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隐身”，早在老子时代，中国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隐身哲学。这里的“隐”，意指一种洁身自好、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杨绛也曾在她的散文《隐身衣》中，赞赏了隐身衣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的妙用，不过相比于古代文人往往要终其一生苦苦追寻而不可得的“隐身”难度，杨绛认为其实人人都有隐身衣，不过这件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于是“世人非但不以为宝，还惟恐穿在身上，像湿布衫一样脱不下”。这里的“隐”便别有了另外一种意味。“隐身”的哲学发展到当下，其含义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深化，同时也相应地具备了各种形态的“隐身衣”，使人或隐蔽，或变形，不一而足，耀人眼目。本次获得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的五篇小说便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呈现了五件形态各异的“隐身衣”，展现了不同的隐身姿态。它们分别为格非的《隐身衣》，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胡学文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以及王跃文的《漫水》。
一、消极避世的处世态度
《隐身衣》是格非继其“江南三部曲”之后继续实现自己“描写现实，超越现实”的文学野心的作品。在这部9万字的中篇中，格非一如既往地展现了其高超的叙述技巧，把一个略显诡谲的故事讲得风生水起，跌宕起伏。小说采用了双线结构，一条线索围绕着“我”的职业展开。叙述者“我”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发烧友，其职业是给高端客户组装音响设备。小说从“我”为一位大学教授装机开始，到为丁采臣打造世界最高级音响，再到为那位大学教授改装结尾。另一条线索则围绕着“我”的生活展开，在艰难的生存境况的逼迫之下，“我”经历了爱情的背叛、亲情的薄凉与友情的虚伪。最后在走投无路之下，投奔别墅里的毁容女子，生活却意外地开始柳暗花明。小说可以说兼具“行业小说”和“哥特小说”的魅力。一方面，格非将自己对于古典音乐多年的热爱与感悟写进了小说，整部小说不仅内容上充斥着大量有关音乐与音乐设备的术语，而且在“叙事和结构上也运用了诸多音乐的元素：四重奏、无调性、对位法，全音、空心、半音等等”。[1]格非优柔娴熟的艺术表达与对于古典音乐充沛的知识和热爱使得整部作品沉浸在水乳交融的音乐美感之中，但有关乐器配置、音乐鉴赏知识的过量铺陈不免使得某些地方的音乐溢出了情节而带上炫技的色彩。另外一方面，《隐身衣》沿用了作者早年在先锋小说写作训练中积累的技巧，如悬念的设置、叙述的空缺以及神秘、梦幻、哥特式的叙事格调：“盘龙谷”的别墅恰如中世纪的古堡，与世隔绝;神秘的丁采臣订购高价音响之后，生死未明;年轻美丽的女子转过身来却有着一张惨不忍睹、被钢刀恣意切割后的脸……而悬念设置后无交代的叙述的空缺更是让读者陷入无解的焦灼。事实上，这种叙述空缺带来的小说情节的“无限可生发性”既恢复了日常生活本身的无序而使小说充满了现代感，也深度契合了小说意蕴的整体气质：一种“事若求全何所乐”的处世哲学。小说题名“隐身衣”，除了意指在古典音乐的美妙旋律与高雅境界中避世遁形之外，更是指一种面对纷繁芜杂的尘世社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生态度。这两重的“隐身衣”互为表里也互相编织：在遭受了妻子的背叛、亲人的欺骗、朋友的冷酷无情后，“我”虽也曾义愤填膺但又几乎立刻释然，高雅的古典音乐既熏陶了我“乐于从命”的豁达心胸，也给在现实残酷中受到伤害的我提供了一个舔舐与治愈伤口的道德乌托邦。因此，“我”的这种“隐身术”，正像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避世、独善其身的犬儒化的生活理想。“本该严肃沉重的‘社会批判’主调消失于轻盈飘逸的‘隐身’二重奏下的‘世外桃源’风光中。”[2]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隐身衣”：对高雅音乐的欣赏是蒋颂平的隐身衣，粉饰了他虚伪与粗俗的商人灵魂;未明的生死是丁采臣的隐身衣，将他谜一般的身份掩盖; 刀疤是毁容女子的隐身衣，隐藏了她过去的不堪生活……无论是怎样各异的形式外壳，“隐身衣”下隐藏的，都是一种或逃避或掩饰的生存哲学。事实上，整部小说，不也是作者的一件隐身衣么？
二、以退为进的生活智慧
相比于格非惊险而刺激的叙述，上海女作家滕肖澜则不动声色却又细针密线地为我们编织了一件隐身衣。《美丽的日子》延续了滕肖澜一贯的叙述风格：以其敏锐的目光捕捉五光十色的大上海之下隐藏的小市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柴米油盐，鸡鸡狗狗”的市井生活。她的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阴谋，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是“从柴米油盐中渗出的温情”和“鸡零狗碎里流露的惬意”。[3]故事很简单，讲述了江西上饶的一个单身母亲姚虹为了嫁入上海，不惜一切手段，与上海婆婆卫老太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拉锯战，最终圆了自己的“上海梦”的故事。滕肖澜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两个女人之间心思缜密的揣测和较量在其一贯擅长的“三角”关系网（姚虹、卫兴国、卫老太）中被她处理得风生水起，情节虽简单却也一波三折，从姚虹刚进卫家门时的“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到假怀孕被发现而赶出卫家门再到小说最后有一个十岁女儿真相的揭示，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追求幸福婚姻的执著以及一个母亲为女儿追求“美丽的日子”的坚韧。而这份执著与坚韧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忍辱负重而又心机缜密的“隐身哲学”：为了争取到参与上海媳妇的竞争的权利，她隐瞒了自己有一个女儿的真相;为了博得上海婆婆的好感，她忍辱负重地接受了“保姆”身份，兢兢业业，曲意逢迎，换了发型，改了口音，极力将自己隐藏在“上海媳妇”的包装之下甚至铤而走险地使出“假怀孕”的伎俩……在这里，“隐身”不再是消极避世的生存哲学，而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智慧。小说就在两个女人间不断的“隐藏”与“发现”的过程中层层推进，从而展现了两代女性的情感和生活，于小人物的生存之艰的背后透露出作者悲天悯人的大情怀，这也正是滕肖澜能够将这类一地鸡毛的琐事处理得毫不琐屑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整篇小说除了处在姚虹与卫老太两人斗争的显在张力网中，还置身于一个“上海”与“上饶”对峙的潜在张力结构之中。实际上，这也是这篇小说成立的一个隐在前提。这个前提的天然成立，暴露出了作者无意识的“上海自恋情结”。在这种“自恋情结”的支配下，卫老太一家原本属于上海底层的生活代替了上海生活，卫老太的目光也成了代表上海的审视。整篇小说都只有上海人卫老太居高临下的视角，即使写到其他人物的心理与交谈，也都笼罩在“成为上海人”的心理支配之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隐身”：姚虹这样的外地人只能成为上海人的心理投射，而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同时，小说中提到的卫老太年轻时用牺牲肉体回报厂长多给的抚恤金和小说最后卫老太与姚虹为争取更多的分配面积而与拆迁小组展开的近乎赖皮的拉锯战的两个细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呈现了小人物的生存之艰及此带来的迫不得已的市民哲学，但其不无欣赏的口吻背后透露出的，无疑是作者暧昧的道德立场。事实上，文学对于现实的理解与悲悯，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自己的价值标准。
三、人性压抑下的生存策略
在山西文坛上，吕新一直就是一个独具个性的存在。1986年，吕新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那个幽幽的湖》就以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震动了整个山西文学界。现实中的吕新是一个默默而谦卑的写作者，恪守着其“傍晚时匆匆到来，黎明前又独自离去”[4]的处世原则。而文学中的吕新，则是一个永远保持着“先锋”性且充满着忧郁同情心的思想者。多年来，他以深情的笔触写出了北方土地特别是晋西北土地上的忧伤诗意。在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白杨木的春天》中，他将目光放得更远，对三十多年前的“文革”进行了耐心而执著的思考与追问。小说叙述了在特殊年代下放到一个北方小县城的曾怀林一家的遭遇，既写了曾怀林在那段荒唐的岁月中默默承受的妻子自杀、劳改、裸身搜查、生存艰难、心灵煎熬的非人境遇，也写了严酷生存境遇下丝缕的人间温情。小说继承了吕新一贯的叙述风格，没有贯穿始终的事件，也没有剧烈的冲突，在惨淡而辽阔的日常生活的叙事中，充斥着大段反思性的议论与悲愤交加的理性诘问。广袤的精神世界冲散了，也冲淡了具体的事件与情节，弥散在整个文本中，从而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穿越世相表层，直抵存在本身的艺术力量与沉郁深远的诗化风格。与此同时，这种“弥散性文本”（张新颖语）中饱含着巨大张力：在这个荒凉而晦暗的北方小城，作者却多次很认真地描写了明媚而充满生机的植物——那个审判人的院子里的美丽非凡的海棠花，还有城墙上的野草、农场的野花以及新鲜碧绿的甜菜，这些明丽而顽强的生命，与冷漠灰暗的的尘世构成了“明”与“暗”的巨大的对比，也给了那个绝望年代的心灵以慰藉和支撑。在这样似乎无边的绝望与压抑中，“隐身”成了苟活的唯一方法与必然结果：曾怀林的妻子连咳嗽都不敢大声，无数次的质问与愤怒也只敢存在于“无数次的想象中”，曾怀林则一直苛刻地约束着自己，“自己把自己捆得越紧越死”“常常自我鞭笞，时不时地紧一紧自己身上的绳索”。在这个年代，你的“隐身术”越好，你才能越安全地生存，就像曾怀林用沉默躲过了假扮成伐木工人的政工干部阎松长的“循循善诱”，而他未曾出场的妻子，却因不堪忍受折磨而最终被黑暗吞没。颇为讽刺的是，这种“隐”必须以“显”的方式呈现：老宋帮助被命运丢弃在陌生荒野上的这家人修起了白杨木栅栏，但曾怀林却不敢像别户人家那样栽种黄瓜和丝瓜，因为他明白“任何一个院子里都可以瓜果满架，绿荫如盖，但自己的这个院子就应该是寸草不生的、坦白的、清清楚楚的，不存在隐秘的，让他们一看就觉得放心”。他还要定期提交思想汇报，向“他们”坦白自己，剖析自己。如果“他们”觉得这还不够，还可以随时对自己进行颇为彻底也颇为耻辱的裸身检查。在这里，“隐身”已经蜕变为一种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它的“隐”，隐去的不仅仅是真实的表情与想法，更是一种对人性与尊严的彻底压抑与遗忘。至此，“隐身衣”已经融进了人们的皮肤乃至灵魂，使人变成了真正的行尸走肉。或许，吕新的这部小说相比于曾一度喧嚣的伤痕、反思文学，其格外值得珍视的地方便在于他将那个“隐身而不自觉”的时代的隐身衣重新揭开，以其深厚的思想力量，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重新看到那个时代最为隐秘的疼痛与创伤。就像吕新说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5]
四、无处安放的灵魂分裂
作为“河北四侠”之一的胡学文，一直以善于描摹农村底层而著称。而在这篇《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中，我们看到了其对既有创作经验有意识的突破，“与以往作品相比，此次获奖作品我尝试了新写法。一是，以前我更注重写实，而这篇文章是虚实交错。二是，以往我写乡村多，写城市题材少，而这次则更多着墨城市”。[6]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前那个颇具现实感的乡村之外的另一个颇具现代感的城市，这种现代感主要体现在小说的技巧方面，小说的叙述不断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中腾挪变换。其中一个世界是主人公乔丁每天身处其中的当下生活，另一个世界则是乔丁用“盗窃”来祭奠过往、安置灵魂的世界。前一个世界中的叙事时序是完全按照情节的发展顺序来展开的，而后一个世界则充满了时间倒错与意识漫无边际的流动。于是，小说就在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交错中逐步推进，直到乔丁在一次入室偷盗中，偶遇偷情的岳母，两个人隐秘的世界发生碰撞。至此，乔丁原先完全独立的两个世界开始交会，隐秘的世界开始侵入日常的生活，而主人公也开始了与岳母的心理交战。在对岳母秘密的窥探、责难和理解的过程当中，乔丁也最终完成了对自己的审视和原谅，以及对自己灵魂的安置。全文笼罩着的众多疑云也在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中渐渐消散：原来，貌似有着美满生活的主人公有一段从大学肄业，跟随一个女孩做窃贼的经历;原来，貌似贤淑优雅的岳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另外一个城市偷情;原来如精灵般难以捕捉的女孩早已死去，她只活在主人公一次次“盗窃”的仪式之中;原来，主人公一次次去往孤儿院，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小孩的喜爱，而是为了赎罪……通过这两重叙述空间的比照，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主人公乔丁所穿的“隐身衣”：生活在公共世界中的乔丁是一个心疼妻子、孝顺岳父母、顾念家庭的好男人。而一旦夜幕降临，他便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只属于他和“她”的隐秘空间，溜门撬锁，入室偷盗。这种看似荒唐的精神世界的分裂，实际上隐藏着乔丁灵魂无处寄托的仓皇感。身为窃贼的女孩在乔丁最为落魄时候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心，因此，她的意外死亡带来的突如其来的情感断裂使得他的精神始终处于无法安放的状态。于是，白天成了乔丁掩藏漂泊内心的“隐身衣”，而夜晚才是他回归自身的真正世界。这种“隐身”，既不是处世态度，也不是生存哲学，而是一种安放自我灵魂的需要。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欲望与秘密的巨大世界，每个人在敞开自己的同时也在遮蔽自己，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披着现实隐身衣的安妥自己秘密的隐秘世界。于是，我们看到了岳母安放自己秘密的另一个城市，看到了那个永远猜不透的女孩安放自己过去的孤儿院……只不过胡学文用戏剧化的手法将人性深处那些隐秘的世界无限具象化与放大，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内心深处的种种幽微。小说延续了胡学文一以贯之的“寻找”主题，但他小说中的寻找注定都是徒劳的，就像主人公乔丁一直都在锲而不舍地寻找女孩身世的秘密，寻找岳母背叛家庭的原因，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事实上，乔丁寻找的真正意义在于对自我的重新审视，从而完成两个分裂世界的最终和解与对漂泊灵魂的安置。 五、“桃花源”中的精神还乡
如果说以上几篇小说的“隐身”只是属于个人的小世界，那么，素有“官场小说第一人”之称的王跃文则在《漫水》中为我们气定神闲地营造了一个充满古典韵味的乡土大世界。事实上，从《我的堂兄》《雾失故园》《也算爱情》到《桂爷》《乡村典故》，王跃文一直都关注着乡土的时代变迁与命运走向。以“官场小说”的标签来限定王跃文，反而遮蔽了其创作的丰富性。在《漫水》中，作者以从容温润的笔调，醇厚生动的乡土语言，在当下与过去的时空交错中，为我们娓娓讲述了以余公公、慧娘娘一代为代表的漫水人的情感和人生经历，在散漫的叙述中辐射了漫水村浓郁的民俗风情、美好的人情人性，以及长达60多年中国社会蜕变的种种事件，表现出了作者对乡村历史变迁的深刻洞察与审视。小说延续了自“五四”以来诗化小说的文学传统， 承接了自沈从文以来的湖南乡土小说的文脉，没有完整的故事与情节，在一个个意蕴丰富的细节中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恬静而自足的世界。相对于外面世界的纷扰，除了人的生老病死外，我们在漫水村几乎看不到时间的流动。无论是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土改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都如投入的小石子般只在漫水村缓缓流淌的湖面漾起几圈微微的波澜，便都沉寂了。代表着外面世界权威的“绿干部”，竟也可以成为被村民调侃或怜悯的对象。笼罩和沉淀在整个漫水村的，是一种世代累积下来的，朴素却又无比坚韧的乡村伦理。这种伦理，既体现于豪放仗义的余公公、贤良聪慧的慧娘娘们待人接物、持身处事的凛凛大节与细微末节之中，更蕴含在插秧、捡枞菌、树屋、接生、出灯送灯、上龙头杠、去太平垴这样永恒不变的生活主流中。正是这种久积的乡村伦理与秩序“抵御着，或缓冲着各种政治运动的暴力，让乡村在过去几十年的苦难里疼痛有所减少。”[7]因此，相比起如今受商业化与现代化大潮冲击着的乡土中国，美好诗意的漫水村更像是一个“隐身”于世外的桃花源。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可以在葱茏的诗意中嗅到隐隐的躁动：古朴的木屋已经变成黑瓦白墙的砖头屋，强佗的老婆外出打工一直杳无音信。有余公公在他的儿女成才高飞之后成了留守老人，慧娘娘外出打工的孙儿孙女买不到过年回家的火车票……正如沈从文《边城》中那个在风雨之夜猝然倒掉的白塔象征着古老湘西的终结，小说的最后龙头杠的丢失以及代表着乡村文明守护与传承者的余公公的衰老和慧娘娘的逝去，也隐喻着这美好桃花源的解体危机。在现代文明及其“恶之花”像一股洪流不停息地向着传统乡土社会袭来的今天，王跃文的“漫水”既是作家在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精神危机时的一种寻找和确认，也为中国社会如何在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中坚守传统的伦理道德，保持淳朴的民风民俗及地域文化作了有益探索。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美丽诗意的漫水村，又何尝不是当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现实乡村的一件“隐身衣”？事实上，《漫水》的创作动机被王跃文总结为“乡愁写作”。因此，《漫水》实质上是王跃文在年过半百之后的一次精神还乡和对业已失去的乡村美好生活的温情缅怀。这种怀乡情怀下孕育的乡村势必由于作者有意或无意的温情筛选而缺乏一定的真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隐身术”更像是一种对于现实的逃避而缺乏应有的现实感与厚重性。但无论怎样，“漫水村”中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真正普世价值与真善美品质的乡村伦理无疑是乡村残存的诗意文明日益凋敝的今天最亟需、也最坚实充盈的文化资源之一。
由此可见，当今社会的“隐身”已不再是古人“遗世而独立”的精神追求，亦不只是杨绛笔下“卑微”的代称，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表现为一种生活哲学，或表现为一种精神演绎。同时，这五件形态各异的隐身衣下掩藏的，也是五位作者对于人性宇宙的密切关注与深度开掘，从懦弱到坚韧，从幽暗到明丽，五篇作品犹如多棱镜般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斑斓的人性世界，这既是对当今小说日益强化的通俗性与娱乐性的一种反拨，亦是对人性逐渐迷失年代的一份宝贵的馈赠。
参考文献：
[1] 吴娜.人人都有隐身衣——李陀、欧阳江河、格非三人谈《隐身衣》[N].光明日报，2012-6-26.
[2] 肖舜旦.“隐身”二重奏下的诗意生存及其困境——格非《隐身衣》的“隐身”寓意解读[EB/OL]. http：//www.zgnfys.com/a/nfwx-124.shtml，2012-08-28.
[3] 滕肖澜.就写“上海人过着的日子”[N].文汇报，2011-02-13.
[4] 白琳.吕新：默默的写者[N].山西日报，2014-8-20.
[5] 董昕、申毅敏. 白杨木深扎根土里[N].太原晚报，2014-8-24.
[6] 胡学文.获奖小说 我尝试了新写法[N].燕赵晚报，2014-8-13.
[7] 王跃文.沉醉乡村的理由——王跃文谈《漫水》创作[N].渤海早报，2012-5-2.
一、消极避世的处世态度
《隐身衣》是格非继其“江南三部曲”之后继续实现自己“描写现实，超越现实”的文学野心的作品。在这部9万字的中篇中，格非一如既往地展现了其高超的叙述技巧，把一个略显诡谲的故事讲得风生水起，跌宕起伏。小说采用了双线结构，一条线索围绕着“我”的职业展开。叙述者“我”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发烧友，其职业是给高端客户组装音响设备。小说从“我”为一位大学教授装机开始，到为丁采臣打造世界最高级音响，再到为那位大学教授改装结尾。另一条线索则围绕着“我”的生活展开，在艰难的生存境况的逼迫之下，“我”经历了爱情的背叛、亲情的薄凉与友情的虚伪。最后在走投无路之下，投奔别墅里的毁容女子，生活却意外地开始柳暗花明。小说可以说兼具“行业小说”和“哥特小说”的魅力。一方面，格非将自己对于古典音乐多年的热爱与感悟写进了小说，整部小说不仅内容上充斥着大量有关音乐与音乐设备的术语，而且在“叙事和结构上也运用了诸多音乐的元素：四重奏、无调性、对位法，全音、空心、半音等等”。[1]格非优柔娴熟的艺术表达与对于古典音乐充沛的知识和热爱使得整部作品沉浸在水乳交融的音乐美感之中，但有关乐器配置、音乐鉴赏知识的过量铺陈不免使得某些地方的音乐溢出了情节而带上炫技的色彩。另外一方面，《隐身衣》沿用了作者早年在先锋小说写作训练中积累的技巧，如悬念的设置、叙述的空缺以及神秘、梦幻、哥特式的叙事格调：“盘龙谷”的别墅恰如中世纪的古堡，与世隔绝;神秘的丁采臣订购高价音响之后，生死未明;年轻美丽的女子转过身来却有着一张惨不忍睹、被钢刀恣意切割后的脸……而悬念设置后无交代的叙述的空缺更是让读者陷入无解的焦灼。事实上，这种叙述空缺带来的小说情节的“无限可生发性”既恢复了日常生活本身的无序而使小说充满了现代感，也深度契合了小说意蕴的整体气质：一种“事若求全何所乐”的处世哲学。小说题名“隐身衣”，除了意指在古典音乐的美妙旋律与高雅境界中避世遁形之外，更是指一种面对纷繁芜杂的尘世社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生态度。这两重的“隐身衣”互为表里也互相编织：在遭受了妻子的背叛、亲人的欺骗、朋友的冷酷无情后，“我”虽也曾义愤填膺但又几乎立刻释然，高雅的古典音乐既熏陶了我“乐于从命”的豁达心胸，也给在现实残酷中受到伤害的我提供了一个舔舐与治愈伤口的道德乌托邦。因此，“我”的这种“隐身术”，正像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避世、独善其身的犬儒化的生活理想。“本该严肃沉重的‘社会批判’主调消失于轻盈飘逸的‘隐身’二重奏下的‘世外桃源’风光中。”[2]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隐身衣”：对高雅音乐的欣赏是蒋颂平的隐身衣，粉饰了他虚伪与粗俗的商人灵魂;未明的生死是丁采臣的隐身衣，将他谜一般的身份掩盖; 刀疤是毁容女子的隐身衣，隐藏了她过去的不堪生活……无论是怎样各异的形式外壳，“隐身衣”下隐藏的，都是一种或逃避或掩饰的生存哲学。事实上，整部小说，不也是作者的一件隐身衣么？
二、以退为进的生活智慧
相比于格非惊险而刺激的叙述，上海女作家滕肖澜则不动声色却又细针密线地为我们编织了一件隐身衣。《美丽的日子》延续了滕肖澜一贯的叙述风格：以其敏锐的目光捕捉五光十色的大上海之下隐藏的小市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柴米油盐，鸡鸡狗狗”的市井生活。她的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阴谋，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是“从柴米油盐中渗出的温情”和“鸡零狗碎里流露的惬意”。[3]故事很简单，讲述了江西上饶的一个单身母亲姚虹为了嫁入上海，不惜一切手段，与上海婆婆卫老太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拉锯战，最终圆了自己的“上海梦”的故事。滕肖澜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两个女人之间心思缜密的揣测和较量在其一贯擅长的“三角”关系网（姚虹、卫兴国、卫老太）中被她处理得风生水起，情节虽简单却也一波三折，从姚虹刚进卫家门时的“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到假怀孕被发现而赶出卫家门再到小说最后有一个十岁女儿真相的揭示，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追求幸福婚姻的执著以及一个母亲为女儿追求“美丽的日子”的坚韧。而这份执著与坚韧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忍辱负重而又心机缜密的“隐身哲学”：为了争取到参与上海媳妇的竞争的权利，她隐瞒了自己有一个女儿的真相;为了博得上海婆婆的好感，她忍辱负重地接受了“保姆”身份，兢兢业业，曲意逢迎，换了发型，改了口音，极力将自己隐藏在“上海媳妇”的包装之下甚至铤而走险地使出“假怀孕”的伎俩……在这里，“隐身”不再是消极避世的生存哲学，而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智慧。小说就在两个女人间不断的“隐藏”与“发现”的过程中层层推进，从而展现了两代女性的情感和生活，于小人物的生存之艰的背后透露出作者悲天悯人的大情怀，这也正是滕肖澜能够将这类一地鸡毛的琐事处理得毫不琐屑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整篇小说除了处在姚虹与卫老太两人斗争的显在张力网中，还置身于一个“上海”与“上饶”对峙的潜在张力结构之中。实际上，这也是这篇小说成立的一个隐在前提。这个前提的天然成立，暴露出了作者无意识的“上海自恋情结”。在这种“自恋情结”的支配下，卫老太一家原本属于上海底层的生活代替了上海生活，卫老太的目光也成了代表上海的审视。整篇小说都只有上海人卫老太居高临下的视角，即使写到其他人物的心理与交谈，也都笼罩在“成为上海人”的心理支配之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隐身”：姚虹这样的外地人只能成为上海人的心理投射，而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同时，小说中提到的卫老太年轻时用牺牲肉体回报厂长多给的抚恤金和小说最后卫老太与姚虹为争取更多的分配面积而与拆迁小组展开的近乎赖皮的拉锯战的两个细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呈现了小人物的生存之艰及此带来的迫不得已的市民哲学，但其不无欣赏的口吻背后透露出的，无疑是作者暧昧的道德立场。事实上，文学对于现实的理解与悲悯，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自己的价值标准。
三、人性压抑下的生存策略
在山西文坛上，吕新一直就是一个独具个性的存在。1986年，吕新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那个幽幽的湖》就以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震动了整个山西文学界。现实中的吕新是一个默默而谦卑的写作者，恪守着其“傍晚时匆匆到来，黎明前又独自离去”[4]的处世原则。而文学中的吕新，则是一个永远保持着“先锋”性且充满着忧郁同情心的思想者。多年来，他以深情的笔触写出了北方土地特别是晋西北土地上的忧伤诗意。在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白杨木的春天》中，他将目光放得更远，对三十多年前的“文革”进行了耐心而执著的思考与追问。小说叙述了在特殊年代下放到一个北方小县城的曾怀林一家的遭遇，既写了曾怀林在那段荒唐的岁月中默默承受的妻子自杀、劳改、裸身搜查、生存艰难、心灵煎熬的非人境遇，也写了严酷生存境遇下丝缕的人间温情。小说继承了吕新一贯的叙述风格，没有贯穿始终的事件，也没有剧烈的冲突，在惨淡而辽阔的日常生活的叙事中，充斥着大段反思性的议论与悲愤交加的理性诘问。广袤的精神世界冲散了，也冲淡了具体的事件与情节，弥散在整个文本中，从而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穿越世相表层，直抵存在本身的艺术力量与沉郁深远的诗化风格。与此同时，这种“弥散性文本”（张新颖语）中饱含着巨大张力：在这个荒凉而晦暗的北方小城，作者却多次很认真地描写了明媚而充满生机的植物——那个审判人的院子里的美丽非凡的海棠花，还有城墙上的野草、农场的野花以及新鲜碧绿的甜菜，这些明丽而顽强的生命，与冷漠灰暗的的尘世构成了“明”与“暗”的巨大的对比，也给了那个绝望年代的心灵以慰藉和支撑。在这样似乎无边的绝望与压抑中，“隐身”成了苟活的唯一方法与必然结果：曾怀林的妻子连咳嗽都不敢大声，无数次的质问与愤怒也只敢存在于“无数次的想象中”，曾怀林则一直苛刻地约束着自己，“自己把自己捆得越紧越死”“常常自我鞭笞，时不时地紧一紧自己身上的绳索”。在这个年代，你的“隐身术”越好，你才能越安全地生存，就像曾怀林用沉默躲过了假扮成伐木工人的政工干部阎松长的“循循善诱”，而他未曾出场的妻子，却因不堪忍受折磨而最终被黑暗吞没。颇为讽刺的是，这种“隐”必须以“显”的方式呈现：老宋帮助被命运丢弃在陌生荒野上的这家人修起了白杨木栅栏，但曾怀林却不敢像别户人家那样栽种黄瓜和丝瓜，因为他明白“任何一个院子里都可以瓜果满架，绿荫如盖，但自己的这个院子就应该是寸草不生的、坦白的、清清楚楚的，不存在隐秘的，让他们一看就觉得放心”。他还要定期提交思想汇报，向“他们”坦白自己，剖析自己。如果“他们”觉得这还不够，还可以随时对自己进行颇为彻底也颇为耻辱的裸身检查。在这里，“隐身”已经蜕变为一种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它的“隐”，隐去的不仅仅是真实的表情与想法，更是一种对人性与尊严的彻底压抑与遗忘。至此，“隐身衣”已经融进了人们的皮肤乃至灵魂，使人变成了真正的行尸走肉。或许，吕新的这部小说相比于曾一度喧嚣的伤痕、反思文学，其格外值得珍视的地方便在于他将那个“隐身而不自觉”的时代的隐身衣重新揭开，以其深厚的思想力量，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重新看到那个时代最为隐秘的疼痛与创伤。就像吕新说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5]
四、无处安放的灵魂分裂
作为“河北四侠”之一的胡学文，一直以善于描摹农村底层而著称。而在这篇《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中，我们看到了其对既有创作经验有意识的突破，“与以往作品相比，此次获奖作品我尝试了新写法。一是，以前我更注重写实，而这篇文章是虚实交错。二是，以往我写乡村多，写城市题材少，而这次则更多着墨城市”。[6]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前那个颇具现实感的乡村之外的另一个颇具现代感的城市，这种现代感主要体现在小说的技巧方面，小说的叙述不断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中腾挪变换。其中一个世界是主人公乔丁每天身处其中的当下生活，另一个世界则是乔丁用“盗窃”来祭奠过往、安置灵魂的世界。前一个世界中的叙事时序是完全按照情节的发展顺序来展开的，而后一个世界则充满了时间倒错与意识漫无边际的流动。于是，小说就在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交错中逐步推进，直到乔丁在一次入室偷盗中，偶遇偷情的岳母，两个人隐秘的世界发生碰撞。至此，乔丁原先完全独立的两个世界开始交会，隐秘的世界开始侵入日常的生活，而主人公也开始了与岳母的心理交战。在对岳母秘密的窥探、责难和理解的过程当中，乔丁也最终完成了对自己的审视和原谅，以及对自己灵魂的安置。全文笼罩着的众多疑云也在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中渐渐消散：原来，貌似有着美满生活的主人公有一段从大学肄业，跟随一个女孩做窃贼的经历;原来，貌似贤淑优雅的岳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另外一个城市偷情;原来如精灵般难以捕捉的女孩早已死去，她只活在主人公一次次“盗窃”的仪式之中;原来，主人公一次次去往孤儿院，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小孩的喜爱，而是为了赎罪……通过这两重叙述空间的比照，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主人公乔丁所穿的“隐身衣”：生活在公共世界中的乔丁是一个心疼妻子、孝顺岳父母、顾念家庭的好男人。而一旦夜幕降临，他便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只属于他和“她”的隐秘空间，溜门撬锁，入室偷盗。这种看似荒唐的精神世界的分裂，实际上隐藏着乔丁灵魂无处寄托的仓皇感。身为窃贼的女孩在乔丁最为落魄时候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心，因此，她的意外死亡带来的突如其来的情感断裂使得他的精神始终处于无法安放的状态。于是，白天成了乔丁掩藏漂泊内心的“隐身衣”，而夜晚才是他回归自身的真正世界。这种“隐身”，既不是处世态度，也不是生存哲学，而是一种安放自我灵魂的需要。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欲望与秘密的巨大世界，每个人在敞开自己的同时也在遮蔽自己，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披着现实隐身衣的安妥自己秘密的隐秘世界。于是，我们看到了岳母安放自己秘密的另一个城市，看到了那个永远猜不透的女孩安放自己过去的孤儿院……只不过胡学文用戏剧化的手法将人性深处那些隐秘的世界无限具象化与放大，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内心深处的种种幽微。小说延续了胡学文一以贯之的“寻找”主题，但他小说中的寻找注定都是徒劳的，就像主人公乔丁一直都在锲而不舍地寻找女孩身世的秘密，寻找岳母背叛家庭的原因，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事实上，乔丁寻找的真正意义在于对自我的重新审视，从而完成两个分裂世界的最终和解与对漂泊灵魂的安置。 五、“桃花源”中的精神还乡
如果说以上几篇小说的“隐身”只是属于个人的小世界，那么，素有“官场小说第一人”之称的王跃文则在《漫水》中为我们气定神闲地营造了一个充满古典韵味的乡土大世界。事实上，从《我的堂兄》《雾失故园》《也算爱情》到《桂爷》《乡村典故》，王跃文一直都关注着乡土的时代变迁与命运走向。以“官场小说”的标签来限定王跃文，反而遮蔽了其创作的丰富性。在《漫水》中，作者以从容温润的笔调，醇厚生动的乡土语言，在当下与过去的时空交错中，为我们娓娓讲述了以余公公、慧娘娘一代为代表的漫水人的情感和人生经历，在散漫的叙述中辐射了漫水村浓郁的民俗风情、美好的人情人性，以及长达60多年中国社会蜕变的种种事件，表现出了作者对乡村历史变迁的深刻洞察与审视。小说延续了自“五四”以来诗化小说的文学传统， 承接了自沈从文以来的湖南乡土小说的文脉，没有完整的故事与情节，在一个个意蕴丰富的细节中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恬静而自足的世界。相对于外面世界的纷扰，除了人的生老病死外，我们在漫水村几乎看不到时间的流动。无论是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土改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都如投入的小石子般只在漫水村缓缓流淌的湖面漾起几圈微微的波澜，便都沉寂了。代表着外面世界权威的“绿干部”，竟也可以成为被村民调侃或怜悯的对象。笼罩和沉淀在整个漫水村的，是一种世代累积下来的，朴素却又无比坚韧的乡村伦理。这种伦理，既体现于豪放仗义的余公公、贤良聪慧的慧娘娘们待人接物、持身处事的凛凛大节与细微末节之中，更蕴含在插秧、捡枞菌、树屋、接生、出灯送灯、上龙头杠、去太平垴这样永恒不变的生活主流中。正是这种久积的乡村伦理与秩序“抵御着，或缓冲着各种政治运动的暴力，让乡村在过去几十年的苦难里疼痛有所减少。”[7]因此，相比起如今受商业化与现代化大潮冲击着的乡土中国，美好诗意的漫水村更像是一个“隐身”于世外的桃花源。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可以在葱茏的诗意中嗅到隐隐的躁动：古朴的木屋已经变成黑瓦白墙的砖头屋，强佗的老婆外出打工一直杳无音信。有余公公在他的儿女成才高飞之后成了留守老人，慧娘娘外出打工的孙儿孙女买不到过年回家的火车票……正如沈从文《边城》中那个在风雨之夜猝然倒掉的白塔象征着古老湘西的终结，小说的最后龙头杠的丢失以及代表着乡村文明守护与传承者的余公公的衰老和慧娘娘的逝去，也隐喻着这美好桃花源的解体危机。在现代文明及其“恶之花”像一股洪流不停息地向着传统乡土社会袭来的今天，王跃文的“漫水”既是作家在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精神危机时的一种寻找和确认，也为中国社会如何在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过程中坚守传统的伦理道德，保持淳朴的民风民俗及地域文化作了有益探索。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美丽诗意的漫水村，又何尝不是当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现实乡村的一件“隐身衣”？事实上，《漫水》的创作动机被王跃文总结为“乡愁写作”。因此，《漫水》实质上是王跃文在年过半百之后的一次精神还乡和对业已失去的乡村美好生活的温情缅怀。这种怀乡情怀下孕育的乡村势必由于作者有意或无意的温情筛选而缺乏一定的真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隐身术”更像是一种对于现实的逃避而缺乏应有的现实感与厚重性。但无论怎样，“漫水村”中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真正普世价值与真善美品质的乡村伦理无疑是乡村残存的诗意文明日益凋敝的今天最亟需、也最坚实充盈的文化资源之一。
由此可见，当今社会的“隐身”已不再是古人“遗世而独立”的精神追求，亦不只是杨绛笔下“卑微”的代称，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表现为一种生活哲学，或表现为一种精神演绎。同时，这五件形态各异的隐身衣下掩藏的，也是五位作者对于人性宇宙的密切关注与深度开掘，从懦弱到坚韧，从幽暗到明丽，五篇作品犹如多棱镜般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斑斓的人性世界，这既是对当今小说日益强化的通俗性与娱乐性的一种反拨，亦是对人性逐渐迷失年代的一份宝贵的馈赠。
参考文献：
[1] 吴娜.人人都有隐身衣——李陀、欧阳江河、格非三人谈《隐身衣》[N].光明日报，2012-6-26.
[2] 肖舜旦.“隐身”二重奏下的诗意生存及其困境——格非《隐身衣》的“隐身”寓意解读[EB/OL]. http：//www.zgnfys.com/a/nfwx-124.shtml，2012-08-28.
[3] 滕肖澜.就写“上海人过着的日子”[N].文汇报，2011-02-13.
[4] 白琳.吕新：默默的写者[N].山西日报，2014-8-20.
[5] 董昕、申毅敏. 白杨木深扎根土里[N].太原晚报，2014-8-24.
[6] 胡学文.获奖小说 我尝试了新写法[N].燕赵晚报，2014-8-13.
[7] 王跃文.沉醉乡村的理由——王跃文谈《漫水》创作[N].渤海早报，20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