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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写这篇关于2020年军械库艺术展（The Armory Show）的短文之时，第9届纽约费里兹艺博会（Frieze New York）已经正式对外宣称取消。主办方在新闻通稿中特别向“纽约精神”致敬——“纽约费里兹艺术博览会的成立是为了向纽约市的创新精神致敬——这种精神一直坚不可摧。”就在他们发稿当日，纽约市的确诊病例已经上升至3616例，一天之内就增加了1745例，而整个纽约州的病例总计5366例，居全美首位。
参展的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画廊，超过半数来自美国纽约和洛杉矶，余下的一半以伦敦、柏林、米兰、维也纳、巴黎、巴塞尔等地的画廊为主。此次参加军械库的亚洲画廊只有10家。3月4日军械库开展之初，疫情还没有发生如今的“反转”，当时亚洲的疫情仍然严峻，而纽约市只不过刚刚确诊了一例患者。据军械库官方的回复，艺术门画廊（PearlLam Gallery）和香格纳画廊原本计划参展，但它们都未能2月中旬给到主办方确定参展的回复。官方隐晦地指出，这也许与疫情有关，他们理解亚洲本土画廊在运输和人员调配上可能遇到的阻力。
真正令人唏嘘的是，纽约主流文化对亚裔群体的习惯性忽略。虽然在大多数纽约人看来，特朗普在Twitter上故意将“Coronavirus”写作“ChineseVirus”并不出奇，这符合这位共和党人的一贯作风。众人默认，这是总统先生的口不择言。不过纽约人没有解释的是，他们看到戴口罩的亚裔在公共空间时遭到歧视，却也视若无睹。似乎所有人都在默认，这次COVID-19之所以成为“全球性流行病”是有一个源头，并将他们的情绪投射在与之无关的美国亚裔身上。
就在军械库开展第二日，公众开放日首日，Artnet发布了一条名为“艺术品经纪终止与亚裔策展人在艺博会的合作，一场大风暴只因其是‘病毒携带者’”的文章。文中讲的是在即将开幕的伦敦买得起艺博会（Affordable ArtFair London Hampstead）上，来自纽约的艺术品经纪拉奎尔·阿兹兰（RaquelleAzran）发电邮给策展人阮（An Ngyuen），遗憾地通知他不要出席伦敦的展位，否则会吓跑客人。虽然事后该经纪人所在的画廊被主办方撤销了参展资格，经纪人本人也意识到了言论的不当。但这样的事件，只是类似于亚裔在纽约戴口罩被非洲裔美国人推下地铁一样，最终不了了之。一个讽刺之处在于，这位纽约的艺术品经纪所在的画廊主打的正是越南裔艺术家。于此，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样的画廊是否有能力照顾得好他们代理的艺术家？他们永远站在文化高地上俯瞰亚裔的创作，这样的出发点是否能够利于他们推动当代艺术？
接着我们再看艺博会，也许会遇到另一个问题：艺博会上的当代艺术，是否不再需要与艺术有关？它可以是一个口号，一句宣言，只要它能够快速、有效地抓住观众的眼球。洛杉矶的Night GaIlery凭借这次带来的克里斯汀·王（Christine Wang）个展“Meme Girl”（表情包女孩）赢得今年的军械库“波马利奖”（Pommery Prize），奖金2万美元。这个展位在90号码头（在VIP开展当日比94号码头提早开放）以一面紫墙为背景，三张分别以“近藤麻理惠”、“女性主义者”、“美国人”为标题的油画作品，像是三块大型Instagram推文一般贴在墙面，分别对应的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亚裔女性形象”、“一个女性主义者在不同人面前的形象”以及“一艘即将要沉没的‘美国’之舟上仍在狂欢的‘美国人’”。每一张作品讽刺的都是所谓的“纽约精神”——部分纽约客推崇的美国白人左派精英文化——认为盎克鲁·撒克逊的传统有利于维持自身种族的纯良，同时还要以“平等”作为道具来向少数族裔兜售道德优越感。正如前文提到的那位纽约艺术经纪，她明知道自己的作为可能会触犯种族主义的“红线”，还坚持为之。这种知行不一的举动恰恰印证着白人左派精英正在经历的某种精神分裂。在克里斯汀·王的作品中，2016年曾在纽约大热的日本收纳女神“近藤麻理惠”一改往日温婉的形象，手持左轮手枪直指观众，问道：“I said DOES IT SPARKJOY？”近藤麻理惠在美国的走红程度比李子柒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每个纽约中产为了重整自己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都会依照她的推荐，学习她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法”。洛杉矶策展人阿内·埃勒古德（Anne Ellegood）在挑选克里斯汀·王的作品之初，就看中了她以亚裔身份反观亚裔女性的视角。她告诉笔者，她当时还在哈默美术馆（Hammer Museum）任职，但已经对洛杉矶本地的女性力量很感兴趣。虽然她也认为再提“东方主义”显得老生常谈，但克里斯汀·王的作品没有一丝“自我东方主义”的用意，这在艺术家以网络、社交平台再度回归政治化创作的时代，尤显得难能可贵。
另一个创作与Instagram有关的艺术家，同样引起了纽约画廊业与艺术评论界关注的人当属杰弗里·迪奇（Jeffrey Deitch）画廊代理的奥斯汀·李（AuStin Lee）。在讲到奥斯汀·李时，迪奇非常激动地说起了他自己在1994年第一次参加军械库时的场景，他追忆了那时与安迪·沃霍尔的交往，并称自己是“沃霍尔的孩子”。他认为，时代在变化，如果沃霍尔还在世，那么他肯定是拥有上亿流量的社交媒體红人，艺术表现形态会跟今天我们看到的奥斯汀·李差不多。笔者听到这里，蹙眉想了一下——两人真的差不多吗？当他提起作品的均价在45000美元的时候，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刚刚他铺垫的那些故事都是为了增加他的销售。现场看不出任何沃霍尔的影子。相反，奥斯汀·李的对比度强烈的塑胶玩偶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杰夫·昆斯（Jeft Koons），而他通过喷枪绘制的人脸模糊的绘画，却让人想起了与他同龄的中国艺术家林科、周轶伦的作品。画廊主杰弗里·迪奇不知道这两个亚洲艺术家是谁，他认为他不必知道。正如他也不必告诉我，代理奥斯汀·李的真实原因是因为相中其耶鲁大学艺术学院MFA毕业的背景一样。
展场中还有许多与社交媒体有关的作品，例如同样由Night Gallery代理的辛西娅·戴格诺（Cynthia Daignault）、Kai Matsumiya画廊的佩德罗·维尔兹（Pedro Wirz）以及伦敦EdelAssanti画廊的希达（SheidaSoleimani）等。遗憾的是，这几家画廊皆销售惨淡。这些自称最能反映人类当下困境的“环境艺术”（environmentaI art），却在疫情面前显得脱离现实。这些作品提醒着我们，人类无法真的置身于虚拟世界（无论是网络或与之相关的绘画），肉身的存在让我们在病毒面前无所遁形。
在这个受到疫情影响、艺博会屡屡受阻甚至“熔断”的三月，纽约与北京忽然没有了时差，两地主办方的抗风险能力经受着相同的考验。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在2月初宣布取消之后，转而选择举办网上展厅。然而，3月18日下午6点（北京时间），主办方网站与APP的后台服务器在VIP开幕仅20分钟之后就陷入崩溃。服务器“熔断”，经抢修之后重新投入使用。许多藏家直呼，还不如直接看画廊发来的PDF方便。谁也想不到，原本一番好意的线上艺博会竟然变得与实体艺博会一样脆弱。即使明码标价、直播路演，依旧无助于提升大额作品的成交量。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华尔街证券业的巨头（亦是军械库和巴塞尔艺术展的VIP），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时不来看展，反而躲回了他家联排别墅的避难室（Danicroom）。可他预测不到的是，三月尚未过半，自己目睹了美股完成史上最快的“牛熊转换”，十天，四次熔断。艺博会的前途与藏家的财运一样，无论转向何处，似乎都是未卜。
参展的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画廊，超过半数来自美国纽约和洛杉矶，余下的一半以伦敦、柏林、米兰、维也纳、巴黎、巴塞尔等地的画廊为主。此次参加军械库的亚洲画廊只有10家。3月4日军械库开展之初，疫情还没有发生如今的“反转”，当时亚洲的疫情仍然严峻，而纽约市只不过刚刚确诊了一例患者。据军械库官方的回复，艺术门画廊（PearlLam Gallery）和香格纳画廊原本计划参展，但它们都未能2月中旬给到主办方确定参展的回复。官方隐晦地指出，这也许与疫情有关，他们理解亚洲本土画廊在运输和人员调配上可能遇到的阻力。
真正令人唏嘘的是，纽约主流文化对亚裔群体的习惯性忽略。虽然在大多数纽约人看来，特朗普在Twitter上故意将“Coronavirus”写作“ChineseVirus”并不出奇，这符合这位共和党人的一贯作风。众人默认，这是总统先生的口不择言。不过纽约人没有解释的是，他们看到戴口罩的亚裔在公共空间时遭到歧视，却也视若无睹。似乎所有人都在默认，这次COVID-19之所以成为“全球性流行病”是有一个源头，并将他们的情绪投射在与之无关的美国亚裔身上。
就在军械库开展第二日，公众开放日首日，Artnet发布了一条名为“艺术品经纪终止与亚裔策展人在艺博会的合作，一场大风暴只因其是‘病毒携带者’”的文章。文中讲的是在即将开幕的伦敦买得起艺博会（Affordable ArtFair London Hampstead）上，来自纽约的艺术品经纪拉奎尔·阿兹兰（RaquelleAzran）发电邮给策展人阮（An Ngyuen），遗憾地通知他不要出席伦敦的展位，否则会吓跑客人。虽然事后该经纪人所在的画廊被主办方撤销了参展资格，经纪人本人也意识到了言论的不当。但这样的事件，只是类似于亚裔在纽约戴口罩被非洲裔美国人推下地铁一样，最终不了了之。一个讽刺之处在于，这位纽约的艺术品经纪所在的画廊主打的正是越南裔艺术家。于此，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样的画廊是否有能力照顾得好他们代理的艺术家？他们永远站在文化高地上俯瞰亚裔的创作，这样的出发点是否能够利于他们推动当代艺术？
接着我们再看艺博会，也许会遇到另一个问题：艺博会上的当代艺术，是否不再需要与艺术有关？它可以是一个口号，一句宣言，只要它能够快速、有效地抓住观众的眼球。洛杉矶的Night GaIlery凭借这次带来的克里斯汀·王（Christine Wang）个展“Meme Girl”（表情包女孩）赢得今年的军械库“波马利奖”（Pommery Prize），奖金2万美元。这个展位在90号码头（在VIP开展当日比94号码头提早开放）以一面紫墙为背景，三张分别以“近藤麻理惠”、“女性主义者”、“美国人”为标题的油画作品，像是三块大型Instagram推文一般贴在墙面，分别对应的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亚裔女性形象”、“一个女性主义者在不同人面前的形象”以及“一艘即将要沉没的‘美国’之舟上仍在狂欢的‘美国人’”。每一张作品讽刺的都是所谓的“纽约精神”——部分纽约客推崇的美国白人左派精英文化——认为盎克鲁·撒克逊的传统有利于维持自身种族的纯良，同时还要以“平等”作为道具来向少数族裔兜售道德优越感。正如前文提到的那位纽约艺术经纪，她明知道自己的作为可能会触犯种族主义的“红线”，还坚持为之。这种知行不一的举动恰恰印证着白人左派精英正在经历的某种精神分裂。在克里斯汀·王的作品中，2016年曾在纽约大热的日本收纳女神“近藤麻理惠”一改往日温婉的形象，手持左轮手枪直指观众，问道：“I said DOES IT SPARKJOY？”近藤麻理惠在美国的走红程度比李子柒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每个纽约中产为了重整自己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都会依照她的推荐，学习她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法”。洛杉矶策展人阿内·埃勒古德（Anne Ellegood）在挑选克里斯汀·王的作品之初，就看中了她以亚裔身份反观亚裔女性的视角。她告诉笔者，她当时还在哈默美术馆（Hammer Museum）任职，但已经对洛杉矶本地的女性力量很感兴趣。虽然她也认为再提“东方主义”显得老生常谈，但克里斯汀·王的作品没有一丝“自我东方主义”的用意，这在艺术家以网络、社交平台再度回归政治化创作的时代，尤显得难能可贵。
另一个创作与Instagram有关的艺术家，同样引起了纽约画廊业与艺术评论界关注的人当属杰弗里·迪奇（Jeffrey Deitch）画廊代理的奥斯汀·李（AuStin Lee）。在讲到奥斯汀·李时，迪奇非常激动地说起了他自己在1994年第一次参加军械库时的场景，他追忆了那时与安迪·沃霍尔的交往，并称自己是“沃霍尔的孩子”。他认为，时代在变化，如果沃霍尔还在世，那么他肯定是拥有上亿流量的社交媒體红人，艺术表现形态会跟今天我们看到的奥斯汀·李差不多。笔者听到这里，蹙眉想了一下——两人真的差不多吗？当他提起作品的均价在45000美元的时候，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刚刚他铺垫的那些故事都是为了增加他的销售。现场看不出任何沃霍尔的影子。相反，奥斯汀·李的对比度强烈的塑胶玩偶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杰夫·昆斯（Jeft Koons），而他通过喷枪绘制的人脸模糊的绘画，却让人想起了与他同龄的中国艺术家林科、周轶伦的作品。画廊主杰弗里·迪奇不知道这两个亚洲艺术家是谁，他认为他不必知道。正如他也不必告诉我，代理奥斯汀·李的真实原因是因为相中其耶鲁大学艺术学院MFA毕业的背景一样。
展场中还有许多与社交媒体有关的作品，例如同样由Night Gallery代理的辛西娅·戴格诺（Cynthia Daignault）、Kai Matsumiya画廊的佩德罗·维尔兹（Pedro Wirz）以及伦敦EdelAssanti画廊的希达（SheidaSoleimani）等。遗憾的是，这几家画廊皆销售惨淡。这些自称最能反映人类当下困境的“环境艺术”（environmentaI art），却在疫情面前显得脱离现实。这些作品提醒着我们，人类无法真的置身于虚拟世界（无论是网络或与之相关的绘画），肉身的存在让我们在病毒面前无所遁形。
在这个受到疫情影响、艺博会屡屡受阻甚至“熔断”的三月，纽约与北京忽然没有了时差，两地主办方的抗风险能力经受着相同的考验。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在2月初宣布取消之后，转而选择举办网上展厅。然而，3月18日下午6点（北京时间），主办方网站与APP的后台服务器在VIP开幕仅20分钟之后就陷入崩溃。服务器“熔断”，经抢修之后重新投入使用。许多藏家直呼，还不如直接看画廊发来的PDF方便。谁也想不到，原本一番好意的线上艺博会竟然变得与实体艺博会一样脆弱。即使明码标价、直播路演，依旧无助于提升大额作品的成交量。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华尔街证券业的巨头（亦是军械库和巴塞尔艺术展的VIP），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时不来看展，反而躲回了他家联排别墅的避难室（Danicroom）。可他预测不到的是，三月尚未过半，自己目睹了美股完成史上最快的“牛熊转换”，十天，四次熔断。艺博会的前途与藏家的财运一样，无论转向何处，似乎都是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