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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出土的印玺中，“汉委奴国王金印”独具风韵。
该印玺为纯金铸成，印面呈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通体高约2.2厘米，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纯属偶然，1784年的一天，日本福冈市志贺岛上的一位佃农在拓宽水路时，从一块大石头下发现了这枚金印。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枚金印的价值，但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福冈城内，众多达官贵人纷纷伸出橄榄枝，希望能以重金买下这枚金印，其中一名叫龟井的儒学家甚至出价100两黄金，但最终金印被当地领主黑田获得。
这枚金印之所以如此抢手，是因为它大有来头。《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后汉书·东夷列传》中也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意思是，在东汉初年，日本国王派遣使者前来洛阳进贡，愿臣属汉王朝，光武帝便赐予了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旨在为日本国确立其权位和王位。因此，这枚金印便成了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可谓意义非凡。
“汉委奴国王金印”为纯金铸成，印台上附有蛇形钮，经考证，汉帝赐予臣服国国王的金印上，印钮多为蛇、芋、骆驼等造型。这枚金印证明了中日两国的早期关系。
然而，很快就有人质疑该金印的真伪，因为在当时，日本已经拥有了伪造金印的技术，再加上金印的发现实在太过偶然，所以有学者表示，这枚金印可能是有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伪造的，于是长时间争论不休。直到另外两枚汉代印玺的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伪才渐渐得以明晰。
1956年，在云南省晋宁县的滇王墓中，出土了一枚由汉武帝赐予当时滇王的金印——“滇王之印”。据考证，该枚金印为真品，无论质地、字体、印纽式样还是尺寸，均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十分相似。
1981年，扬州市邗江县的一名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发现了一枚金印，同样为纯金铸成，其外观与纹路跟“汉委奴国王金印”如出一辙，甚至有学者表示，两枚金印大概出自同一人之手，而这枚金印，是东汉明帝于永平元年（公元58年）赐予广陵王的“广陵玉玺”，与光武帝赐予汉倭奴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的时间只相差了一年。
经过专家们参考相关史籍，并与“滇王之印”、“广陵玉玺”进行分析、对比，“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伪终于尘埃落定。
如今，“汉委奴国王金印”作为日本国宝，藏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该印玺为纯金铸成，印面呈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通体高约2.2厘米，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纯属偶然，1784年的一天，日本福冈市志贺岛上的一位佃农在拓宽水路时，从一块大石头下发现了这枚金印。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枚金印的价值，但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福冈城内，众多达官贵人纷纷伸出橄榄枝，希望能以重金买下这枚金印，其中一名叫龟井的儒学家甚至出价100两黄金，但最终金印被当地领主黑田获得。
这枚金印之所以如此抢手，是因为它大有来头。《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后汉书·东夷列传》中也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意思是，在东汉初年，日本国王派遣使者前来洛阳进贡，愿臣属汉王朝，光武帝便赐予了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旨在为日本国确立其权位和王位。因此，这枚金印便成了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可谓意义非凡。
然而，很快就有人质疑该金印的真伪，因为在当时，日本已经拥有了伪造金印的技术，再加上金印的发现实在太过偶然，所以有学者表示，这枚金印可能是有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伪造的，于是长时间争论不休。直到另外两枚汉代印玺的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伪才渐渐得以明晰。
1956年，在云南省晋宁县的滇王墓中，出土了一枚由汉武帝赐予当时滇王的金印——“滇王之印”。据考证，该枚金印为真品，无论质地、字体、印纽式样还是尺寸，均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十分相似。
1981年，扬州市邗江县的一名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发现了一枚金印，同样为纯金铸成，其外观与纹路跟“汉委奴国王金印”如出一辙，甚至有学者表示，两枚金印大概出自同一人之手，而这枚金印，是东汉明帝于永平元年（公元58年）赐予广陵王的“广陵玉玺”，与光武帝赐予汉倭奴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的时间只相差了一年。
经过专家们参考相关史籍，并与“滇王之印”、“广陵玉玺”进行分析、对比，“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伪终于尘埃落定。
如今，“汉委奴国王金印”作为日本国宝，藏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