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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院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之一，它在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很多人对书院的认识并不明确，甚至存在一些误区，导致很多人对书院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不赞同，本文力图为此做一些佐证。
【中图分类号】TU984.14
一、关于书院认识的误区
笔者综合相关资料，发现一般易对书院的认识产生某些误区，它们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认为书院在古代是属于普及形式的教育，另一个是认为书院在清末被改为学堂是其积弊已久，必须改制，还有一点是将现如今一些大学实行的“书院制”等同于书院，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一）书院是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之一
中国古代的教育有两个层次：小学和大学，朱熹曾明确规定小学的任务是”学其事，学其文”，大学的任务才是“明其理”，他对于自己创办的书院则主张使学生“苟知其理之当然”，因此可以看出朱熹认为书院实施的是大学教育。
钱穆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中国最好的传统教育制度莫过于书院制度”；胡适先生在《书院制史略》一文中说：“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北京大学的王岳川教授认为“书院不是一般的普及教育，而是高端教育”；[ ] 中华读书报的记者舒晋瑜认为书院“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 ]湖南大学的邓洪波教授认为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 ]
加拿大许美德教授在《中国大学1895-1995 ---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中论述到应从相对的两极来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一个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另一个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教学和学术机构--- 书院。[ ] 日本学者难波征难与简精益认为书院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之一，而且传播到日本之后对日本的文教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外，从中国古代书院所探讨的问题来看，它也是属于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之一。比如朱熹在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的讲学，探讨的都是理学的高深问题，绝不是一般初级水平的人能听懂的；朱张会讲、鹅湖会讲探讨的也都是天地立命的生存哲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及教育，书院实际上担任了私学中“高等教育的使命”。
从这些文人学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书院是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之一”这一点是被很多大家认同的，这一点是探讨书院与高等教育之间联系的立足点。
（二） 书院被改制未必是历史发展必然
南京大学的李曙华教授认为“书院同化于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其实在中国古代，书院官学化的倾向比较严重的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南宋，另一个是清朝后期。而这两个时期书院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前者是促进了理学的极大繁荣，后者却是被改制，这固然有其所处的时代因素，但却未必是其发展的必然，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据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 ]统计数据显示：自1862-1901年间，书院增长了1062所，约占清代书院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在清代260余年的历史中属于奇迹，更是中国书院1200余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并无半点衰竭濒死之际。”[ ]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书院其实是承担了“落幕于辉煌”的命运，也就是说它的改制并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炳照教授认为书院改制为学堂“严重违背了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丢弃了宝贵的书院精神”。[ ]
其實在1884年，郑观应最早提出了将书院改制为学堂的想法，但是学界对此有很多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将书院直接改为学堂，一是主张变通书院，还有一种是主张创办新型书院。这三种主张的基本共识是书院要改革，但是也可以看出书院并不是非要改制为学堂不可。
书院有可能积弊已久，如教学内容较为固定，主要是为科举输送人才导致其日益僵化等，但是晚清书院确实是在不断的适应时代变化而改造自身，如湖北西湖书院在洋务运动后，开设了地理、兵法、体操等新课程，广西经古书院增设了算学等，这说明书院是适应时代发展而改变其教育内容的，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从其发展的数量及其引进西学的主动适应来看，书院完全有可能通过改变教学内容与管理，完成转变，而并不是非改制不可。
如果“书院在一百多年前并不是非改制不可”的论断成立的话，就好比一个正处于茂盛期的事物被强行掐断，做了别的用处，那么书院在现代社会的复兴则可以视为人们对之前行为的重新审视和对书院价值的重新判断。
（三）将“书院制”等同于书院
一些高校创建了符合自身发展的书院制模式，如香港中文大学是由新亚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逸夫书院等组成的书院联邦制大学。四川大学是由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改制而来。西安交通大学从2005年实行书院制，先后成立了彭康书院、文治书院、宗濂书院、南洋书院、仲英书院、崇实书院、启德书院、励志书院等8 个本科生住宿书院。2010年5月北师大创立的教育家书院，旨在促进优秀教师的专业成长。复旦大学自2011年新构 建“复旦书院”，即本科生新生开学第一年在此先接受一年的文理基础课程教育和综合教育，然后再进入各自的专业学习。苏州大学于2011年创办的的敬文书院，从41个不同专业的新生中选出一批住到书院。另外还有冯骥才在天津大学设立的北洋书院等，另外中国海洋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目前也在筹建书院制。
这些大学所创建的住宿书院制最早来源于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模式，并且吸收了中国古代书院的部分内容。但是这些毕竟是在大学内部进行的改革，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独立的书院。不像是中国古代的书院，是民间的独立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但是有很多学生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辅导员认为“就是要让不同专业的人睡在一起”，但是毕竟“断层太久”，很多学生还是对书院这种教育模式充满了困惑。在大学实行书院制的模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至于其效果如何，目前尚难以判断，或许在较长的时间内才能看的更清楚。
而现如今的中国文化书院、什刹海书院、万松浦书院、秋浦书院等自成立之日起，就以民间独立学术团体的身份存在，并且各自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开展教学及学术交流活动。如今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文化书院依然以其独特的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坚守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坚持“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理念并为之不懈努力。什刹海等其他书院在以各种形式积极主动的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因此明确了“书院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就明白了本文为什么没有讨论大学内部的书院制，而是将立足点完完全全的放在独立于高等教育体制之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形式的书院。
综合以上三点论述，明确了书院是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并且持续到一千多年后的近代，而一百多年前的书院改制并非历史必然，当代高校实行的“书院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基于以上逻辑，在探讨书院在当代的发展对当今教育的影响的时候，可以更加客观的看待书院的作用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TU984.14
一、关于书院认识的误区
笔者综合相关资料，发现一般易对书院的认识产生某些误区，它们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认为书院在古代是属于普及形式的教育，另一个是认为书院在清末被改为学堂是其积弊已久，必须改制，还有一点是将现如今一些大学实行的“书院制”等同于书院，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一）书院是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之一
中国古代的教育有两个层次：小学和大学，朱熹曾明确规定小学的任务是”学其事，学其文”，大学的任务才是“明其理”，他对于自己创办的书院则主张使学生“苟知其理之当然”，因此可以看出朱熹认为书院实施的是大学教育。
钱穆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中国最好的传统教育制度莫过于书院制度”；胡适先生在《书院制史略》一文中说：“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北京大学的王岳川教授认为“书院不是一般的普及教育，而是高端教育”；[ ] 中华读书报的记者舒晋瑜认为书院“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 ]湖南大学的邓洪波教授认为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 ]
加拿大许美德教授在《中国大学1895-1995 ---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中论述到应从相对的两极来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一个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另一个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教学和学术机构--- 书院。[ ] 日本学者难波征难与简精益认为书院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之一，而且传播到日本之后对日本的文教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外，从中国古代书院所探讨的问题来看，它也是属于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之一。比如朱熹在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的讲学，探讨的都是理学的高深问题，绝不是一般初级水平的人能听懂的；朱张会讲、鹅湖会讲探讨的也都是天地立命的生存哲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及教育，书院实际上担任了私学中“高等教育的使命”。
从这些文人学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书院是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之一”这一点是被很多大家认同的，这一点是探讨书院与高等教育之间联系的立足点。
（二） 书院被改制未必是历史发展必然
南京大学的李曙华教授认为“书院同化于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其实在中国古代，书院官学化的倾向比较严重的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南宋，另一个是清朝后期。而这两个时期书院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前者是促进了理学的极大繁荣，后者却是被改制，这固然有其所处的时代因素，但却未必是其发展的必然，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据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 ]统计数据显示：自1862-1901年间，书院增长了1062所，约占清代书院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在清代260余年的历史中属于奇迹，更是中国书院1200余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并无半点衰竭濒死之际。”[ ]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书院其实是承担了“落幕于辉煌”的命运，也就是说它的改制并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炳照教授认为书院改制为学堂“严重违背了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丢弃了宝贵的书院精神”。[ ]
其實在1884年，郑观应最早提出了将书院改制为学堂的想法，但是学界对此有很多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将书院直接改为学堂，一是主张变通书院，还有一种是主张创办新型书院。这三种主张的基本共识是书院要改革，但是也可以看出书院并不是非要改制为学堂不可。
书院有可能积弊已久，如教学内容较为固定，主要是为科举输送人才导致其日益僵化等，但是晚清书院确实是在不断的适应时代变化而改造自身，如湖北西湖书院在洋务运动后，开设了地理、兵法、体操等新课程，广西经古书院增设了算学等，这说明书院是适应时代发展而改变其教育内容的，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从其发展的数量及其引进西学的主动适应来看，书院完全有可能通过改变教学内容与管理，完成转变，而并不是非改制不可。
如果“书院在一百多年前并不是非改制不可”的论断成立的话，就好比一个正处于茂盛期的事物被强行掐断，做了别的用处，那么书院在现代社会的复兴则可以视为人们对之前行为的重新审视和对书院价值的重新判断。
（三）将“书院制”等同于书院
一些高校创建了符合自身发展的书院制模式，如香港中文大学是由新亚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逸夫书院等组成的书院联邦制大学。四川大学是由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改制而来。西安交通大学从2005年实行书院制，先后成立了彭康书院、文治书院、宗濂书院、南洋书院、仲英书院、崇实书院、启德书院、励志书院等8 个本科生住宿书院。2010年5月北师大创立的教育家书院，旨在促进优秀教师的专业成长。复旦大学自2011年新构 建“复旦书院”，即本科生新生开学第一年在此先接受一年的文理基础课程教育和综合教育，然后再进入各自的专业学习。苏州大学于2011年创办的的敬文书院，从41个不同专业的新生中选出一批住到书院。另外还有冯骥才在天津大学设立的北洋书院等，另外中国海洋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目前也在筹建书院制。
这些大学所创建的住宿书院制最早来源于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模式，并且吸收了中国古代书院的部分内容。但是这些毕竟是在大学内部进行的改革，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独立的书院。不像是中国古代的书院，是民间的独立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但是有很多学生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辅导员认为“就是要让不同专业的人睡在一起”，但是毕竟“断层太久”，很多学生还是对书院这种教育模式充满了困惑。在大学实行书院制的模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至于其效果如何，目前尚难以判断，或许在较长的时间内才能看的更清楚。
而现如今的中国文化书院、什刹海书院、万松浦书院、秋浦书院等自成立之日起，就以民间独立学术团体的身份存在，并且各自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开展教学及学术交流活动。如今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文化书院依然以其独特的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坚守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坚持“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理念并为之不懈努力。什刹海等其他书院在以各种形式积极主动的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因此明确了“书院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就明白了本文为什么没有讨论大学内部的书院制，而是将立足点完完全全的放在独立于高等教育体制之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形式的书院。
综合以上三点论述，明确了书院是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并且持续到一千多年后的近代，而一百多年前的书院改制并非历史必然，当代高校实行的“书院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基于以上逻辑，在探讨书院在当代的发展对当今教育的影响的时候，可以更加客观的看待书院的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