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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在瘟疫肆虐之时，与“死神”下一盘棋的故事。
1957年获戛纳大奖的《第七封印》，其导演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是影史的传奇人物。前卫艺术家博伊斯（JosephBeuys）和“新浪潮”导演戈达尔（Jean-LucGodard）等都受到他作品的影响。伯格曼本人更是被伍迪·艾伦称为“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拥有文学和艺术史学位的伯格曼，在《第七封印》中探讨了关于艺术、宗教和哲学的问题。本文以影片情节为线索，讨论以下三个层面：1）受瘟疫影响，艺术题材的重大改变;2）艺术家为何执着于“死神”形象;3）人类灾难与艺术之间互相扮演何种角色。
影片的开头出现了大海和两匹马，骑马的是一名骑士和他的随从，他们刚参加完十字军的东征回到欧洲。随从唱道：“上帝高高在上，难以亲近。撒旦时时刻刻，长伴左右，”并随后与骑士谈论起：“法杰斯塔的人们都在谈论各种恶兆和恐怖怪事……坟场墓穴洞开，尸骸散布四处。”借随从之口，整个电影的背景被渐渐铺垫——中世纪的欧洲暴发了被后世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鼠疫。这种会使患者的皮肤呈黑紫色的疾病最早起源于中亚，约1347年由十字军带回意大利，随后传遍整个欧洲。在极短的时间内，欧洲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随从所说的“坟场墓穴洞开，尸骸散布四处”并非夸张的描述。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死观和宗教观发生了剧烈的转变，这种转变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了诚实的体现。影片中，道路边随处可见因瘟疫而死的尸体，骑士与随从充满感慨。二人途经一座礼拜堂，一个画家正在独自作画，随从与画家开始谈话：
随从：你在画什么？
画家：死神之舞。
随从：为什么要画这种鬼东西？
画家：提醒大家：凡人皆有一死。
随从：这样他们就不想看你的画了。
画家：他们会看的，骷髅比裸女更有看头。
随从：要是你吓到他们呢？
画家：他们就会反省。
随从：有人会咒骂你。
画家：那我就改画讨人喜欢的。人总得糊口度日，至少在感染瘟疫死去之前得是如此。
画家的话揭示了“黑死病”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骤然缩短的生命长度使人重新思考死亡，并将其广泛纳入艺术和宗教的讨论当中。这一时期的画作不再着重描绘天堂的光明或是圣母圣子的高贵，而越来越关注尘世和地狱间的痛苦折磨。画中，不论是患者身上凹陷的脓疮还是悲痛的下葬队伍，都仿佛昭示着“死神”终将胜利;不论乞丐还是神父，都摆脱不了“和死神共舞”的命运。策展人及学者伊丽莎白·韦尔奇（EIizabeth Welch）认为，“死亡之舞”将人们在现世的地位和附加价值抹去，是中世纪的基督徒们思考衰老和死亡不可避免的特定形式。在电影的最后几分钟，伯格曼重现了“死神之舞”的画面。骑士一行人在死神的带领下出现在遥远的山坡，正印证了画家的话：“死神带着人们一起跳着舞离开。”
隨从与画家的对谈，引出了影片探讨的另一个问题艺术是什么——或者说，在灾难面前，艺术家的角色是什么？以影片中画家的口吻来说：“我只是据实作画。”在伯格曼的概念中，艺术家的姿态是低放而旁观的，但绝对诚实。他自己曾说：“我的艺术意图和片中画家类似：类似的客观、类似的柔软。”
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总是骤然出现，阴魂般紧追主角一行人的“死神”。值得一提的是，身穿黑袍、手持镰刀的“死神”形象，并非来自于圣经中的描述，而是出自“黑死病”时代的艺术家之手。该形象借鉴了希腊神话中，使用镰刀的时空创造和破坏之神克洛诺斯（Kronos）和冥河的船夫卡戎（Charon），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间被反复描绘。每当灾难降临人间，“死神”似乎也会重新登场：阿尔弗雷德·雷特尔（Aifred Rethel）的《作为扼杀者的死神》（1851）表现了霍乱侵袭法国时的场景;画面中，骷髅身着僧侣的袍子演奏骨头做的小提琴，而身后的尸首身着盛装，仿佛躺在舞池中间。当代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Beuys）的《死神和少女》（1957）则重现了二战的恐怖;作为画纸的信封上贴着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组织的邮票，而画面虚幻的轮廓勾勒出短暂易逝的生命。从古至今，“死神收割者”的形象遍布戏剧、歌曲、诗歌、浪漫主义文学，形象也逐渐丰满。在伯格曼的影像里，“死神”爱下棋，是一个棋痴，并且拿的不是镰刀而是锯子。
当死神在骑士的面前显现，骑士说：“等一下！”他决定和死神赌一盘棋，也许一盘棋的时间可以让他解开疑惑。在小教堂的告解室，骑士对死神伪装成的神父吐露了他的终极问题当我们想要笃信上帝却做不到，我们会怎样？如同瘟疫中其他自认冷漠和清醒的人，骑士目睹人们或因“末日”放纵自己的欲望，或鸡鸣狗盗、癫狂反常，或以宗教之名伤人。“骑士”们的共同困惑是：充满陋习和缺陷的我们，在生命黑暗的尽头凝望的，究竟是什么——是天堂、地狱，还是如死神所说，是一片虚无？
骑士意识到了自己也在深渊的边缘，他被愤怒和悲伤占据，对着窗口大喊：“我要的是知识！不是信仰，也不是臆测，而是知识！”’影片中的“骑士”象征着理想主义者，“知识”则代表世上不存在或不确定的答案，包括杀死人们的病菌究竟是什么，以及人们死后会去哪里。骑士渴望能够为人类祛魅的知识，如同普罗米修斯渴望盗下火种。然而，骑士所诉诸的对象却是死神——这也许是这一段动人告解的最大讽刺。
事实上，即使是在中世纪，骑士口中“知识”的荒原也并非漆黑一片。许多证据表明，欧洲“黑死病”的暴发推动了医学理论和观念的发展。16世纪，意大利医生弗兰卡斯特罗（GirolamoFracastoro）最早提出，细菌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传播传染病，分别是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和空气传播。。英文中的“隔离”（quarantine）一词源于意大利语的“quaranta”，意为“四十”，而四十天也就是当时的威尼斯船员需要在海上滞留隔离的时间。在广阔而漆黑的知识旷野里，人类至今仍在摸索与黑暗相处的办法，但也常常发现一些小小的火星，在弯路和悬崖中得以徘徊前行。
当然，画家忠实的笔下，也包括人类在漫长的求知路上走过的弯路和盲目的牺牲品。在影片中，礼拜堂的画家在墙壁画下“苦行僧”（即“鞭笞教派”信徒）互相鞭笞的场景：他们通过鞭打自己和同伴，祈求得到救赎，这表达了人们渴望以现世的肉体之苦换取更长久的幸福的不得已愿景。
影片中最有力量的片段，莫过于一场被中断的表演：小丑在幕布前高声唱歌，为末日笼罩下的村庄带去“消遣”，幕布背后的人在欲望中狂欢。然而转眼间，欢歌变成了肃穆阴森的呢喃，那是“苦行僧”的队伍，人们形容枯槁，互相鞭笞，一把巨大的十字架猛然砸在了戏台中央……众生百态的单人镜头组成的蒙太奇，映照出伯格曼对人性的悲悯。
片段中，小丑唱遣“道路宽广，那门却很窄，死神在海边跳舞。”。“窄门”的典故出自《圣经》：“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数千年来，人们在宗教和科学当中挖掘力量，摸索道路，去应对降临人间的惨剧，消化以常人的意志难以消化的悲伤。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充满困惑，充满对自身缺陷和生命有限的遗憾。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加缪在小说《鼠疫》中写道：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
最终，那些恐惧、虔诚，和求知的路程，化作艺术的一部分而被后人重新提及，为后人提供训诫和应对困难的勇气。人们时不时地在提醒下回想起：所有的痛苦和快乐，我们都曾反复经历。
1957年获戛纳大奖的《第七封印》，其导演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是影史的传奇人物。前卫艺术家博伊斯（JosephBeuys）和“新浪潮”导演戈达尔（Jean-LucGodard）等都受到他作品的影响。伯格曼本人更是被伍迪·艾伦称为“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拥有文学和艺术史学位的伯格曼，在《第七封印》中探讨了关于艺术、宗教和哲学的问题。本文以影片情节为线索，讨论以下三个层面：1）受瘟疫影响，艺术题材的重大改变;2）艺术家为何执着于“死神”形象;3）人类灾难与艺术之间互相扮演何种角色。
影片的开头出现了大海和两匹马，骑马的是一名骑士和他的随从，他们刚参加完十字军的东征回到欧洲。随从唱道：“上帝高高在上，难以亲近。撒旦时时刻刻，长伴左右，”并随后与骑士谈论起：“法杰斯塔的人们都在谈论各种恶兆和恐怖怪事……坟场墓穴洞开，尸骸散布四处。”借随从之口，整个电影的背景被渐渐铺垫——中世纪的欧洲暴发了被后世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鼠疫。这种会使患者的皮肤呈黑紫色的疾病最早起源于中亚，约1347年由十字军带回意大利，随后传遍整个欧洲。在极短的时间内，欧洲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随从所说的“坟场墓穴洞开，尸骸散布四处”并非夸张的描述。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死观和宗教观发生了剧烈的转变，这种转变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了诚实的体现。影片中，道路边随处可见因瘟疫而死的尸体，骑士与随从充满感慨。二人途经一座礼拜堂，一个画家正在独自作画，随从与画家开始谈话：
随从：你在画什么？
画家：死神之舞。
随从：为什么要画这种鬼东西？
画家：提醒大家：凡人皆有一死。
随从：这样他们就不想看你的画了。
画家：他们会看的，骷髅比裸女更有看头。
随从：要是你吓到他们呢？
画家：他们就会反省。
随从：有人会咒骂你。
画家：那我就改画讨人喜欢的。人总得糊口度日，至少在感染瘟疫死去之前得是如此。
画家的话揭示了“黑死病”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骤然缩短的生命长度使人重新思考死亡，并将其广泛纳入艺术和宗教的讨论当中。这一时期的画作不再着重描绘天堂的光明或是圣母圣子的高贵，而越来越关注尘世和地狱间的痛苦折磨。画中，不论是患者身上凹陷的脓疮还是悲痛的下葬队伍，都仿佛昭示着“死神”终将胜利;不论乞丐还是神父，都摆脱不了“和死神共舞”的命运。策展人及学者伊丽莎白·韦尔奇（EIizabeth Welch）认为，“死亡之舞”将人们在现世的地位和附加价值抹去，是中世纪的基督徒们思考衰老和死亡不可避免的特定形式。在电影的最后几分钟，伯格曼重现了“死神之舞”的画面。骑士一行人在死神的带领下出现在遥远的山坡，正印证了画家的话：“死神带着人们一起跳着舞离开。”
隨从与画家的对谈，引出了影片探讨的另一个问题艺术是什么——或者说，在灾难面前，艺术家的角色是什么？以影片中画家的口吻来说：“我只是据实作画。”在伯格曼的概念中，艺术家的姿态是低放而旁观的，但绝对诚实。他自己曾说：“我的艺术意图和片中画家类似：类似的客观、类似的柔软。”
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总是骤然出现，阴魂般紧追主角一行人的“死神”。值得一提的是，身穿黑袍、手持镰刀的“死神”形象，并非来自于圣经中的描述，而是出自“黑死病”时代的艺术家之手。该形象借鉴了希腊神话中，使用镰刀的时空创造和破坏之神克洛诺斯（Kronos）和冥河的船夫卡戎（Charon），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间被反复描绘。每当灾难降临人间，“死神”似乎也会重新登场：阿尔弗雷德·雷特尔（Aifred Rethel）的《作为扼杀者的死神》（1851）表现了霍乱侵袭法国时的场景;画面中，骷髅身着僧侣的袍子演奏骨头做的小提琴，而身后的尸首身着盛装，仿佛躺在舞池中间。当代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Beuys）的《死神和少女》（1957）则重现了二战的恐怖;作为画纸的信封上贴着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组织的邮票，而画面虚幻的轮廓勾勒出短暂易逝的生命。从古至今，“死神收割者”的形象遍布戏剧、歌曲、诗歌、浪漫主义文学，形象也逐渐丰满。在伯格曼的影像里，“死神”爱下棋，是一个棋痴，并且拿的不是镰刀而是锯子。
当死神在骑士的面前显现，骑士说：“等一下！”他决定和死神赌一盘棋，也许一盘棋的时间可以让他解开疑惑。在小教堂的告解室，骑士对死神伪装成的神父吐露了他的终极问题当我们想要笃信上帝却做不到，我们会怎样？如同瘟疫中其他自认冷漠和清醒的人，骑士目睹人们或因“末日”放纵自己的欲望，或鸡鸣狗盗、癫狂反常，或以宗教之名伤人。“骑士”们的共同困惑是：充满陋习和缺陷的我们，在生命黑暗的尽头凝望的，究竟是什么——是天堂、地狱，还是如死神所说，是一片虚无？
骑士意识到了自己也在深渊的边缘，他被愤怒和悲伤占据，对着窗口大喊：“我要的是知识！不是信仰，也不是臆测，而是知识！”’影片中的“骑士”象征着理想主义者，“知识”则代表世上不存在或不确定的答案，包括杀死人们的病菌究竟是什么，以及人们死后会去哪里。骑士渴望能够为人类祛魅的知识，如同普罗米修斯渴望盗下火种。然而，骑士所诉诸的对象却是死神——这也许是这一段动人告解的最大讽刺。
事实上，即使是在中世纪，骑士口中“知识”的荒原也并非漆黑一片。许多证据表明，欧洲“黑死病”的暴发推动了医学理论和观念的发展。16世纪，意大利医生弗兰卡斯特罗（GirolamoFracastoro）最早提出，细菌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传播传染病，分别是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和空气传播。。英文中的“隔离”（quarantine）一词源于意大利语的“quaranta”，意为“四十”，而四十天也就是当时的威尼斯船员需要在海上滞留隔离的时间。在广阔而漆黑的知识旷野里，人类至今仍在摸索与黑暗相处的办法，但也常常发现一些小小的火星，在弯路和悬崖中得以徘徊前行。
当然，画家忠实的笔下，也包括人类在漫长的求知路上走过的弯路和盲目的牺牲品。在影片中，礼拜堂的画家在墙壁画下“苦行僧”（即“鞭笞教派”信徒）互相鞭笞的场景：他们通过鞭打自己和同伴，祈求得到救赎，这表达了人们渴望以现世的肉体之苦换取更长久的幸福的不得已愿景。
影片中最有力量的片段，莫过于一场被中断的表演：小丑在幕布前高声唱歌，为末日笼罩下的村庄带去“消遣”，幕布背后的人在欲望中狂欢。然而转眼间，欢歌变成了肃穆阴森的呢喃，那是“苦行僧”的队伍，人们形容枯槁，互相鞭笞，一把巨大的十字架猛然砸在了戏台中央……众生百态的单人镜头组成的蒙太奇，映照出伯格曼对人性的悲悯。
片段中，小丑唱遣“道路宽广，那门却很窄，死神在海边跳舞。”。“窄门”的典故出自《圣经》：“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数千年来，人们在宗教和科学当中挖掘力量，摸索道路，去应对降临人间的惨剧，消化以常人的意志难以消化的悲伤。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充满困惑，充满对自身缺陷和生命有限的遗憾。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加缪在小说《鼠疫》中写道：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
最终，那些恐惧、虔诚，和求知的路程，化作艺术的一部分而被后人重新提及，为后人提供训诫和应对困难的勇气。人们时不时地在提醒下回想起：所有的痛苦和快乐，我们都曾反复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