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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在全国33个考点同时进行，共有1.4万人参加了这次考试。这是我国第一次对环评人员进行的专业考试。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以往的管理模式只是对环评机构进行管理，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一些环评人员为牟取个人利益编造假数据、假结论。现在，环保总局把机构和人结合起来，一旦出现问题，不但要追究环评机构的责任，还要追究环评工程师的个人责任。
环评不造假，造假要打击。这个思路，与前些年政府应对“会计造假”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环评工程师与会计都是特殊的信息提供者。真实信息的披露，其实有三种保障途径：政府监管、内部监管与社会监管。比如一家上市企业的信息发布，一个工程对周边环境造成何种影响的评估信息发布，最好的途径当然是其内部自我透露，但实际上“自我监督自我”，恰恰又是最难以做到的。透露的信息，往往最容易失真。政府监管是传统的管理模式，但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往往要依赖于自下而上、层层上报的信息递送模式，这又回到了老路上，还是得依靠企业或工程内部人的自觉。所以，第三种监管——社会监管，按照逻辑推论应当是最有效的。独立的会计事务所、环评单位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扮演了医生角色，他应当对企业或工程中的信息体深入观察、望闻问切，把脉出内在的信息走向，再把这些信息整理成完整的信息档案，提供给政府。
可是，独立的社会监管者有时并不洁身自好，反倒一同拖下了水，成为共同的信息造假者。与会计造假一脉相承，“市场化”的环评机构与人员往往是市场意识过了头，在“假、造与不造”的选择上，他们很善于在“机会收益”与“败露成本”间比较，在“机会收益”上，环评造假者可以获得什么呢？这些收益，是从信息造假者的嘴边分出来的一杯羹，企业信息造假的收益常常大、而且是巨大，所以也舍得拿出一大杯羹给同谋的环评机构和人员。再算算“败露成本”，由于延误了圆明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时间，北京师范大学所属的环评单位被国家环保总局点名批评，它运气不好，因为圆明园事件闹得太大，连带着萝卜拔出泥巴，被曝光了；可之前那么多环境污染事件，我们听说过有几个环评机构被批评了，更别提相关的惩罚了。
造假被发现的概率很小，而造假所能够得到的收益又是如此的巨大而诱人，换做是任何一个“经济理性人”，他都会断然地、“坚定地”走上第二条路。强调环评机构与个人的职业道德、专业信誉与社会责任，是缘木求鱼，是对牛弹琴。因为这还是传统的、对最原始造假者——企业造假者的“婆婆式管理”，婆婆说干了口水，媳妇该撒野还撒野，谁叫婆婆除了一张嘴没别的办法呢？
不过，现在环保总局的管理，还沿袭于以行政处罚包管一切的思路上。实际上，环评造假与会计造假一样，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和其他损失，按理当给予补偿，即民事赔偿。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对此尚未有严格的民事赔偿制度，使得其造假成本更进一步降低。当务之急是加大司法介入和法律惩治的力度，完善相关的民事赔偿制度，如果，在一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中，公民有权以自身生存环境被损害提出集体诉讼，其巨额的民事赔偿足以让造假的环评机构及个人破产！这些环评人员想不增加职业道德也不行了。
在打击环评造假现象中，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以及民事赔偿压力不大的现象必须改变，要让那些环评造假者明白：你这样做，是在犯罪，你要付出的代价将远远高于你的造假收益，否则，如果仅仅停留在行政问责层面上，等于让造假者逍遥法外。
环评不造假，造假要打击。这个思路，与前些年政府应对“会计造假”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环评工程师与会计都是特殊的信息提供者。真实信息的披露，其实有三种保障途径：政府监管、内部监管与社会监管。比如一家上市企业的信息发布，一个工程对周边环境造成何种影响的评估信息发布，最好的途径当然是其内部自我透露，但实际上“自我监督自我”，恰恰又是最难以做到的。透露的信息，往往最容易失真。政府监管是传统的管理模式，但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往往要依赖于自下而上、层层上报的信息递送模式，这又回到了老路上，还是得依靠企业或工程内部人的自觉。所以，第三种监管——社会监管，按照逻辑推论应当是最有效的。独立的会计事务所、环评单位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扮演了医生角色，他应当对企业或工程中的信息体深入观察、望闻问切，把脉出内在的信息走向，再把这些信息整理成完整的信息档案，提供给政府。
可是，独立的社会监管者有时并不洁身自好，反倒一同拖下了水，成为共同的信息造假者。与会计造假一脉相承，“市场化”的环评机构与人员往往是市场意识过了头，在“假、造与不造”的选择上，他们很善于在“机会收益”与“败露成本”间比较，在“机会收益”上，环评造假者可以获得什么呢？这些收益，是从信息造假者的嘴边分出来的一杯羹，企业信息造假的收益常常大、而且是巨大，所以也舍得拿出一大杯羹给同谋的环评机构和人员。再算算“败露成本”，由于延误了圆明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时间，北京师范大学所属的环评单位被国家环保总局点名批评，它运气不好，因为圆明园事件闹得太大，连带着萝卜拔出泥巴，被曝光了；可之前那么多环境污染事件，我们听说过有几个环评机构被批评了，更别提相关的惩罚了。
造假被发现的概率很小，而造假所能够得到的收益又是如此的巨大而诱人，换做是任何一个“经济理性人”，他都会断然地、“坚定地”走上第二条路。强调环评机构与个人的职业道德、专业信誉与社会责任，是缘木求鱼，是对牛弹琴。因为这还是传统的、对最原始造假者——企业造假者的“婆婆式管理”，婆婆说干了口水，媳妇该撒野还撒野，谁叫婆婆除了一张嘴没别的办法呢？
不过，现在环保总局的管理，还沿袭于以行政处罚包管一切的思路上。实际上，环评造假与会计造假一样，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和其他损失，按理当给予补偿，即民事赔偿。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对此尚未有严格的民事赔偿制度，使得其造假成本更进一步降低。当务之急是加大司法介入和法律惩治的力度，完善相关的民事赔偿制度，如果，在一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中，公民有权以自身生存环境被损害提出集体诉讼，其巨额的民事赔偿足以让造假的环评机构及个人破产！这些环评人员想不增加职业道德也不行了。
在打击环评造假现象中，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以及民事赔偿压力不大的现象必须改变，要让那些环评造假者明白：你这样做，是在犯罪，你要付出的代价将远远高于你的造假收益，否则，如果仅仅停留在行政问责层面上，等于让造假者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