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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棱镜”计划意外泄密，使得“窃听”再度成为全球新闻热词。
如电影《窃听风云》所云，窃听无处不在。
究竟是什么培育了窃听的土壤，
窃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
水门事件：开启窃听之门
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一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1974年8月8日晚上，尼克松不得不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中途下台的总统。
水门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其对美国本国历史以及整个国际新闻界都有着长远的影响。水门事件之后，每当一国领导人遭遇执政危机或执政丑闻，便通常会被国际新闻界冠之以“门”的名称，如“伊朗门”、“拉链门”、“虐囚门”等。
世界新闻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遭遇挑战
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有着168年历史的老报《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丑闻于7月10日最后一次发行。随着“窃听风暴”愈演愈烈。2011年7月4日，英国《卫报》头条报道称，《世界新闻报》在2002年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一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干扰警方破案。这篇报道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英国媒体、政界、警方引起巨大反响，继而带出越来越多窃听丑闻。
在默多克集团的窃听风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件背后被揭开的黑幕，也可以看到遭窃听的受伤者。其中，既有善良的出发点，也有纯粹为制造效应的恶作心态，新闻媒体在完成引导公众趣味的任务时，渐渐开始向迎合观众口味退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英国国内的窃听丑闻实际上是长期和广泛存在的，而这一次的集中爆发主要反映出其政府内部机制和管理出现了一种疲态。“一件小事能够吵得这么大，体现出英国政府长期存在的管理问题。政府跟媒体之间的勾结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制度所默许的，本质上是各方勾结和利用媒体的政治斗争结果。”
媒体所采用的很多非法手段都是由私家侦探、警察部门、执法部门来完成的，媒体只是收买他们，把这种行为商业化。当把收买针对公职人员或者准公职人员的时候，就会出现危机，公职人员愿意接受收买，也反映出政府执政、治理的严重问题。
外交风云：窃听加剧欧盟与英美紧张关系
2000年7月11日，德法等欧盟大国与英美一直低调处理的“爱可龙”电子监视系统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在十分敏感的商业间谍问题上，双方正在进行一次“正面交锋”。这次交锋必将对科索沃战争以来日趋微妙的德法一英美关系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西方媒体一直盛传英美有一个庞大的针对欧盟的“爱可龙”电子监视系统。欧盟对日益得到证实的“爱可龙”传闻十分不安，并甚为恼怒。一份欧洲议会报告说，美国在亲密盟国英国的协助下一直系统地对欧盟大公司的电话、文传、电子邮件进行窃听和过滤，企图通过工业间谍战获得商业上的好处。英国政府电讯总部被怀疑直接参与了美国的活动。
英美极力否认或者淡化“爱可龙”问题的“间谍”性质，但德法等欧盟国家却认为问题相当严重。欧盟确信，“爱可龙”是由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和英国政府有关机构联合运作的。虽然这一庞大的监视网络具有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功能，但它针对欧盟的间谍活动也是难以否认的。无论“爱可龙”事件最后以何种方式收场，都只能加深德法与英美之间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
商业间谍：同行相煎急日本跨国间谍最活跃
2009年7月，一桩牵涉中澳两国的“力拓案”，使得“商业间谍”当之无愧地成为新闻热词。放眼再看国际，跨国公司使用间谍来收集国外市场和竞争对手情报的案例比比皆是。
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说，美国大型企业每年要花100万美元用于收集同行情报。摩托罗拉公司的情报部门就是1982年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退役间谍组建起来的，现在在世界各地布有情报点，窥探竞争对手有无兼并计划或新技术。美国商用情报顾问公司Fuld&co。主席富尔德说，90%的美国大型企业会聘请专人从事商业间谍工作，这些人多是大学毕业生，在校选修过有关竞争性情报课程。
在各国商业间谍中，日本的商业间谍活动最为活跃。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就建立了一个与西方国家谍报工作范畴不同的全球性情报搜集系统：以搜集经济技术情报为首要任务，政治军事情报只占10%-15%左右。日本的一些工业大学甚至专门开设“商业间谍”课程，为日本公司培养商业间谍和反间谍人员。
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能如此迅速，其汽车、摩托车、摄像机、电视机、手表等产品能进入并占领欧美市场，首先要归功于得力的情报工作。日本一名情报专家曾经承认，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54%来源于竞争情报！
美国大型企业每年要花100万美元用于收集同行情报。摩托罗拉公司的情报部门就是1982年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退役间谍组建起来的，在世界各地布有情报点，窥探竞争对手有无兼并计划或新技术。
此外，日本企业收买海外情报出手阔绰，对一般的商业和技术情报，出价5万-10万美元；如果情报重要，则不惜代价。
20世纪80年代初，日立公司花52万美元买通美国IBM公司职员，套取情报。日本化工企业为探听美国杜邦公司的秘密，甚至雇间谍乘飞机在杜邦公司制造厂上空盘旋拍照。
他们如何反商业窃密？
商业保密是反商业间谍的第一道防线。
美国IBM公司在生产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的电子工业领域中始终处于世界领先，产品在市场上拥有相当大的占有率。在反间谍保密措施上，公司订立了严明的制度，例如不得在任何场所谈论公司技术秘密；离开公司前要保证桌面地面不留痕，不得带任何文件资料出公司；在职人员参加一切活动，不得触及秘密情况；专人管理秘密设备……IBM还成立了日常保密工作检查团，看看机要房间和文件橱柜是否上锁，纸篓里是否有包含机密内容的纸张等。在开发新产品之前，IBM还会故意发布假情报，将间谍引入歧途。
微软公司也非常重视新产品在研发过程中的保密工作。微软的电脑零件要由美国各地数百家公司生产，只有装配环节在本部工厂完成。所以，微软向代理公司定制某种零件时，就不用担心零件的用途遭泄露。
别看日本的商业情报人员在全球的渗透力强，在防范商业间谍方面毫不含糊，许多公司设有反情报机构。在接待外宾参观时，企业有规定的路线和项目，不得擅自更改。陪同人员也设置为2名，互相监督，防止泄密。
有趣的是，一些企业一方面拼命要派情报人员搜集别人的商业机密，另一方面，又设法要找专业人员守住公司机密；一方面，商业间谍所使用的工具越来越高科技，另一方面，反窃密的手段也日益先进。你把窃听装置做得微型，我就装上保密电话、带上录音干扰机；你要偷拍资料，我就发明一种防止翻拍的纸……
窃听在水门事件中无意间推动了历史进程，在民主历程里留下了较为精彩的一笔，且依然在政界、商界、反恐领域、科技领域和军事领域盛行，并且呈现多样出多样化的特点。当越来越多的窃听丑闻出现时，是否应反思我们是不是已渐渐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如电影《窃听风云》所云，窃听无处不在。
究竟是什么培育了窃听的土壤，
窃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
水门事件：开启窃听之门
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一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1974年8月8日晚上，尼克松不得不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中途下台的总统。
水门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其对美国本国历史以及整个国际新闻界都有着长远的影响。水门事件之后，每当一国领导人遭遇执政危机或执政丑闻，便通常会被国际新闻界冠之以“门”的名称，如“伊朗门”、“拉链门”、“虐囚门”等。
世界新闻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遭遇挑战
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有着168年历史的老报《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丑闻于7月10日最后一次发行。随着“窃听风暴”愈演愈烈。2011年7月4日，英国《卫报》头条报道称，《世界新闻报》在2002年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一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干扰警方破案。这篇报道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英国媒体、政界、警方引起巨大反响，继而带出越来越多窃听丑闻。
在默多克集团的窃听风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件背后被揭开的黑幕，也可以看到遭窃听的受伤者。其中，既有善良的出发点，也有纯粹为制造效应的恶作心态，新闻媒体在完成引导公众趣味的任务时，渐渐开始向迎合观众口味退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英国国内的窃听丑闻实际上是长期和广泛存在的，而这一次的集中爆发主要反映出其政府内部机制和管理出现了一种疲态。“一件小事能够吵得这么大，体现出英国政府长期存在的管理问题。政府跟媒体之间的勾结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制度所默许的，本质上是各方勾结和利用媒体的政治斗争结果。”
媒体所采用的很多非法手段都是由私家侦探、警察部门、执法部门来完成的，媒体只是收买他们，把这种行为商业化。当把收买针对公职人员或者准公职人员的时候，就会出现危机，公职人员愿意接受收买，也反映出政府执政、治理的严重问题。
外交风云：窃听加剧欧盟与英美紧张关系
2000年7月11日，德法等欧盟大国与英美一直低调处理的“爱可龙”电子监视系统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在十分敏感的商业间谍问题上，双方正在进行一次“正面交锋”。这次交锋必将对科索沃战争以来日趋微妙的德法一英美关系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西方媒体一直盛传英美有一个庞大的针对欧盟的“爱可龙”电子监视系统。欧盟对日益得到证实的“爱可龙”传闻十分不安，并甚为恼怒。一份欧洲议会报告说，美国在亲密盟国英国的协助下一直系统地对欧盟大公司的电话、文传、电子邮件进行窃听和过滤，企图通过工业间谍战获得商业上的好处。英国政府电讯总部被怀疑直接参与了美国的活动。
英美极力否认或者淡化“爱可龙”问题的“间谍”性质，但德法等欧盟国家却认为问题相当严重。欧盟确信，“爱可龙”是由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和英国政府有关机构联合运作的。虽然这一庞大的监视网络具有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功能，但它针对欧盟的间谍活动也是难以否认的。无论“爱可龙”事件最后以何种方式收场，都只能加深德法与英美之间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
商业间谍：同行相煎急日本跨国间谍最活跃
2009年7月，一桩牵涉中澳两国的“力拓案”，使得“商业间谍”当之无愧地成为新闻热词。放眼再看国际，跨国公司使用间谍来收集国外市场和竞争对手情报的案例比比皆是。
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说，美国大型企业每年要花100万美元用于收集同行情报。摩托罗拉公司的情报部门就是1982年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退役间谍组建起来的，现在在世界各地布有情报点，窥探竞争对手有无兼并计划或新技术。美国商用情报顾问公司Fuld&co。主席富尔德说，90%的美国大型企业会聘请专人从事商业间谍工作，这些人多是大学毕业生，在校选修过有关竞争性情报课程。
在各国商业间谍中，日本的商业间谍活动最为活跃。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就建立了一个与西方国家谍报工作范畴不同的全球性情报搜集系统：以搜集经济技术情报为首要任务，政治军事情报只占10%-15%左右。日本的一些工业大学甚至专门开设“商业间谍”课程，为日本公司培养商业间谍和反间谍人员。
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能如此迅速，其汽车、摩托车、摄像机、电视机、手表等产品能进入并占领欧美市场，首先要归功于得力的情报工作。日本一名情报专家曾经承认，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54%来源于竞争情报！
美国大型企业每年要花100万美元用于收集同行情报。摩托罗拉公司的情报部门就是1982年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退役间谍组建起来的，在世界各地布有情报点，窥探竞争对手有无兼并计划或新技术。
此外，日本企业收买海外情报出手阔绰，对一般的商业和技术情报，出价5万-10万美元；如果情报重要，则不惜代价。
20世纪80年代初，日立公司花52万美元买通美国IBM公司职员，套取情报。日本化工企业为探听美国杜邦公司的秘密，甚至雇间谍乘飞机在杜邦公司制造厂上空盘旋拍照。
他们如何反商业窃密？
商业保密是反商业间谍的第一道防线。
美国IBM公司在生产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的电子工业领域中始终处于世界领先，产品在市场上拥有相当大的占有率。在反间谍保密措施上，公司订立了严明的制度，例如不得在任何场所谈论公司技术秘密；离开公司前要保证桌面地面不留痕，不得带任何文件资料出公司；在职人员参加一切活动，不得触及秘密情况；专人管理秘密设备……IBM还成立了日常保密工作检查团，看看机要房间和文件橱柜是否上锁，纸篓里是否有包含机密内容的纸张等。在开发新产品之前，IBM还会故意发布假情报，将间谍引入歧途。
微软公司也非常重视新产品在研发过程中的保密工作。微软的电脑零件要由美国各地数百家公司生产，只有装配环节在本部工厂完成。所以，微软向代理公司定制某种零件时，就不用担心零件的用途遭泄露。
别看日本的商业情报人员在全球的渗透力强，在防范商业间谍方面毫不含糊，许多公司设有反情报机构。在接待外宾参观时，企业有规定的路线和项目，不得擅自更改。陪同人员也设置为2名，互相监督，防止泄密。
有趣的是，一些企业一方面拼命要派情报人员搜集别人的商业机密，另一方面，又设法要找专业人员守住公司机密；一方面，商业间谍所使用的工具越来越高科技，另一方面，反窃密的手段也日益先进。你把窃听装置做得微型，我就装上保密电话、带上录音干扰机；你要偷拍资料，我就发明一种防止翻拍的纸……
窃听在水门事件中无意间推动了历史进程，在民主历程里留下了较为精彩的一笔，且依然在政界、商界、反恐领域、科技领域和军事领域盛行，并且呈现多样出多样化的特点。当越来越多的窃听丑闻出现时，是否应反思我们是不是已渐渐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