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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十年代某某教授特别了不起、学问很大的时候，基本上谈的都是他们的著作，不是课堂。可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学生来说，他们曾经直接面对的，而且日后追怀不己的不是章程、不是课程表，甚至不是著作，而是曾经在课堂上生龙活虎活跃着的教授们。在这里，我想用各种材料复原帮助大家看看曾经有过的课堂，以及留下来的声音和影像。
鲁迅课堂：把讲义念一遍，后面就海阔天空开始神聊1920年12月鲁迅第一次走上北大的讲台，讲小说史。北大中文系当年的教授很多是浙江人，当时浙江人说的话对于北大的学生们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北大有一个制度，那就是发讲义。老师提前把这一节课的讲义交给工友，请他们帮忙写下来石印，课堂上交给学生。鲁迅讲课基本上就是把讲义念一遍，后面就海阔天空开始神聊。
鲁迅把当时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带到小说史来，把各种各样的社会批评也带到小说史里面来，所以课堂上有大阵大阵的笑声。而据说鲁迅有一个特点是冷幽默，他自己不笑。有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王鲁彦说，他听鲁迅的小说史，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
在专业化的时代，听某一门课能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相信鲁迅先生讲课的特点是在小说史的课堂上加入了很多社会批评和小说做法的论述，这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史能够受欢迎的缘故。
朱自清课堂：中国新文学课很难讲下去，做梦都被谴责不读书
1928年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国文系和别的大学不一样，因为他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和中外文学的融汇。第二年春天朱自清开了一门课，中国新文学研究。第二年的秋天又开了一门课，中国歌谣。
可是这两门课很难讲下去，1934年之后就不再开了。是因为不受欢迎吗？不是的。这门课在外校很受欢迎，一在清华里面压力很大。朱自清的学生王瑶日后说，因为大学里面风气比较守旧，文字、声韵、训诂这样的学问才算学问，文学不太算学问，而文学里面的新文学就更不算学问了。因此20年代以后的中文系基本上往考证这条路走，考据成为主流，大学中文系的普遍情况是注重功力而轻视才华，强调古典而蔑视现代，这个潮流对于当时在清华教书的朱自清来说造成很大的压力。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一样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被学生们发现了。他们把手绑起来，谴责我不读书，研究没系统。我承认这两点，而且表示一旦获释马上辞职”。然后半夜惊醒过来，在大学教了十几年书，还当中文系主任，竟有这么大的压力，你就想象他的课程很难继续下去。
沈从文课堂：小说史课效果不理想，但是创作课一对一传授很用心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开了三门课，个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这位先生讲的中文小说史很差，因为学问不是他的专长。他的创作课讲得很好，他的学生汪曾祺说，沈先生讲课毫无系统，而且他不会用手势，没有舞台道白那样的强调，所以他讲课效果其实不好的。但是他对学生很用心，会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很长的读后感，有时候比学生作业还长。
他不会写概论，不讲小说应该怎么写，只告诉你写得好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更好的讲课应该根据学生的趣味、能力，当然效率不高。今天为了效率我们只能采取大班讲课的办法。创作班如果是大班，讲课效果绝对不好。所以汪曾祺感慨，当年他就是这么走上文学道路的。创作能不能教，这是全世界讨论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不能教，可是他认为看谁来教，如果是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来教，这么用心一个一个学生跟你写读后感，这样是可以教的，问题是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机会吗？
钱穆课堂：创建新亚学院，按照自己的心意讲文学而非史学
钱穆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有一件事情做得了不起，1949年颠沛流离中钱穆在香港九龙创建了日后名扬四海的新亚书院。钱穆在新亚书院教什么课程？照道理来说他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应该讲历史。但这位先生其实教的是文学，因为他当年对文学感兴趣。早年他很喜欢文学，只不过后来新文学兴起以后不再愿意做这个，因此来做史。他说自己自小养成爱好文学的心是他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梯，同时也是做研究必要的储备。
1960年，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到哈佛大学念书，钱穆写信告诉他：要做一个学者的话请你记得要学会写文章，你以为有科学饭碗就行，不对的，学者必须写文章。甚至针对余英时的性格告诉他，你应该学欧阳修，不应该学韩愈、柳宗元。而且你的路子更接近于全祖望、黄宗羲等人。我们今天来看，从黄宗羲、全祖望到梁启超、余英时，钱穆这条路，史学家的文章这条路一路畅通，而且很了不起。
台静农课堂：向来不讲闲话，就爱抄黑板，对自己的书法更自信
再说最后一个学者，台静农。他早年在在北京大学研究院肄业过，后来到了台湾，在台湾大学里面当中文系主任很长时间。
他在台湾讲课，尤其是以魏晋六朝文章讲得最好。张敬早年在北平大学文理学院的时候，就听过他的课，他说台静农先生是刚毅木讷这一级的，换句话说他不太会讲课。不太会讲课的台静农先生在台湾很受尊敬。吴宏一先生说台先生上课，向来不讲闲话，大多时间抄黑板，他的板书和评论书法一样，苍劲中略带娟秀，实在。柯庆明先生说他讲课言简意赅，如老吏断狱，但是他讲课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抄黑板我不明白，你还不如复印给我们。
诸位必须理解，这个其实是抗日战争中很多大学教授的思路，因为抗日战争中条件很辛苦，当时的西南联大图书资料非常少，老师能够找到关键性的资料赶快写下来，学生们可以记下来。这只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喜欢写黑板的人都是对自己的书法有自信。这些都是写黑板的时候有意经营的，黑板的布局是什么，写什么，不写什么。写的时候书法人的那种心情，看的人那种趣味，这不是学问，是心情、氛围，是让你得以进入那个课堂的重要途径。
教书是一种良心活，就看怎么讲更对得起学生这些追忆让我们某种意义上回到那时课堂的情景。所有的追忆都五彩斑斓，但是所有的追忆都有局限性。追忆不等于事实，更多是一种心情。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教书是一种良心活，用力多少只有自己知道，还有自己的学生了解。教师可以花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来酝酿情绪准备教案，给学生最好的课堂，也可以很快地过。在大学教书因为教师真正的课程并不多，就看怎么讲更对得起学生。
借助各种老先生们的追忆，重现那种五彩缤纷的课堂，还有因地而宜充满戏剧性与创造性的大师的讲授。我明白文学教育背后隐藏着一个时代的风云，导引一代人的精神的塑造。当然也可能是一场文学革命的意愿。
当下的社会注重实效，蔑视玄思，因而使得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如今危机四伏。接受采访时，人家问我读什么书，我告诉他读文学。不是因为我是中文系教授就这么说，因为别的书都有用，文学没用，它是一种脱离了日常实际需求的精神生活。每个人都会读有用的书，只有文学超越所有的专业，因为没有用，因为飘拂在空中，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接触，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喜欢。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文学，谢谢大家！
鲁迅课堂：把讲义念一遍，后面就海阔天空开始神聊1920年12月鲁迅第一次走上北大的讲台，讲小说史。北大中文系当年的教授很多是浙江人，当时浙江人说的话对于北大的学生们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北大有一个制度，那就是发讲义。老师提前把这一节课的讲义交给工友，请他们帮忙写下来石印，课堂上交给学生。鲁迅讲课基本上就是把讲义念一遍，后面就海阔天空开始神聊。
鲁迅把当时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带到小说史来，把各种各样的社会批评也带到小说史里面来，所以课堂上有大阵大阵的笑声。而据说鲁迅有一个特点是冷幽默，他自己不笑。有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王鲁彦说，他听鲁迅的小说史，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
在专业化的时代，听某一门课能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相信鲁迅先生讲课的特点是在小说史的课堂上加入了很多社会批评和小说做法的论述，这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史能够受欢迎的缘故。
朱自清课堂：中国新文学课很难讲下去，做梦都被谴责不读书
1928年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国文系和别的大学不一样，因为他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和中外文学的融汇。第二年春天朱自清开了一门课，中国新文学研究。第二年的秋天又开了一门课，中国歌谣。
可是这两门课很难讲下去，1934年之后就不再开了。是因为不受欢迎吗？不是的。这门课在外校很受欢迎，一在清华里面压力很大。朱自清的学生王瑶日后说，因为大学里面风气比较守旧，文字、声韵、训诂这样的学问才算学问，文学不太算学问，而文学里面的新文学就更不算学问了。因此20年代以后的中文系基本上往考证这条路走，考据成为主流，大学中文系的普遍情况是注重功力而轻视才华，强调古典而蔑视现代，这个潮流对于当时在清华教书的朱自清来说造成很大的压力。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一样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被学生们发现了。他们把手绑起来，谴责我不读书，研究没系统。我承认这两点，而且表示一旦获释马上辞职”。然后半夜惊醒过来，在大学教了十几年书，还当中文系主任，竟有这么大的压力，你就想象他的课程很难继续下去。
沈从文课堂：小说史课效果不理想，但是创作课一对一传授很用心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开了三门课，个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这位先生讲的中文小说史很差，因为学问不是他的专长。他的创作课讲得很好，他的学生汪曾祺说，沈先生讲课毫无系统，而且他不会用手势，没有舞台道白那样的强调，所以他讲课效果其实不好的。但是他对学生很用心，会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很长的读后感，有时候比学生作业还长。
他不会写概论，不讲小说应该怎么写，只告诉你写得好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更好的讲课应该根据学生的趣味、能力，当然效率不高。今天为了效率我们只能采取大班讲课的办法。创作班如果是大班，讲课效果绝对不好。所以汪曾祺感慨，当年他就是这么走上文学道路的。创作能不能教，这是全世界讨论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不能教，可是他认为看谁来教，如果是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来教，这么用心一个一个学生跟你写读后感，这样是可以教的，问题是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机会吗？
钱穆课堂：创建新亚学院，按照自己的心意讲文学而非史学
钱穆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有一件事情做得了不起，1949年颠沛流离中钱穆在香港九龙创建了日后名扬四海的新亚书院。钱穆在新亚书院教什么课程？照道理来说他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应该讲历史。但这位先生其实教的是文学，因为他当年对文学感兴趣。早年他很喜欢文学，只不过后来新文学兴起以后不再愿意做这个，因此来做史。他说自己自小养成爱好文学的心是他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梯，同时也是做研究必要的储备。
1960年，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到哈佛大学念书，钱穆写信告诉他：要做一个学者的话请你记得要学会写文章，你以为有科学饭碗就行，不对的，学者必须写文章。甚至针对余英时的性格告诉他，你应该学欧阳修，不应该学韩愈、柳宗元。而且你的路子更接近于全祖望、黄宗羲等人。我们今天来看，从黄宗羲、全祖望到梁启超、余英时，钱穆这条路，史学家的文章这条路一路畅通，而且很了不起。
台静农课堂：向来不讲闲话，就爱抄黑板，对自己的书法更自信
再说最后一个学者，台静农。他早年在在北京大学研究院肄业过，后来到了台湾，在台湾大学里面当中文系主任很长时间。
他在台湾讲课，尤其是以魏晋六朝文章讲得最好。张敬早年在北平大学文理学院的时候，就听过他的课，他说台静农先生是刚毅木讷这一级的，换句话说他不太会讲课。不太会讲课的台静农先生在台湾很受尊敬。吴宏一先生说台先生上课，向来不讲闲话，大多时间抄黑板，他的板书和评论书法一样，苍劲中略带娟秀，实在。柯庆明先生说他讲课言简意赅，如老吏断狱，但是他讲课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抄黑板我不明白，你还不如复印给我们。
诸位必须理解，这个其实是抗日战争中很多大学教授的思路，因为抗日战争中条件很辛苦，当时的西南联大图书资料非常少，老师能够找到关键性的资料赶快写下来，学生们可以记下来。这只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喜欢写黑板的人都是对自己的书法有自信。这些都是写黑板的时候有意经营的，黑板的布局是什么，写什么，不写什么。写的时候书法人的那种心情，看的人那种趣味，这不是学问，是心情、氛围，是让你得以进入那个课堂的重要途径。
教书是一种良心活，就看怎么讲更对得起学生这些追忆让我们某种意义上回到那时课堂的情景。所有的追忆都五彩斑斓，但是所有的追忆都有局限性。追忆不等于事实，更多是一种心情。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教书是一种良心活，用力多少只有自己知道，还有自己的学生了解。教师可以花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来酝酿情绪准备教案，给学生最好的课堂，也可以很快地过。在大学教书因为教师真正的课程并不多，就看怎么讲更对得起学生。
借助各种老先生们的追忆，重现那种五彩缤纷的课堂，还有因地而宜充满戏剧性与创造性的大师的讲授。我明白文学教育背后隐藏着一个时代的风云，导引一代人的精神的塑造。当然也可能是一场文学革命的意愿。
当下的社会注重实效，蔑视玄思，因而使得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如今危机四伏。接受采访时，人家问我读什么书，我告诉他读文学。不是因为我是中文系教授就这么说，因为别的书都有用，文学没用，它是一种脱离了日常实际需求的精神生活。每个人都会读有用的书，只有文学超越所有的专业，因为没有用，因为飘拂在空中，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接触，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喜欢。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文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