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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祖康，是国民党当局仓皇逃离上海前，临时给封的代理市长。1949年5月28日，当佩戴着军管会臂章的陈毅来到旧市政府大楼二楼市长办公室，与赵祖康问答两句以后，两人握手。陈毅，这位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首任市长，还热情相邀赵祖康参加新市政府的工作，担任工务局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在当时上海市政府所在地举行了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
刘昌义，是国民党军在上海的指挥中枢汤恩伯、石觉、陈大庆等撤往海上或吴淞口前，临时给封的淞沪警备副司令——话说国民党反动当局真小气，临了给刘昌义一个全权指挥权，却只封了个“副”官。刘昌义上任后，解放军与之取得了联系。1949年5月26日，他率国民党51军撤出苏州河北岸阵地，由解放军27军进驻。解放后，按照起义人员对待的刘昌义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就因为这么一些情况，前些年，有人竟然称1949年上海的政权更迭，基本上采取了和平方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上海战役，作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沪杭战役的一部分，本身堪称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原因在于，即便到了1949年5月20日左右，仍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南京路上吹嘘大上海固若金汤，防御工事之牢固堪比当年面对德军的斯大林格勒。面对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人民解放军又必须执行不得用重炮的命令，亦即“瓷器店里打老鼠”，这需要付出比使用重炮更大的伤亡代价，也需要更多战争艺术。
在上海解放70周年前夕，《新民周刊》记者在位于上海宝杨路599号宝山烈士陵园内的上海解放纪念馆采访时，看到此地陈列的上海战役战绩统计，显示此次战役共消灭敌人兵力153243人，其中俘虏94516人，毙伤14941人，投诚43786人。上海战役击毁国民党军飞机3架、汽车6辆、坦克11辆、军舰18艘。而解放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光是镌刻在“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上的有名有姓者，就有八千多人。
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新近出版了《战上海》一书的刘统先生所说：“上海之战，硝烟弥漫。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28军、29军从浏河、太仓、嘉定一路疾进，进展之顺利出乎意料。然而，到了13日，29军向月浦发起攻击的时候，遇到了国民党52军的顽固抵抗，他们凭借严密的地堡、工事防御系统，进行阻击，给29军造成重大伤亡。”
在刘统看来，上海之战初期，国民党军看似拼死抵抗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1949年4月25日下达了“七杀令”，什么“放弃阵地者处死”“混乱作战秩序者处死”“迟疑猥琐者处死”“造谣惑众者处死”之类。而当年参战的解放军干部曾回忆：“后来国民党军投降了，在地堡射击口上挥着白旗，半天不见人出来。我们绕到地堡后边一看，原来门被反锁了，狠毒的军官就是让士兵当炮灰的。”
已经九旬高龄的原上海警备区副政委阮武昌将军，在上海战役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3军201团某军事队副指导员。4月29日，阮武昌受邀来到上海解放纪念馆参加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讲读会活动。他清晰地记得，从1949年5月23日晚上一直到27日下午，他与所部官兵从上海西南部的莘庄一路作战，最后的战斗在27日于东江湾路1号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响，当时司令部里尚有7000多个顽抗的国民党军官兵……
在讲读会现场，有听众提问：“上海跟北平，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城市。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北平和接管上海时，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1949年的全国解放區都以急切的心情盼望上海的解放，这是沈阳工人得知上海解放后立即制作黑板报，传达喜讯。
众所周知，平津战役中，解放军通过军事斗争，在天津击败了陈长捷部，在解放天津的同时，也震慑了在北平的傅作义，最终赢得了北平之和平解放。而在上海之战前，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场赢得了比天津之战大得多的军事斗争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似乎并不怎么费力就解放了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这样的震慑比天津之战大得多了。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既然南京已经失守，既然已经铁了心撤往台湾岛，为何要在上海貌似拼死一战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严爱云对此的回答是：“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上海是蒋介石起家之地。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对南京这一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中心不守，对上海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却准备负隅顽抗。”
尽管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5月，蒋介石持续不断地发动海空力量将大陆的黄金、白银、外汇运往台湾，特别是国民党政权国库的所在地上海，成为蒋介石在此方面用力的焦点。刘统称：“到上海解放之后，发现全上海私人银行还剩下20多万银元。这20多万银元，比起当时500万上海人一天的生活所需资金来，可能连一天的生活都不够。”可见，蒋介石是在倾尽全力搬空上海、搬空中国。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并不想将上海轻而易举地送到共产党手里。
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奉化老家出发，乘军舰来到上海，亲自部署上海的防御。他在复兴岛召见在上海国民党军的团以上军官，训话、打气。他不仅自称一定要与上海共存亡，坚决不撤，要与官兵共艰苦，还“预测”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不出三个月，美国就会恢复对他的援助。
当然，蒋介石此番讲话，未必是他当时内心所坚信的，更多目的还在于蛊惑人心。当时的国际格局，冷战正在拉开序幕，“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想法不过是痴人说梦。特别是美国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当时对蒋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人民解放军还没有过长江的2月份，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坚决要求停止向国民党政权运送根据《援华法案》送往中国的物资。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杜鲁门的“拖延启运”政策，使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的货船暂停出港。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都没有继续向蒋介石集团运送过任何物资。其再次对蒋示好，要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陷入绝望的蒋介石唯一的希望是能够以拖待变。毕竟，1949年4月底的上海，汤恩伯所辖国民党军还有20万兵力。除了37、52、75、12、54、123军，以及21、51军残部以外，还有老蒋觉得非常能打的青年军204师等部队，加上周至柔的空军、桂永清的海军第一舰队，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这些都是蒋介石集团号称能在上海一战的资本。毛泽东在日本投降前夕，针对中国的反动分子，曾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一点，对于蒋介石集团，真是恰如其分。
从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时期开始，日军就在上海外围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工事。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接管后，对这些工事进行了加固——在浏河、罗店、嘉定、南翔、华漕、七宝、华泾构筑了浦西外围阵地，在川沙到北蔡之间构筑了浦东外围阵地;在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龙华直到黄浦江边构筑了浦西第二道防线主阵地，在高桥、高行、洋泾、塘桥线，构筑了浦东二道防线主阵地。到1949年5月前，上海外围已经有4000多碉堡、上万野战工事。以七宝镇东面七号桥区域来说，国民党军修筑了许多永久性的碉堡群，吹嘘至少可以坚守6个月。至于市区，在当时上海的最高层建筑国际饭店，以及四行仓库、海关大楼、百老汇大楼等处，国民党军增加了据点。此等里三层外三层的立体防御，加之市内白色恐怖的杀戮，显示的是国民党反动政权最后的疯狂。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最后取得胜利。可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雨腥风惨遭屠戮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建军之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后，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新四军不得不深入敌后，在广泛的游击战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向北发展，向南巩固，向东进击！新四军东进，有一个目标就是上海！”曾任新四军苏南第二支队支队长张强生之子张晓宇告诉记者。
对于不久前刚经历过淮海战役，又较为顺利地完成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在当时部队官兵的内心深处，对拿下上海，并不存在任何怀疑。甚至，为了更好地接管上海，解放军停下了急行军的脚步，在丹阳整训。
时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回忆：“1949 年 5 月初，总前委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城，我和张震率领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上海战役。当时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考虑，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要求我第三野战军暂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地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同时令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我三野作战。”
之所以中共中央做出不过快进入上海的決定，在于当时拥有600万人口的上海，是亚洲最大的城市，是中国的工商业中心。能否完好无损地占领这个大城市，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陈毅曾对三野干部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
说起攻占上海之难，主要有三大难点。
这是苏联摄影师米科沙在1949年9月拍摄的上海外滩风光，此照后来作为明信片在苏联及东欧国家广泛发行，成为上海解放后向世界展示的新风貌。
首先，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益最集中的地方，在解放军攻打上海之前，美英军舰还停在黄浦江中不走。从1840年以来，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西方列强，是否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之时，乖乖撤走呢？虽然在渡江战役时，人民解放军就曾炮击长江江面上的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但毕竟上海更靠近东海，解放军当时并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以得到制海权，战前，必须要做好假设美英等国武装干涉解放军占领上海的防御准备。而粟裕所说中央命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恰恰有很大一个目的在于应付帝国主义干涉。
第二，在上海作战，犹如“瓷器店里打老鼠”。陈毅曾多次强调，如果打烂了上海，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就要蒙受重大损失。
第三，如果解放军接管工作做不好，导致上海停工停电，发生混乱，变成一座“死城”，解放军就可能在上海站不住脚。
阮武昌所在的23军属于第三野战军编制序列，23军在渡江之后，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上海战役。在上海解放纪念馆，阮武昌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渡江以后，我们本来是负责解放杭州。解放杭州以后，我们一部分进驻、警备杭州，一部分继续解放浙东地区。我所在的师，本是负责继续解放浙东。然而，到了上海战役第二阶段，也就是1949年5月20日，我们接到命令，立即赶赴上海参加战斗。”
冒着暮春的雨水走了三天四夜，到5月24日上午，阮武昌和战友们到达上海郊外的莘庄。阮武昌所在的军事队，成员都是团里从各连调来培训提高的指战员。“要打大仗了，团里领导就把我们这个军事队，作为他手上的一把尖刀，准备在战斗中使用。”
至今回想起部队在徐家汇教堂前广场集结的情景，阮武昌都还在感慨：“我看这个大广场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就在大广场上，给部队做了简单的战斗的动员，从徐家汇教堂出发，然后一步一步地前进。”
从华山路，到曹家渡，再过苏州河，部队前进总体上都比较顺利。然而，到了造币厂，开始有了持续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杂牌军，战斗力不强，我们还是很顺利的结束战斗。”阮武昌说，“然后走到天目路老北站附近。那里有一幢大楼。我们部队到那儿以后，国民党军还不识相，对我们阻击。”
阮武昌所说的大楼，是铁路局大楼。驻守这幢大楼的是国民党军沪南守备兵团高参兼副官处处长李铁夫所率领的守备兵团残部、青年军残部、第六交警总部，合计1000余人。此时已经是1949年5月26日了。当天上午8时许，刘昌义已经下令让国民党51军从苏州河北岸向东北方向撤走，解放军接管了刘昌义部原本占据的各道桥梁，从造币厂桥和永安桥等处浩浩荡荡开过了苏州河。
刘昌义，是国民党军在上海的指挥中枢汤恩伯、石觉、陈大庆等撤往海上或吴淞口前，临时给封的淞沪警备副司令——话说国民党反动当局真小气，临了给刘昌义一个全权指挥权，却只封了个“副”官。刘昌义上任后，解放军与之取得了联系。1949年5月26日，他率国民党51军撤出苏州河北岸阵地，由解放军27军进驻。解放后，按照起义人员对待的刘昌义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就因为这么一些情况，前些年，有人竟然称1949年上海的政权更迭，基本上采取了和平方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上海战役，作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沪杭战役的一部分，本身堪称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原因在于，即便到了1949年5月20日左右，仍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南京路上吹嘘大上海固若金汤，防御工事之牢固堪比当年面对德军的斯大林格勒。面对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人民解放军又必须执行不得用重炮的命令，亦即“瓷器店里打老鼠”，这需要付出比使用重炮更大的伤亡代价，也需要更多战争艺术。
在上海解放70周年前夕，《新民周刊》记者在位于上海宝杨路599号宝山烈士陵园内的上海解放纪念馆采访时，看到此地陈列的上海战役战绩统计，显示此次战役共消灭敌人兵力153243人，其中俘虏94516人，毙伤14941人，投诚43786人。上海战役击毁国民党军飞机3架、汽车6辆、坦克11辆、军舰18艘。而解放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光是镌刻在“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上的有名有姓者，就有八千多人。
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新近出版了《战上海》一书的刘统先生所说：“上海之战，硝烟弥漫。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28军、29军从浏河、太仓、嘉定一路疾进，进展之顺利出乎意料。然而，到了13日，29军向月浦发起攻击的时候，遇到了国民党52军的顽固抵抗，他们凭借严密的地堡、工事防御系统，进行阻击，给29军造成重大伤亡。”
在刘统看来，上海之战初期，国民党军看似拼死抵抗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1949年4月25日下达了“七杀令”，什么“放弃阵地者处死”“混乱作战秩序者处死”“迟疑猥琐者处死”“造谣惑众者处死”之类。而当年参战的解放军干部曾回忆：“后来国民党军投降了，在地堡射击口上挥着白旗，半天不见人出来。我们绕到地堡后边一看，原来门被反锁了，狠毒的军官就是让士兵当炮灰的。”
已经九旬高龄的原上海警备区副政委阮武昌将军，在上海战役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3军201团某军事队副指导员。4月29日，阮武昌受邀来到上海解放纪念馆参加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讲读会活动。他清晰地记得，从1949年5月23日晚上一直到27日下午，他与所部官兵从上海西南部的莘庄一路作战，最后的战斗在27日于东江湾路1号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响，当时司令部里尚有7000多个顽抗的国民党军官兵……
上海之战无法避免
在讲读会现场，有听众提问：“上海跟北平，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城市。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北平和接管上海时，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众所周知，平津战役中，解放军通过军事斗争，在天津击败了陈长捷部，在解放天津的同时，也震慑了在北平的傅作义，最终赢得了北平之和平解放。而在上海之战前，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场赢得了比天津之战大得多的军事斗争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似乎并不怎么费力就解放了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这样的震慑比天津之战大得多了。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既然南京已经失守，既然已经铁了心撤往台湾岛，为何要在上海貌似拼死一战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严爱云对此的回答是：“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上海是蒋介石起家之地。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对南京这一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中心不守，对上海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却准备负隅顽抗。”
尽管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5月，蒋介石持续不断地发动海空力量将大陆的黄金、白银、外汇运往台湾，特别是国民党政权国库的所在地上海，成为蒋介石在此方面用力的焦点。刘统称：“到上海解放之后，发现全上海私人银行还剩下20多万银元。这20多万银元，比起当时500万上海人一天的生活所需资金来，可能连一天的生活都不够。”可见，蒋介石是在倾尽全力搬空上海、搬空中国。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并不想将上海轻而易举地送到共产党手里。
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奉化老家出发，乘军舰来到上海，亲自部署上海的防御。他在复兴岛召见在上海国民党军的团以上军官，训话、打气。他不仅自称一定要与上海共存亡，坚决不撤，要与官兵共艰苦，还“预测”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不出三个月，美国就会恢复对他的援助。
当然，蒋介石此番讲话，未必是他当时内心所坚信的，更多目的还在于蛊惑人心。当时的国际格局，冷战正在拉开序幕，“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想法不过是痴人说梦。特别是美国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当时对蒋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人民解放军还没有过长江的2月份，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坚决要求停止向国民党政权运送根据《援华法案》送往中国的物资。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杜鲁门的“拖延启运”政策，使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的货船暂停出港。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都没有继续向蒋介石集团运送过任何物资。其再次对蒋示好，要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陷入绝望的蒋介石唯一的希望是能够以拖待变。毕竟，1949年4月底的上海，汤恩伯所辖国民党军还有20万兵力。除了37、52、75、12、54、123军，以及21、51军残部以外，还有老蒋觉得非常能打的青年军204师等部队，加上周至柔的空军、桂永清的海军第一舰队，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这些都是蒋介石集团号称能在上海一战的资本。毛泽东在日本投降前夕，针对中国的反动分子，曾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一点，对于蒋介石集团，真是恰如其分。
从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时期开始，日军就在上海外围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工事。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接管后，对这些工事进行了加固——在浏河、罗店、嘉定、南翔、华漕、七宝、华泾构筑了浦西外围阵地，在川沙到北蔡之间构筑了浦东外围阵地;在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龙华直到黄浦江边构筑了浦西第二道防线主阵地，在高桥、高行、洋泾、塘桥线，构筑了浦东二道防线主阵地。到1949年5月前，上海外围已经有4000多碉堡、上万野战工事。以七宝镇东面七号桥区域来说，国民党军修筑了许多永久性的碉堡群，吹嘘至少可以坚守6个月。至于市区，在当时上海的最高层建筑国际饭店，以及四行仓库、海关大楼、百老汇大楼等处，国民党军增加了据点。此等里三层外三层的立体防御，加之市内白色恐怖的杀戮，显示的是国民党反动政权最后的疯狂。
瓷器店里如何打老鼠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最后取得胜利。可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雨腥风惨遭屠戮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建军之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后，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新四军不得不深入敌后，在广泛的游击战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向北发展，向南巩固，向东进击！新四军东进，有一个目标就是上海！”曾任新四军苏南第二支队支队长张强生之子张晓宇告诉记者。
对于不久前刚经历过淮海战役，又较为顺利地完成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在当时部队官兵的内心深处，对拿下上海，并不存在任何怀疑。甚至，为了更好地接管上海，解放军停下了急行军的脚步，在丹阳整训。
时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回忆：“1949 年 5 月初，总前委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城，我和张震率领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上海战役。当时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考虑，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要求我第三野战军暂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地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同时令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我三野作战。”
之所以中共中央做出不过快进入上海的決定，在于当时拥有600万人口的上海，是亚洲最大的城市，是中国的工商业中心。能否完好无损地占领这个大城市，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陈毅曾对三野干部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
说起攻占上海之难，主要有三大难点。
首先，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益最集中的地方，在解放军攻打上海之前，美英军舰还停在黄浦江中不走。从1840年以来，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西方列强，是否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之时，乖乖撤走呢？虽然在渡江战役时，人民解放军就曾炮击长江江面上的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但毕竟上海更靠近东海，解放军当时并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以得到制海权，战前，必须要做好假设美英等国武装干涉解放军占领上海的防御准备。而粟裕所说中央命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恰恰有很大一个目的在于应付帝国主义干涉。
第二，在上海作战，犹如“瓷器店里打老鼠”。陈毅曾多次强调，如果打烂了上海，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就要蒙受重大损失。
第三，如果解放军接管工作做不好，导致上海停工停电，发生混乱，变成一座“死城”，解放军就可能在上海站不住脚。
阮武昌所在的23军属于第三野战军编制序列，23军在渡江之后，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上海战役。在上海解放纪念馆，阮武昌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渡江以后，我们本来是负责解放杭州。解放杭州以后，我们一部分进驻、警备杭州，一部分继续解放浙东地区。我所在的师，本是负责继续解放浙东。然而，到了上海战役第二阶段，也就是1949年5月20日，我们接到命令，立即赶赴上海参加战斗。”
冒着暮春的雨水走了三天四夜，到5月24日上午，阮武昌和战友们到达上海郊外的莘庄。阮武昌所在的军事队，成员都是团里从各连调来培训提高的指战员。“要打大仗了，团里领导就把我们这个军事队，作为他手上的一把尖刀，准备在战斗中使用。”
至今回想起部队在徐家汇教堂前广场集结的情景，阮武昌都还在感慨：“我看这个大广场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就在大广场上，给部队做了简单的战斗的动员，从徐家汇教堂出发，然后一步一步地前进。”
从华山路，到曹家渡，再过苏州河，部队前进总体上都比较顺利。然而，到了造币厂，开始有了持续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杂牌军，战斗力不强，我们还是很顺利的结束战斗。”阮武昌说，“然后走到天目路老北站附近。那里有一幢大楼。我们部队到那儿以后，国民党军还不识相，对我们阻击。”
阮武昌所说的大楼，是铁路局大楼。驻守这幢大楼的是国民党军沪南守备兵团高参兼副官处处长李铁夫所率领的守备兵团残部、青年军残部、第六交警总部，合计1000余人。此时已经是1949年5月26日了。当天上午8时许，刘昌义已经下令让国民党51军从苏州河北岸向东北方向撤走，解放军接管了刘昌义部原本占据的各道桥梁，从造币厂桥和永安桥等处浩浩荡荡开过了苏州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