受压迫，教育未能普及，与文言的所谓“难”学风马牛不相及。可见，当年文言的遭贬弃，虽然是社会革新浪潮所致，但确是缺乏理性的盲目行为。
对于文言还有论述的必要。这种书面语存在至少三千年了，它的优点在于端庄文雅。传世的文言文几乎都是“思无邪”的，尤其是儒家文章，符合明道、传道的传统，历代都不允许淫思邪念和粗词鄙语进入它的语用系统。其次是简洁精炼，妥帖适宜、字无可删、句无可削是它的行文标准。其三，它是汉字运用的典范。汉字是单音节的音义文字，在同音字众多，声调不一的语言环境中，汉字的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文言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探讨文言文对白话文的作用是饶有启发的。当年斥文言倡白话的风云人物，如胡适、鲁迅、郭沫若，哪个没受过文言的熏陶？文言给了他们厚实的文字功夫，所以一旦改写白话（注意:他们可没上过新式语文课），个个都是圣手。毛泽东、朱自清、闻一多等人也是这样，他们自幼饱读经史，改写白话，无论政论、散文、诗歌都能盛行当世，垂范后昆。凡从文言这条路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如钱锺书、吕叔湘等人，他们厚实的基础也离不开文言的底子。这足以说明，文言能使白话的表达更简练、更贴切、更精致、更丰富。朱德熙先生曾感叹上世纪50年代后培养的学生“窄”和“漏”，我猜想这与文言的失势失尊不无关系。时下，母语使用的环境很为严峻。传统文化的背景已完全隐去，一些浅显的文言词语已难倒了许多学人;各种粗俗鄙陋的话语堂而皇之地流行于世。大部分人字写得七扭八歪，错别字连篇，孩子造句闹出“我的童年很性福”的笑话，高中生写出“腊炬成灰泪屎干”的尴尬，大学生的语文能力也每况愈下。新一波的语言文字混乱现象正向我们涌来，而且是大范围的、空前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有必要彻底改变语文的生存状态。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语文界和学术界一直在为语文诊脉治病，但收效甚微，似成绝症。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就对整理我国古代典籍发出指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继承寄予厚望。我们何不折回到传统的路子上去呢？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它造就了历史上群星灿烂的文化人，其中含有每个时代的文化“大家”，它使得一个悠久的民族有了精神的文化寄托，它使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新时代的语文教育，我们可以从内容、教授方法上适当改造它，使它更有效、更完善。汉字、汉语、汉文化在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我们回归传统，就能使它们并驾齐驱、齐心协力，承续教育传统，再为中华文明铸造辉煌。
中国的文化正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但同时又感到身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修养还很不够，这是语文教育造成的。拖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欣喜地看到，大量蒙学读物、国学书籍已在出版;许多地方自发地出现了私塾式的教学;古代诗歌散文的朗诵活动此起彼伏，使人感到人心思“归”的涌潮已经出现。万舟待发，只欠东风。我们真切希望每一个国人，无论其身处何方，无论其所事何业、无论其所居何位，通过语文教育，都能对中华文化有一份敬畏、挚爱之情，都能受其熏染，明晓其要义，我们寄望于这样的语文教育。我们深信，经过一二代人的努力，语文的沉疴顽症一定会彻底治愈，一定会为中华文明续写新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