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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日，欧洲中央银行（简称欧洲央行）宣布将当时的量化宽松（QE）计划延期7个月至2017年3月，每月采购资产规模维持600亿欧元不变。消息一出，欧元在国际货币市场的表现直线上升，一度创造兑美元汇率的全年最高。今年3月10日，欧洲央行不仅下调三大存款利率，还将QE规模从每月600亿欧元加码至800亿欧元，同时扩大QE范围，将投资级别的非银行公司债券纳入资产购买行列。然而此番决策，不仅未能达到去年的良好效果，还招来了“官司”。
成员国不满QE
5月中旬，德国当地一个由专家和企业家组成的团体在该国最高法院对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提起诉讼。该诉讼针对欧洲央行在欧元区的货币措施展开，目前已经交由德国宪法法院审理。据悉，该诉讼团体认为欧洲央行为达成通货膨胀目标所采取的购买企业债的方法已经超出了该央行权限，对德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构成无法估量的风险，并且让德国普通纳税人额外承压。
其实早在2012年，德国法院就受理过一起针对欧洲央行即期资产交易计划的诉讼。尽管最终欧盟最高法庭支持了该项计划，计划本身却遭到了削减。而2011年，欧洲央行更是在英国政府针对其清算规定的诉讼中直接失败。
“作为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之一，欧洲央行决策受质疑的时候并不少，毕竟众口难调，但是自从2015年3月实施量化宽松以来，批评和质疑比从前更加明显”，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白明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宣布启动量化宽松计划，其核心内容是自当年3月1日开始，在未来19个月中每月采购600亿欧元的资产。可是自QE实施以来，欧元区19国的物价上涨举步维艰，而计划的核心目标——达到通胀率2%——似乎遥遥无期。一方面，原本全球经济就没能为欧洲经济复苏提供良好环境，另一方面，欧洲自身成长速度与前景也令人忧心不已。
白明指出，恰恰是这种整体困难的局面，让欧盟成员国对欧洲央行产生不满情绪。
“起诉的行为表达了成员国对欧洲央行有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需要以正当途径表达出来。欧元区作为一个大家庭，成员国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有富有穷，有些国家经济内生动力比较强，量化宽松不仅不会带来好处反倒形成压力，有些国家则需要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发展”。
按照白明的分析，英国若反对欧洲央行的决策还“情有可原”，毕竟近些年来想要脱离欧盟的声音一直在英国本土盛行，况且它也并非欧元区国家。相比之下，德国的举动更令外界关注。作为欧盟经济的火车头、政治决策的主心骨，德国似乎理应为了“大家庭”的发展尽心尽力，也更应该对欧洲央行的决策表示拥趸态度。
可是，即便在QE出台之初，德国央行的态度就是反对，而量化宽松实施至今已近16个月，德国对欧洲央行的决策更数度表示怀疑。这又是为什么？
“有病才需要吃药，可是把药掺在饭里，大家都不得不吃，当然有人不开心”，白明的回答一针见血。此外，德国历史上两度经历严重通货膨胀，第一次为希特勒上台提供契机，第二次发生在二战后，让本已痛苦不堪的民众生活更加悲惨。所以，“德国宁愿要通缩也不要通胀，他们对后者非常恐惧”。
除此之外，量化宽松本身似乎也没有为支持它的人们提供更多理由。不管是2015年12月对量化宽松的延期，还是今年3月对QE规模的加码，欧洲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在QE实施后的任何时刻都从未实现过，不断的量化宽松政策反倒成了欧盟一些成员国的“救济”。
“增加QE规模意味着欧洲央行每月向欧盟成员国购买的公共债务得到增加，这无形中为主权评级得分并不高的国家提供了支撑。就好像拿着大家的钱给一些困难国家买单，可是原本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整个欧盟层面的。最重要的是，目标难以达成、成员国不满、经济还不能好转，这些问题都综合起来，更加不好解决”，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教授张之骧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央行左右为难
困境往往滋生流言与猜测。
国内媒体从5月中下旬开始集中出现关于欧洲央行责任人将机密信息提前泄露给商业银行的报道。《经济》记者整理发现，尽管许多报道标题以“泄密”为主，内容却没有关于此的确定证据。多数观点将矛头指向欧洲央行多名官员在上海G20会议期间与高盛、贝莱德、瑞信等商业机构进行会面，并暗示双方就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进行谈论。
“其实国际会议期间，政府官员与商业机构高层负责人交流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对领域内的问题很熟悉，互相提出的问题会比较有针对性。如果说商业银行根据欧洲央行官员的话语推测出什么，那很难说后者泄密。再者，什么是泄密，怎么做叫泄密，还要看规定”，张之骧这样回答记者的疑惑。
而外界之所以猜测欧洲央行官员泄密，是因为今年3月份的QE加码没能引起市场该有的反应，而商业机构面对这一明显变化显得太过冷静。但是按照张之骧的解释，任何消息出台，市场的反应都不一定符合预期，如果按照这点就怀疑欧洲央行内部人员泄密，未免有失严谨。
在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看来，欧洲商业银行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他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欧洲央行的低利率已经很大程度地压缩了该地区商业银行的获利空间，“国家央行可以负利率但是商业银行不可以，商业银行一边要给央行付钱，一边还要为留住客户尽量保持有竞争性的利率水平”。
丁纯指出，如果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不好，必然影响欧洲央行，在低利率目前尚未明显刺激经济和带动消费与投资的情况下，欧洲央行也实在左右为难。
“今年3月的加码，已经说明欧洲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从600亿欧元到800亿欧元，加上6个月的延期，幅度都较大，这很容易造成‘道德风险’”，丁纯这样说。所谓道德风险，是指欧洲央行为提振经济而做出的政策调整最终因过度购买某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债从而造成恶性竞争，破坏了规矩。也正因此，欧洲央行从最初就为自己设置上限——单一国家公债持有量不超过目标国国债总量的三分之一。 他还提醒，欧债危机过后，欧洲央行始终扮演欧洲经济“拯救者”的角色，它要调整政策刺激经济，又要小心翼翼不从理论上打破规则，要协同欧盟层面上的其他机构团结各国，还要在某些成员国遭遇困境时伸出援手。“欧洲央行无形中被赋予具体政策执行者的地位，倾向利用技术手段处理问题，但并非所有技术手段都能得到欧盟成员国的一致认可”。
当下更需团结
丁纯透露，欧盟一些核心国家对欧洲央行的指摘近来愈加严重，除了德国，芬兰、奥地利、荷兰等也数次表示不满。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徐明棋指出，欧盟成员国当下应该记得欧盟成立以来为每个国家带来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好处，而不只是它的问题。
“欧洲央行已经很尽力，大家都能看到它试图在原则和救济中寻求平衡点，有些国家情况好一些。认为量化宽松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但至少目前这一状况还没有出现”，徐明棋这样分析。
在他看来，不少经济发展良好的欧盟成员国对欧洲央行的做法表示不满，但这些国家需要谨慎对待总认为自己吃亏的态度。以德国为例，该国从欧洲经济一体化中获利众多，如果不是出口障碍大幅度减少，德国内部有限的市场不会为近些年来该国经济发展带来如此巨大贡献。既然受益良多，承担义务自然不在话下。
此外，徐明棋指出，欧盟成员国也应该意识到欧洲央行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该机构的任何公开评价都要尽量做到公正才好。
5月19日，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显示，该机构官员们就捍卫欧洲央行的独立性达成一致。他们普遍认同，有必要对抗怀疑货币政策对通胀回升作用的观点。该机构管理委员会一官员指出，欧洲央行独立性是欧元区基石之一，货币政策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对于上述观点，徐明棋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效果是有极限的，而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范围内可以为提振经济做出的贡献也很有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在自己可以承担的范围内为支持欧洲经济复苏做出努力，但欧盟经济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短期的，有些是欧债危机以来就没有解决的”，这些问题单靠欧洲央行是解决不了的。
理论分析不如事实来得更直白。该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普雷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们对欧洲央行提高通货膨胀率的能力失去信心的风险在上升，一些薪资数据已暗示了这一点。普雷特透露，“通胀脱锚的风险显然已增加，我们在部分国家已经看到薪资形成脱锚的迹象，尽管如此，欧洲央行并没有因此做出通胀预期已脱锚的结论。”
货币政策不是根源
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明礼看来，至少对于2%的通胀目标来说，量化宽松计划似乎已经失败。
欧盟统计局5月18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19国4月份的年化通胀率为-0.2%。这是继今年2月后欧元区再次划入负区间，外界一致认为提升通胀的努力遭遇了低油价、经济复苏缓慢的挑战。
“欧洲央行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量化宽松，开始于2015年的QE也是第一次，主要目标就是提升通货膨胀率至2%左右，但是至今，从没有一个时刻距离这一目标近一些”，刘明礼说。从这个角度看，量化宽松的实施效果非常不理想。
实现通胀目标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导致通货收缩的罪魁祸首却另有其他。刘明礼指出，欧洲整体社会需求不足、能源价格低廉是通胀目标久谋不得的原因。尽管近期石油价格有所回暖，但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发展迟缓对通胀造成的负面影响显然占据主导位置。
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追究到欧洲经济基本面。欧洲各个国家对人口减少、老龄化、经济增长都可以有所作为，但这些方面由各国政府决定，不属于欧洲央行的管辖范围。刘明礼强调，应对全球经济问题，不少国家都提出创新改革，但是欧洲许多国家受困于优越的社会保障体系，民众生活较依赖福利，个人收入难以提升，消费自然不景气。“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也不是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
既然效果不佳，是否可以退出量化宽松计划？答案是否定的。《经济》记者采访的学者一致认为，若欧盟退出QE，情况只会更糟糕，而在目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下，加息更是遥遥无期。
成员国不满QE
5月中旬，德国当地一个由专家和企业家组成的团体在该国最高法院对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提起诉讼。该诉讼针对欧洲央行在欧元区的货币措施展开，目前已经交由德国宪法法院审理。据悉，该诉讼团体认为欧洲央行为达成通货膨胀目标所采取的购买企业债的方法已经超出了该央行权限，对德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构成无法估量的风险，并且让德国普通纳税人额外承压。
其实早在2012年，德国法院就受理过一起针对欧洲央行即期资产交易计划的诉讼。尽管最终欧盟最高法庭支持了该项计划，计划本身却遭到了削减。而2011年，欧洲央行更是在英国政府针对其清算规定的诉讼中直接失败。
“作为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之一，欧洲央行决策受质疑的时候并不少，毕竟众口难调，但是自从2015年3月实施量化宽松以来，批评和质疑比从前更加明显”，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白明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宣布启动量化宽松计划，其核心内容是自当年3月1日开始，在未来19个月中每月采购600亿欧元的资产。可是自QE实施以来，欧元区19国的物价上涨举步维艰，而计划的核心目标——达到通胀率2%——似乎遥遥无期。一方面，原本全球经济就没能为欧洲经济复苏提供良好环境，另一方面，欧洲自身成长速度与前景也令人忧心不已。
白明指出，恰恰是这种整体困难的局面，让欧盟成员国对欧洲央行产生不满情绪。
“起诉的行为表达了成员国对欧洲央行有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需要以正当途径表达出来。欧元区作为一个大家庭，成员国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有富有穷，有些国家经济内生动力比较强，量化宽松不仅不会带来好处反倒形成压力，有些国家则需要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发展”。
按照白明的分析，英国若反对欧洲央行的决策还“情有可原”，毕竟近些年来想要脱离欧盟的声音一直在英国本土盛行，况且它也并非欧元区国家。相比之下，德国的举动更令外界关注。作为欧盟经济的火车头、政治决策的主心骨，德国似乎理应为了“大家庭”的发展尽心尽力，也更应该对欧洲央行的决策表示拥趸态度。
可是，即便在QE出台之初，德国央行的态度就是反对，而量化宽松实施至今已近16个月，德国对欧洲央行的决策更数度表示怀疑。这又是为什么？
“有病才需要吃药，可是把药掺在饭里，大家都不得不吃，当然有人不开心”，白明的回答一针见血。此外，德国历史上两度经历严重通货膨胀，第一次为希特勒上台提供契机，第二次发生在二战后，让本已痛苦不堪的民众生活更加悲惨。所以，“德国宁愿要通缩也不要通胀，他们对后者非常恐惧”。
除此之外，量化宽松本身似乎也没有为支持它的人们提供更多理由。不管是2015年12月对量化宽松的延期，还是今年3月对QE规模的加码，欧洲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在QE实施后的任何时刻都从未实现过，不断的量化宽松政策反倒成了欧盟一些成员国的“救济”。
“增加QE规模意味着欧洲央行每月向欧盟成员国购买的公共债务得到增加，这无形中为主权评级得分并不高的国家提供了支撑。就好像拿着大家的钱给一些困难国家买单，可是原本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整个欧盟层面的。最重要的是，目标难以达成、成员国不满、经济还不能好转，这些问题都综合起来，更加不好解决”，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教授张之骧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央行左右为难
困境往往滋生流言与猜测。
国内媒体从5月中下旬开始集中出现关于欧洲央行责任人将机密信息提前泄露给商业银行的报道。《经济》记者整理发现，尽管许多报道标题以“泄密”为主，内容却没有关于此的确定证据。多数观点将矛头指向欧洲央行多名官员在上海G20会议期间与高盛、贝莱德、瑞信等商业机构进行会面，并暗示双方就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进行谈论。
“其实国际会议期间，政府官员与商业机构高层负责人交流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对领域内的问题很熟悉，互相提出的问题会比较有针对性。如果说商业银行根据欧洲央行官员的话语推测出什么，那很难说后者泄密。再者，什么是泄密，怎么做叫泄密，还要看规定”，张之骧这样回答记者的疑惑。
而外界之所以猜测欧洲央行官员泄密，是因为今年3月份的QE加码没能引起市场该有的反应，而商业机构面对这一明显变化显得太过冷静。但是按照张之骧的解释，任何消息出台，市场的反应都不一定符合预期，如果按照这点就怀疑欧洲央行内部人员泄密，未免有失严谨。
在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看来，欧洲商业银行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他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欧洲央行的低利率已经很大程度地压缩了该地区商业银行的获利空间，“国家央行可以负利率但是商业银行不可以，商业银行一边要给央行付钱，一边还要为留住客户尽量保持有竞争性的利率水平”。
丁纯指出，如果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不好，必然影响欧洲央行，在低利率目前尚未明显刺激经济和带动消费与投资的情况下，欧洲央行也实在左右为难。
“今年3月的加码，已经说明欧洲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从600亿欧元到800亿欧元，加上6个月的延期，幅度都较大，这很容易造成‘道德风险’”，丁纯这样说。所谓道德风险，是指欧洲央行为提振经济而做出的政策调整最终因过度购买某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债从而造成恶性竞争，破坏了规矩。也正因此，欧洲央行从最初就为自己设置上限——单一国家公债持有量不超过目标国国债总量的三分之一。 他还提醒，欧债危机过后，欧洲央行始终扮演欧洲经济“拯救者”的角色，它要调整政策刺激经济，又要小心翼翼不从理论上打破规则，要协同欧盟层面上的其他机构团结各国，还要在某些成员国遭遇困境时伸出援手。“欧洲央行无形中被赋予具体政策执行者的地位，倾向利用技术手段处理问题，但并非所有技术手段都能得到欧盟成员国的一致认可”。
当下更需团结
丁纯透露，欧盟一些核心国家对欧洲央行的指摘近来愈加严重，除了德国，芬兰、奥地利、荷兰等也数次表示不满。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徐明棋指出，欧盟成员国当下应该记得欧盟成立以来为每个国家带来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好处，而不只是它的问题。
“欧洲央行已经很尽力，大家都能看到它试图在原则和救济中寻求平衡点，有些国家情况好一些。认为量化宽松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但至少目前这一状况还没有出现”，徐明棋这样分析。
在他看来，不少经济发展良好的欧盟成员国对欧洲央行的做法表示不满，但这些国家需要谨慎对待总认为自己吃亏的态度。以德国为例，该国从欧洲经济一体化中获利众多，如果不是出口障碍大幅度减少，德国内部有限的市场不会为近些年来该国经济发展带来如此巨大贡献。既然受益良多，承担义务自然不在话下。
此外，徐明棋指出，欧盟成员国也应该意识到欧洲央行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该机构的任何公开评价都要尽量做到公正才好。
5月19日，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显示，该机构官员们就捍卫欧洲央行的独立性达成一致。他们普遍认同，有必要对抗怀疑货币政策对通胀回升作用的观点。该机构管理委员会一官员指出，欧洲央行独立性是欧元区基石之一，货币政策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对于上述观点，徐明棋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效果是有极限的，而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范围内可以为提振经济做出的贡献也很有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在自己可以承担的范围内为支持欧洲经济复苏做出努力，但欧盟经济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短期的，有些是欧债危机以来就没有解决的”，这些问题单靠欧洲央行是解决不了的。
理论分析不如事实来得更直白。该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普雷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们对欧洲央行提高通货膨胀率的能力失去信心的风险在上升，一些薪资数据已暗示了这一点。普雷特透露，“通胀脱锚的风险显然已增加，我们在部分国家已经看到薪资形成脱锚的迹象，尽管如此，欧洲央行并没有因此做出通胀预期已脱锚的结论。”
货币政策不是根源
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明礼看来，至少对于2%的通胀目标来说，量化宽松计划似乎已经失败。
欧盟统计局5月18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19国4月份的年化通胀率为-0.2%。这是继今年2月后欧元区再次划入负区间，外界一致认为提升通胀的努力遭遇了低油价、经济复苏缓慢的挑战。
“欧洲央行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量化宽松，开始于2015年的QE也是第一次，主要目标就是提升通货膨胀率至2%左右，但是至今，从没有一个时刻距离这一目标近一些”，刘明礼说。从这个角度看，量化宽松的实施效果非常不理想。
实现通胀目标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导致通货收缩的罪魁祸首却另有其他。刘明礼指出，欧洲整体社会需求不足、能源价格低廉是通胀目标久谋不得的原因。尽管近期石油价格有所回暖，但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发展迟缓对通胀造成的负面影响显然占据主导位置。
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追究到欧洲经济基本面。欧洲各个国家对人口减少、老龄化、经济增长都可以有所作为，但这些方面由各国政府决定，不属于欧洲央行的管辖范围。刘明礼强调，应对全球经济问题，不少国家都提出创新改革，但是欧洲许多国家受困于优越的社会保障体系，民众生活较依赖福利，个人收入难以提升，消费自然不景气。“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也不是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
既然效果不佳，是否可以退出量化宽松计划？答案是否定的。《经济》记者采访的学者一致认为，若欧盟退出QE，情况只会更糟糕，而在目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下，加息更是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