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记得王国维北京自沉后，同与他名列“清华四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挽联中评价二人是“相逢平生师友间”，令人无限感佩。但他们之间这种真挚的友谊却并非后无来者，例如张君劢与梁启超等。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政治上，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骨干，三十年代发起组建国家社会党。文化方面，他一生坚守“唯心史观”，是二十年代著名的“科玄论战”的主角，晚年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在佛学方面也颇有造诣。而梁启超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已“暴得大名”，后更是活跃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他获得的巨大声望远超其“秀才老师”康有为。从年龄上讲，张君劢只能算是梁启超的学生辈。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则早已超脱时间的羁绊，两人长时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相互照拂，彼此影响。
一、幼时与梁启超结缘
张君劢出身于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其祖父铭甫曾在四川省任知县，颇有政声。政事之余，铭甫究心于医卜星象，尤精于宋儒义理之学。及厌倦仕途，退居田间，甫定居于江苏省嘉定县城。至父亲祖泽，学医于苏州曹仓州，相继在上海、南翔一带开设诊所，因医术高明，在当地很有威望。祖泽娶妻刘氏，子女成人者十一人，君劢排行第二。
君劢六岁入家塾读书，聪明好读。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君劢奉母亲之命，考取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广方言馆。“广方言馆”由李鸿章创办，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君劢入学的第二年，适逢康有为、梁启超师徒领导的维新运动受阻，只昙花一现，便断送在清廷保守势力的屠刀下。戊戌政变后，清廷通令各省逮捕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广方言馆”的门口，高悬着康、梁二人的大幅照片，自然引起初谙国事的张君劢的注意：这两位“逃犯”，正是致力于危机中“求变”，以挽救政治窳劣、在夷人的枪炮下颜面尽失的清王朝的舵手。在张君劢眼里，全然呈现出“救世者”的姿态。一纸“缉拿令”，竟成为张君劢对梁启超深感钦佩之肇始，也奠定他一生心系国危、委身国是的基调。
1903年，马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创办震旦学院，教授拉丁、英、法、德文，以培养中国的翻译人才为宗旨。此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不仅在其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刊登该院的招生启事，还特地撰写了《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梁在是文中指出：“士生今日，不通欧洲任一国语言文字者，几不可以人类齿。”对于勤奋好学的张君劢来说，梁启超的此番言论无疑有着类似引路灯的意义，不由对震旦学院心向往之。即便学费极其昂贵——半年约一百两，这对于家道中落的张君劢来说，实为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他仍想方设法凑足数额，投考入学。张君劢晚年曾回忆起报考震旦学院的初衷和经过：“某天我见《新民丛报》登有震旦学院新闻——招生新闻——梁任公并说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这话非常刺激吾的脑筋。于是我就想进这个学堂，每半年要缴学费百多两银子，我设法缴了。”
第二学期，由于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张君劢改入南京江南高等学校学习。此时距离甲午战败十年有矣。甲午这一仗打醒了中国人的迷梦，也带来长时间难以抹去的耻辱和伤痛。在“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的留日热潮推动下，年轻的张君劢亦萌发了赴日求学的念头。由于成绩优异，他很有希望获得江南高等学校的出国名额，却遭到家中父母的反对。即使数千字的陈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仍不获准。直到1906年春，张君劢考取了宝山县公费留日资格，方才遂了他的心愿。是年，张君劢带着毕业后充当中学教员积攒下的四百余元薪俸，东渡扶桑求学去了。
二、追随梁启超从事政治活动
抵日半年后，因“对理化素不发生兴趣，喜欢攻读法政”，张君劢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预科。这违背了宝山县派遣学生专门学习理化知识的初衷，遂停止了对他的资助。这一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组织同盟会在东京业已成立。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大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围绕着是否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论战的阵地，分别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
最初，迫于生计，张君劢开始向平日经常阅读的《新民丛报》投稿。年仅二十岁的君劢，冷静地站在第三方立场，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观点和看法。他生平第一篇译著《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摘自英国自由主义学者穆勒的《代议政治论》，与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相似，张君劢也采取了意译的方法，并在译文中插入简短的“按语”，对原著加以点评。毋庸赘言，张氏借此主张的，正是英国式的改良道路与议会模式，此举为立宪派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然张、梁二人如何正式相识，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发表后，任公叹其才，收至麾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张君劢是经人介绍，才得以与梁启超相识，旋即加入立宪派阵营，为《新民丛报》撰稿。正式有记录表明张君劢追随梁启超并参与其政治活动的，是1907年10月梁启超组织发起政闻社之时。
张君劢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出席了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的成立大会，并担任了“评议员”一职，在编纂科亦有职务。此时还是一名学生的张君劢，受梁启超的委任和影响，很快进入“问政”角色。他在政闻社主办的《政论》杂志上积极撰文，发表有关国内外情势的政论。不宁唯是，在被派遣回国发起宪政运动的过程中，张君劢与同事奔走于各立宪团体之间促其联合，“不达目的则不已焉”，终有国会期成会的成立。1908年2月，政闻社总部迁至上海，东京方面的事务由张君劢与罗孝高、鹏熙民、向瑞琨等人具体负责。是年７月，清政府为打击日益高涨的国会请愿风潮，将政闻社查禁。
在政闻社的这段时间里，张君劢的行动与组织能力初露端倪，对问题的思考也愈发成熟、稳健。张君劢曾就政闻社今后之具体运作致函梁启超：“以后进行，一营生产事业，一有血性者须多入官场，广占势力。”可以看出，这种本着务实精神、充满锐气的建议，不可能不对梁启超的决策产生影响，梁对张君劢的信任程度日益加深。1909年6月，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张君劢联合吴贯因、萧堃、向瑞彝在东京成立“咨议局事务调查会”，并主办了生平第一份刊物《宪政新志》。
1910年夏，张君劢获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不久即束装回国。武昌首义成功后，在各省纷纷相应革命之际，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人士也在思索着行动的方向。有人提倡赞成共和，“从速出山，借谋发展”，有人主张“养晦以待，徐观后变”。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北洋实力派军阀袁世凯和湖北都督黎元洪三分天下。后两者皆有向梁启超“示好”之举，将梁的支持看作实际政治角逐中的重要筹码。黎元洪甚至托人请张君劢去接任公回国，而梁之好友、同志亦多主张联袁自重。张君劢在悉心考虑了中国的权力结构后，建议梁启超联合袁世凯。陈词中，张君劢言之凿凿：“窃为今后中分天下者，袁、孙二党而已……此二者比较的适于建设之业者，实在北方，故森以为下手之方，在联袁而已。”“袁氏为人诡谲多术，颇不易合，则森以为联合之目的，并非在争政权，借其势力以发展支部于各省，数年之后虽欲不听命于我，安得可焉。持此术以与袁氏合，为道当亦非难。且北方官僚中表同情于吾辈者，颇不乏人，借此以吸收才智之士，则党势愈厚。今后之中国，非造成一大党以为改革事业之中坚，则建设必不能完备，而危象且随而发现。”
张君劢此议的两个关键点，一为袁氏政治资本雄厚，实乃当今之实力派，二为借联袁以吸纳贤才，为日后“造成一大党”铺路。这得到了梁启超的认同。梁启超曾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审时度势，就打出了“和袁（世凯）慰革（命党）、逼满服汉”的口号。时至今日，大势已定，为在民国政坛上一展抱负，梁启超与张君劢等人倒向了袁世凯阵营。随即，张君劢投入到“造党”的实际活动中，相继有“共和讨论会”和“民主党”之成立。1912年8月，张君劢代表民主党赴日迎接流亡海外十五载的维新领袖梁启超回国。10月12日，梁在君劢的陪同下到达北京。朝野内外竞相邀请梁任公演讲，梁欣然接受。张则专门负责记录讲座内容。经过整理，编印成《梁先生演说集第一辑》，在是年12月出版。
论战期间，梁启超正在翠微山中养病。鉴于论战双方多是他的好友，他选择了保持“中立”，摆出绝不参战的态度。但出于担心双方伤了和气的考虑，梁启超撰写了《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和《人生观与科学》两篇文章，借以调和他们的情绪。通过这两篇文章，我们略可窥见任公对于玄学与科学的态度。他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又如随便一个人对于所信仰的宗教，对于所崇拜的人或主义，那种狂热情绪，旁观人看来多半是不可解，而且不可以理喻的，然而一部人类活历史，却十有九从这种神秘中创造出来，从这方面来说，却用得着君劢所谓主观，所谓直觉，所谓综合而不可分析……等等话头。想用科学方法去支配他，无论不可能，即能，也把人生弄得死的没有价值了。”
很明显，梁启超是认同张君劢的观点的。两人一同游欧时，目睹了战后西方的满目疮痍之后，梁启超就在《欧游心影录》中发出了源自西方的“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的呼声，将目光重新投放在东方文明和儒家文化上。相近的信仰和学术旨趣，以及十余年积淀的深厚感情，梁启超自然地偏向君劢这一方，即使亮明了“斯人优雅独立”，也要以“魔力之笔”对君劢的观点提出若干有说服力的论证。这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是其他友人、学生甚至是夫子康南海都难以达到的。
四、生活中的相互扶植
梁启超与张君劢是“忘年之交”。除却政治、文化活动的相伴始终，相互砥砺，在生活上，张君劢更是对梁启超“爱之如父母”。
张君劢陪同杜里舒在南京讲学期间，适逢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又受其他学校、学术团体之托，定期前去演讲。由于次数多，且所用讲义都是梁启超临时亲自编译，工作任务繁重，张君劢非常担心梁启超的身体健康，以至于每日抱怨：“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一日，多年未见的旧友陈伯严宴请梁启超，拿出五十年的陈酒相与痛饮，梁大醉而归。第二日清晨，梁启超起了个大早，赶去听欧阳竟无的佛学讲座，不料因此伤了风寒，归来大吐，复而昏睡。张君劢得知后，立刻请了一位外国医生为梁检查身体。医生诊断出梁启超患有心脏病，张君劢闻之大惊，要求其“把演讲著述一概停止”。梁启超自觉“身子甚好”，当晚就去法政学校上课去了。这下可真是急坏了张君劢，梁启超在给儿子梁思成的信中这样描述道：“吾今夕本在法政专门有两点钟之讲演，君劢适自医生处归，闻我已往（彼已屡次反对我太不惜精力，彼言如此必闹到脑充血云云），仓皇跑到该校，硬将我从讲坛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我停止讲演一星期。且声明非得医生许可后，不准我再讲。”
梁启超“无奈”之下，“感其诚意，已允除本校常课（每日一点钟）外，暂不多讲矣”。谁知，张君劢连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的常规课也下了“禁令”。梁启超忍不住向女儿思顺抱怨：“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到讲堂门口时，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他已经立刻写信各校，将我所有讲演都停一星期再说（以上二十八日写），医生说不准我读书著书构思讲演，不准我吃酒（可以）吃茶吃烟……神经过敏的张君劢，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个人作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又说：“我想我好好的一个人，吃醉了一顿酒，被这君劢捉着错处（呆头呆脑，书呆子又蛮不讲理），如此欺负我，你说可气不可气。君劢气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我从今日起已履行君劢所定契约了，也好，稍为清闲些。”
从事件本事和梁启超的语气来看，任公是深为君劢的这份情意所感动的，其戏谑的笔调流露出两人亲密的关系。张君劢对梁启超，绝非只停留在敬仰层面，他的“痛哭流涕”和“神经过敏”，俨然是把其看成了至亲至爱的人。梁启超对张君劢的生活也颇为关心，1925年，张君劢与王世瑛结婚，梁启超为其写好了喜联，称“十四字中欲将康德、公德装入，虽少陵、玉溪，恐亦无法”。同年，又逢张君劢父母双寿，十年不作诗的梁启超做了一首五十五韵的五言长古，并寄予林宰平，两人就文字、格律反复商榷。在诗中，梁启超详细回忆了张君劢多年来追随自己四处奔波的情景，感慨道：“有子若二子（笔者注：张君劢排行老二），允为禽中凰。”
1928年9月，梁启超病重，远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的张君劢极为焦虑。凡同志、友人经过上海，便反复询问梁启超的病情。在致梁启超的书信中，君劢劝其安心养病之余，亦不忘表达继承梁氏未竟之志的决心：“国事纷如乱丝，听吾侪在万难之中奋斗可也！森（张君劢）常望于先生者，将先生对于世界，对于吾国，对于旧友之希望，以简单之言择要记录，俾同人有以继续先生之志愿而已。”梁启超去世后，张君劢将次子取名国超，以表达对先师的纪念。三十年代，张君劢正式发起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试问，这不正是君劢身体力行、循着任公对中国出路的探索方向，寻求彻底治愈中国病症的路径么？
落笔之余，想到王泛森先生曾提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呜呼！晚清已降，在中西碰撞、新旧羼杂的“大变局”中，以梁启超为核心的一批知识人，自觉地承担起社会启蒙和民众教化的任务，输入“新民”、“国民”、“内阁”、“政党”等概念，促进国人觉醒，进而实现自治之“新中国”。他们不囿于象牙塔内坐以论道，更是积极进入“国士”的角色，以天下为己任。作为中国思想界的敏感和前沿地带，任公先生凭借着绝对的学术威望与政治、文化威势，聚拢了一批同仁志士，他们同气相吸，同声相求，关注道德心的释放、民智的培养，以及民权的伸张。
斯人已逝，沧海横流。而我仿佛看到，他们的智慧、热忱和理想，正迎着光，从历史深处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