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儒家文化所建构的民族认同镜像被击得支离破碎。面对这双重危机，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树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以“科学”解决道德信仰危机，以“民主”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掀起了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企图重建现代中国的认同镜像。这种重建民族认同镜像的努力，因其所内舍的矛盾，没有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危机，但深刻规约了现代中国的重建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民族镜像新青年 出版史
发端于20世纪前期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在各种话语的言说中被不断地言说、改写和回忆，成了现代中国话语实践的意义策源地。在不同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力量返回历史，对五四进行言说、书写，在对历史的回忆中完成当下的意义建构，处于当下历史的每个人都为五四创造了更符合他们需要的不同形象。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把用历史作成批判现实的镜子从而给人们启示的过程，称之为‘寓言化’”，并指出“寓言化”是指为了教育当代的回忆。无疑，五四是现代中国的“民族寓言”，各种话语正是从对这个“寓言”的阐述中来建构自己的合法性的。但于笔者而言，将以《新青年》为内核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看做现代中国的“镜像”，在如何理解、认同这个“镜像”的历史实践中，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旅。
一、“意义”与“秩序”：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双重危机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完成现代转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知识精英的绝对道德律令和无法化约的意识形态力量。在这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面对西方的现代化实践，有一组无法绕过的矛盾：西方的现代化实践是时间维度上的先进性，或者说仅仅只是地域上的特殊性。如果是时间上的先进性，那么，西方的现代化就是普世的；如果只是地域上的特殊性，那么，对中国这一特殊于西方的另一地域空间，探求另外的现代化实践就是可以诉求的，“中体西用”就是这一诉求的最好表述。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实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遇到巨大的挑战，表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它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信仰危机。在中国传统的意义世界里，儒家为国人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仁学为中心的人生观，成为几千年来维系国人意义世界的价值根基。五四以后，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君子理想和以天下国家为轴心的社会理性在五四前后受到了全面挑战，像这样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如此严重的意义危机，可以说是中国这一地域空间的“殊像”。现代化即是“祛魅”的过程，西方在其世俗化过程中，因有强大的宗教背景，在意义信仰层面，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处所。而在中国，因宗教思维不发达，远古的宗教、伦理、政治三位一体，进而演进为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思想形态，因此，信仰世界是一种泛政治化的道德。“泛道德主义将宗教性的人格追求、心灵完善与政治性的秩序规范、行为法则混同、融合、统一、组织在一个系统里。”儒家虽具“终极关怀”品格，但它执著地追求现实人生的意义，充满强烈的此岸关怀与实用色彩，当儒家的社会建制崩溃之后，其信仰系统也难以继续维持。
2.秩序危机。与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同时发生的，是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儒家以“仁”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但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仁”有不同的体现，根据他人同自己的关系来决定仁爱的厚薄亲疏。这些厚薄亲疏的爱对应的是现实社会中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妻、朋友等人际关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把这种等差之爱进行制度化、法制化，就是严格等级尊卑的“礼”，以此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行为规则。因此，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但在中国遭遇现代性时，这种儒家文化建构的中华民族的认同镜像被击得支离破碎。
这种双重危机表征着中国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失去了方向感，中国迫切需要通过文化出版界的努力，为中国重建民族文化认同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坐标，《新青年》的适时出现，正好回应了这一历史要求。
二、“科学”与“民主”：《新青年》重建民族认同的努力
面对这双重的危机，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祭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希图化解危机，重建中华民族的认同镜像，以“科学”解决道德信仰危机，以“民主”解决社会政治危机。
1.信仰以“科学”为鹄的。在《新青年》阵营内，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为解决中国的信仰问题，面向西方寻找资源，高举“科学”的大旗，相信西方的科学和理性应该可以解决信仰问题，科学可以成为一种最可靠的人生观，可以提供给现代人一种确定不移的意义世界。《新青年》倡导的科学主义，有两种形态：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前者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后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都力图用科学主义的方式，在中国重建一种包括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在内的新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
《新青年》将“自由”视为人的基本人权，是民主宪政的基本条件，“现代个人主义哲学的‘神髓’全在于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有思想言论自由，鼓励个人积极探索，发挥自己才智，养成自由独立之人格，如此才能建成现代国家。自由主义者坚信信仰必须是基于个人理性与意志的自由选择，主张将事实与价值、应然与实然进行分离，对集权主义制度下以意识形态来规范人的信仰进行猛烈的抨击，追求多元的、众神并立的意义世界，它在价值层面上保持中立和缄默，而宁愿把信仰留给宗教而自我缺席。《新青年》的自由主义者们企图将科学的工具理性提升为价值理性，成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这无疑越过了科学自身的合理性界限，它无法填补儒学破碎之后所留下的信仰真空，特别是一战的爆发更使自由主义的危害性进一步显露。
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在《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党派型知识分子的宣传中，不仅被视为一种认知社会的历史观，且同样被看成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生观，成为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人生信仰。它把历史进化的顶点和极致环节，设想为人类的终极目的——一个关于未来幸福承诺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把它化为当下的历史实践，个人只有遵循这一历史规律，融入改造社会的历史活动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建立一神式的价值信仰。唯物论的历史观念，作为一种把自己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达某一理想的思维方式和把自己的存在意义与所属时代相关联的生活态度，坚信个人能在人类整体的历史中实现永恒，不但为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更使纠缠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信仰危机暂时获得了解决。 2.秩序以“民主”为目标。中国传统礼治社会以承认等级制为前提，而现代政治是“唯民主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形质之政治。”因此，建立民主政治秩序，成为中国秩序重建的首要目标。
以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为支撑的民主制度，内含自由和平等的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民主政治”是西方启蒙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哲理设计，相信在这套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光辉的制度设计下，人类会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但在实践层面，却无法按其“票面”流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文明暴露出它本身所内含的矛盾和危机。这种危机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正义的理解和制度的选择。市场制度以“经济人”作为自己的人性论基础，将人类的牟利动机予以合理化，无视社会正义和两极分化的结果，对社会平等的承诺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实践，社会正义与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社会主义思潮，作为现代中国追求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产物，取代自由主义制度，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历史中“出场”。
为应对这双重危机，《新青年》的知识精英以“民主”“科学”为旗，掀起了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企图重建现代中国的认同镜像，但《新青年》所重建的镜像，其理论资源——“科学”与“民主”——无疑是西方的。《新青年》在传统无法应对新的时代挑战的情况下，将视野转向西方寻找理论的武器来解决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危机，其合理性是自然的，但《新青年》的知识精英在运用“民主”与“科学”为武器激烈地批判传统，希图重建民族认同的镜像时，就面临着如前所述的时空矛盾。《新青年》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来认识西方的现代性实践的，承认现代化的普适意义。但这种思路，被民族主义者指责为“去中国化”，这也与《新青年》知识精英的内在民族国家信念相悖。应该说，对于“去中国化”与“中国化”之间的矛盾，《新青年》是没有处理好的。它所蕴涵的矛盾与失误影响了后五四时期现代中国的所有实践，外在的压力导致实用理性的高扬，在保卫民族生存的斗争处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启蒙精英不能证明他们自己，更不能证明他们同胞继续批判民族传统的要求是正当的，民族救亡的话语最终导致启蒙话语的缺席，历史在这里成为如黑格尔说的“吊诡”的是：应对民族危机本是《新青年》启蒙话语展开的促进因素，但最终民族危机颠覆了启蒙，或者如李泽厚所说，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救亡压倒了启蒙，它无法与救亡对话而在历史中被“清场”。
结语
《新青年》化解危机、重建民族认同的努力尽管被学者称之为“理性”缺失的启蒙，但其所树立的“科学”“民主”原则成为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新青年》所建构的这个民族认同镜像成为一个无法跨越的存在。如前所述，《新青年》所面临的矛盾，所要解决的危机依然存在。
《新青年》所面临的时空矛盾依然没有解决，但有了新的表述，那就是“中国化”和“全球化”。“中国化”这一术语，把中国的现代化看作不同于西方的地域空间的历史实践，拒绝西方现代性普世价值，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寻找超越西方的可能，其思考的路向无疑是对的，但如把这个概念绝对化、形而上学化就会封闭面向世界的大门，在丧失新的参照系同时，民族主义也会导致批判精神的缺席，这一概念会成为封建意识的自由港和挡箭牌，历史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全球化”是当代中国的流行语，在这一概念中寄予了中国人太多的希望。全球主义者充满乐观地指出，中国已经在时间维度上与西方对接，全球化会完成近代以降的民族复兴的渴望与梦想，可以看到的是，全球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每一个方面；但乐观的全球主义者没有看到，在当代中国这一特殊空间存在着两种时间，一种是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或正准备与西方对接的时间，另一种是中西部地区的远远还落后，无法与西方对接的时间。特别是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到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游戏规则的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风险估计不足。
参考文献：
[1][美]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M].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76.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儒家文化所建构的民族认同镜像被击得支离破碎。面对这双重危机，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树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以“科学”解决道德信仰危机，以“民主”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掀起了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企图重建现代中国的认同镜像。这种重建民族认同镜像的努力，因其所内舍的矛盾，没有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危机，但深刻规约了现代中国的重建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民族镜像新青年 出版史
发端于20世纪前期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在各种话语的言说中被不断地言说、改写和回忆，成了现代中国话语实践的意义策源地。在不同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力量返回历史，对五四进行言说、书写，在对历史的回忆中完成当下的意义建构，处于当下历史的每个人都为五四创造了更符合他们需要的不同形象。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把用历史作成批判现实的镜子从而给人们启示的过程，称之为‘寓言化’”，并指出“寓言化”是指为了教育当代的回忆。无疑，五四是现代中国的“民族寓言”，各种话语正是从对这个“寓言”的阐述中来建构自己的合法性的。但于笔者而言，将以《新青年》为内核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看做现代中国的“镜像”，在如何理解、认同这个“镜像”的历史实践中，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旅。
一、“意义”与“秩序”：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双重危机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完成现代转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知识精英的绝对道德律令和无法化约的意识形态力量。在这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面对西方的现代化实践，有一组无法绕过的矛盾：西方的现代化实践是时间维度上的先进性，或者说仅仅只是地域上的特殊性。如果是时间上的先进性，那么，西方的现代化就是普世的；如果只是地域上的特殊性，那么，对中国这一特殊于西方的另一地域空间，探求另外的现代化实践就是可以诉求的，“中体西用”就是这一诉求的最好表述。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实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遇到巨大的挑战，表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它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信仰危机。在中国传统的意义世界里，儒家为国人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仁学为中心的人生观，成为几千年来维系国人意义世界的价值根基。五四以后，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君子理想和以天下国家为轴心的社会理性在五四前后受到了全面挑战，像这样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如此严重的意义危机，可以说是中国这一地域空间的“殊像”。现代化即是“祛魅”的过程，西方在其世俗化过程中，因有强大的宗教背景，在意义信仰层面，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处所。而在中国，因宗教思维不发达，远古的宗教、伦理、政治三位一体，进而演进为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思想形态，因此，信仰世界是一种泛政治化的道德。“泛道德主义将宗教性的人格追求、心灵完善与政治性的秩序规范、行为法则混同、融合、统一、组织在一个系统里。”儒家虽具“终极关怀”品格，但它执著地追求现实人生的意义，充满强烈的此岸关怀与实用色彩，当儒家的社会建制崩溃之后，其信仰系统也难以继续维持。
2.秩序危机。与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同时发生的，是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儒家以“仁”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但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仁”有不同的体现，根据他人同自己的关系来决定仁爱的厚薄亲疏。这些厚薄亲疏的爱对应的是现实社会中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妻、朋友等人际关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把这种等差之爱进行制度化、法制化，就是严格等级尊卑的“礼”，以此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行为规则。因此，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但在中国遭遇现代性时，这种儒家文化建构的中华民族的认同镜像被击得支离破碎。
这种双重危机表征着中国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失去了方向感，中国迫切需要通过文化出版界的努力，为中国重建民族文化认同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坐标，《新青年》的适时出现，正好回应了这一历史要求。
二、“科学”与“民主”：《新青年》重建民族认同的努力
面对这双重的危机，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祭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希图化解危机，重建中华民族的认同镜像，以“科学”解决道德信仰危机，以“民主”解决社会政治危机。
1.信仰以“科学”为鹄的。在《新青年》阵营内，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为解决中国的信仰问题，面向西方寻找资源，高举“科学”的大旗，相信西方的科学和理性应该可以解决信仰问题，科学可以成为一种最可靠的人生观，可以提供给现代人一种确定不移的意义世界。《新青年》倡导的科学主义，有两种形态：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前者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后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都力图用科学主义的方式，在中国重建一种包括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在内的新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
《新青年》将“自由”视为人的基本人权，是民主宪政的基本条件，“现代个人主义哲学的‘神髓’全在于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有思想言论自由，鼓励个人积极探索，发挥自己才智，养成自由独立之人格，如此才能建成现代国家。自由主义者坚信信仰必须是基于个人理性与意志的自由选择，主张将事实与价值、应然与实然进行分离，对集权主义制度下以意识形态来规范人的信仰进行猛烈的抨击，追求多元的、众神并立的意义世界，它在价值层面上保持中立和缄默，而宁愿把信仰留给宗教而自我缺席。《新青年》的自由主义者们企图将科学的工具理性提升为价值理性，成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这无疑越过了科学自身的合理性界限，它无法填补儒学破碎之后所留下的信仰真空，特别是一战的爆发更使自由主义的危害性进一步显露。
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在《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党派型知识分子的宣传中，不仅被视为一种认知社会的历史观，且同样被看成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生观，成为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人生信仰。它把历史进化的顶点和极致环节，设想为人类的终极目的——一个关于未来幸福承诺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把它化为当下的历史实践，个人只有遵循这一历史规律，融入改造社会的历史活动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建立一神式的价值信仰。唯物论的历史观念，作为一种把自己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达某一理想的思维方式和把自己的存在意义与所属时代相关联的生活态度，坚信个人能在人类整体的历史中实现永恒，不但为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更使纠缠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信仰危机暂时获得了解决。 2.秩序以“民主”为目标。中国传统礼治社会以承认等级制为前提，而现代政治是“唯民主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形质之政治。”因此，建立民主政治秩序，成为中国秩序重建的首要目标。
以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为支撑的民主制度，内含自由和平等的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民主政治”是西方启蒙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哲理设计，相信在这套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光辉的制度设计下，人类会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但在实践层面，却无法按其“票面”流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文明暴露出它本身所内含的矛盾和危机。这种危机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正义的理解和制度的选择。市场制度以“经济人”作为自己的人性论基础，将人类的牟利动机予以合理化，无视社会正义和两极分化的结果，对社会平等的承诺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实践，社会正义与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社会主义思潮，作为现代中国追求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产物，取代自由主义制度，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历史中“出场”。
为应对这双重危机，《新青年》的知识精英以“民主”“科学”为旗，掀起了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企图重建现代中国的认同镜像，但《新青年》所重建的镜像，其理论资源——“科学”与“民主”——无疑是西方的。《新青年》在传统无法应对新的时代挑战的情况下，将视野转向西方寻找理论的武器来解决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危机，其合理性是自然的，但《新青年》的知识精英在运用“民主”与“科学”为武器激烈地批判传统，希图重建民族认同的镜像时，就面临着如前所述的时空矛盾。《新青年》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来认识西方的现代性实践的，承认现代化的普适意义。但这种思路，被民族主义者指责为“去中国化”，这也与《新青年》知识精英的内在民族国家信念相悖。应该说，对于“去中国化”与“中国化”之间的矛盾，《新青年》是没有处理好的。它所蕴涵的矛盾与失误影响了后五四时期现代中国的所有实践，外在的压力导致实用理性的高扬，在保卫民族生存的斗争处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启蒙精英不能证明他们自己，更不能证明他们同胞继续批判民族传统的要求是正当的，民族救亡的话语最终导致启蒙话语的缺席，历史在这里成为如黑格尔说的“吊诡”的是：应对民族危机本是《新青年》启蒙话语展开的促进因素，但最终民族危机颠覆了启蒙，或者如李泽厚所说，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救亡压倒了启蒙，它无法与救亡对话而在历史中被“清场”。
结语
《新青年》化解危机、重建民族认同的努力尽管被学者称之为“理性”缺失的启蒙，但其所树立的“科学”“民主”原则成为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新青年》所建构的这个民族认同镜像成为一个无法跨越的存在。如前所述，《新青年》所面临的矛盾，所要解决的危机依然存在。
《新青年》所面临的时空矛盾依然没有解决，但有了新的表述，那就是“中国化”和“全球化”。“中国化”这一术语，把中国的现代化看作不同于西方的地域空间的历史实践，拒绝西方现代性普世价值，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寻找超越西方的可能，其思考的路向无疑是对的，但如把这个概念绝对化、形而上学化就会封闭面向世界的大门，在丧失新的参照系同时，民族主义也会导致批判精神的缺席，这一概念会成为封建意识的自由港和挡箭牌，历史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全球化”是当代中国的流行语，在这一概念中寄予了中国人太多的希望。全球主义者充满乐观地指出，中国已经在时间维度上与西方对接，全球化会完成近代以降的民族复兴的渴望与梦想，可以看到的是，全球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每一个方面；但乐观的全球主义者没有看到，在当代中国这一特殊空间存在着两种时间，一种是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或正准备与西方对接的时间，另一种是中西部地区的远远还落后，无法与西方对接的时间。特别是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到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游戏规则的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风险估计不足。
参考文献：
[1][美]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M].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