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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末“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人口问题再次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各大媒体跟进报道政策动态自不必说，网络上的各种评论与段子也是层出不穷，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稍微考察历史便能够注意到，中国的人口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对此予以关注，例如《新青年》在1920年第七卷第四号就曾以“人口问题号”展开过专题讨论。
当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传入中国，对中国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期的《人口论底学说变迁》的长文，专门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阐述，也将其对立的观点开列出来，并且还对马尔萨斯以后的人口论以及新马尔萨斯主义进行论述说明。这篇文章对马氏“人口论”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脉络梳理以及较为详细的内容介绍，从中不难看出其基本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人口是为生活资料所限制的，人口的增长速度必然无限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如果要保持二者的均势，那么人口的增加一定要受到某种抑制。道德、贫困、罪恶是自发地调节人口数量的一种自然手段。由上述基本观点引申开去，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是否过度，一个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是否与人口有直接关联，如何对待与处理人口增长引发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摆在了讨论者面前。
那一次在《新青年》参与讨论的学者大都以马氏人口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对具体的人口问题发表看法。
不少学者都认为当时中国的人口状况存在问题。如顾孟余在《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一文中明确表示“中国的人口是超乎中国经济能力以上。这种离均势的状况决不能持久的，必要时时发生天灾人祸”。他进而指出这种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人口过度状况会导致贫穷，造成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使人的心理不断扭曲，为了谋生不择手段，继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会影响社会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并且，他将人口问题与政治问题放在一起综合考量后表示，中国社会所遭遇的困苦不能全部归罪与政治的不良，“人口离均势的社会很难助成好政治，即使有了好政治，若是不在限制人口上做功夫，好政治也不能收长久的效果”。所以，他在文中指出必须限制人口，列举出禁止早婚、禁止纳妾、打破中国传统宗教伦理风俗、传播人口学说等等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
陈独秀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存在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例不相符合的问题，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非由于人口数量本身过多，而是因为中国社会中存在大量“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不生产而消费的游惰人口”，中国现有的“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赶不上人口增加”。这样两种现象同时出现才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人口似乎超过了资源可以维持的限度，继而造成社会贫困等诸多问题。所以，陈独秀指出应该改变“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发展生产事业”、“发展交通事业”、“发展科学”、“发达生产技术”、“增加劳力底数量”、“平均分配”以及限制“游惰的上流社会”的人口数量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
张崧年在《罗素与人口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出生人口的“产生率”存在问题。那些对于社会有贡献意义的精英分子的生殖率在降低，而那些懦弱贫穷的人的生殖率在上升。这样发展的结果势必造成社会的腐坏，引发种种弊端与问题，甚至导致社会“渐渐衰亡”。因此，“如要免除这种结果，必须拿种方法把产生律现在不幸的挑剔性停止”。张崧年在援引罗素人口观点的基础上表示，一方面为了防止优良人口的后代数量减少，“第一且最急迫的必须就是除去限制家口的经济上的动机。儿童的费用应当完全由公家负担”，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不健全的人口数量过多，就需要让不健全的父母自负养育儿童的费用，但不可以用人为手段强行禁止其生育子女。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够使中国的人口结构趋于合理。
当然，也有学者在经过考察后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人口过度的问题。如陶孟和在《贫穷与人口问题》一文中将贫穷与人口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指出“贫穷与分配的关系，较贫穷于人口的关系更为切要”，因为虽然“与经济能力不相符合的人口过多会导致贫穷”，但“现在文明社会的贫穷问题，不是由于人口过多，实在是由于分配不均”。在此基础上，陶孟和进一步对中国社会中的强权与分配不公的事实进行批判，指出当时的中国政府是横征暴敛的，军人是嚣张跋扈的，政客是蝇营狗苟的，财主是敲剥朘削的，是这些人肆无忌惮底吸取民众的资产，榨取民脂民膏，才会导致物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造成贫穷。并得出结论“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了”，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制度的不良。
此外，还有讨论文章就人口数量问题发表了见解。如彭一湖在《论人口有增加于生活资料以上的恒常倾向》这篇文章中表示对“对于马尔萨斯所谓人口有增加于生活资料以上的恒常的倾向，是全然承认的”，并在列举了多个国家人口实例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一个国家人口多寡的看法是“必然主张新马尔萨斯主义”。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就是以节制生育的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与之相反，严智钟在《数要多，质要好》中则表示，“‘数’是近世文明的一种势力，数愈多势力愈大”，中国不应当限制人口，而是应该增加人口。他认为应该保持人口数量稳定增长，并且强调这种人口数量增加还要注重质量，“应当保护良种，使他尽力的繁殖。对于恶种，应当实行断绝。如结核、梅毒、淋病、精神病、常习犯罪者等等，对于社会幸福上能生障碍的分子，都应当设法使他消灭”。
马寅初在那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计算人口的数学》，不过他并未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的个人观点，仅是从数学的角度阐释了怎样能够合理并较为精准地进行人口统计。马寅初开列出“数学的级数”和“几何的级数”两种计算方法，并逐步演示应该如何计算某一地区的人口数量、人口增加量、人口数量加倍所需时间，又指出不同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以及应该使用哪些方式进行校准，以此为人口调查与人口统计提供数学方面的支持。
从《新青年》的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出，虽然不同学者看待与阐释人口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学者都秉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存在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导致社会问题，应当通过一定的手段去解决人口问题。 那么，人口增加或增长过快，是否会带来资源危机、导致贫穷等一系列社会危机呢？
人口学研究者刘忠良指出，“人口是经济的生命载体”，“人口再生产不仅创作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而且还创作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需求者，因而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再生产”，而且“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缺乏足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经济是难以发展的”。具体而言，一个地区的人口在符合规律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正常增长能够使社会分工有效化，提高该地区的生产效率、创新效率与生产力水平，并且可以刺激消费、促进生产，带动经济发展。人口密度的增大也会降低经济交易成本，促进投资、竞争和创新，促使更多就业岗位产生。所以，生育增加并不会使国民陷入贫困，“越生越穷”和“少生快富”只是数字上的假象，其理论并没有科学依据。
哈耶克曾在《致命的自负》中也就人口问题与社会危机进行过论述。他指出，人口增加并不会导致社会资源不足，也不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反而是人口增长会使劳动分工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导致了迅速的多样化、差异化和专业化，使人们有可能开发出新的生产要素并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并且只要一个地区“人口的增长是由于该地区人口生产力的提高，或是更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资源，而不是因为外部对这种增长的人为支持，就不必为此感到担心”。因为如果某一地区的人口是随着该地生产力提高而正常增长的，那么这个地区中的群体就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维持人口数量，不会造成社会危机。所以“视人口增长的前景为噩梦般的灾难”，“人口增长会让全球陷入贫困，这一近代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指出的还有一点，那就是人口本身就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在正常情况下能够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人口数量会随着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改变而进行自发调节，通过人为力量强行干预人口发展，反而会带来诸多难以预期的不良影响。强调“人口爆炸”与“增长极限”的学者可以考察欧美国家的人口状况，这些国家并未强制生育、控制人口，但至今也未曾出现过人口大幅度增长导致难以控制的情况。而且当一个国家中的居民进入中产阶级后，他们的生育愿望自然会降低。欧洲国家在没有人口节制政策的情况下生育率逐年下降便是明证。由此可以看出，认为不经节制人口就会无限度增长，以至会超出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没有人有权力阻止某一地区人口的正常增长，作为公民基本权力的生育权，更加没有理由受到外力的强行干涉。
当然，从1920年《新青年》发起“人口问题”讨论，到后来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再到二十世纪末“计划生育”的强制执行，又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下重新开启“二孩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学术问题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其实，稍微考察历史便能够注意到，中国的人口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对此予以关注，例如《新青年》在1920年第七卷第四号就曾以“人口问题号”展开过专题讨论。
当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传入中国，对中国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期的《人口论底学说变迁》的长文，专门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阐述，也将其对立的观点开列出来，并且还对马尔萨斯以后的人口论以及新马尔萨斯主义进行论述说明。这篇文章对马氏“人口论”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脉络梳理以及较为详细的内容介绍，从中不难看出其基本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人口是为生活资料所限制的，人口的增长速度必然无限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如果要保持二者的均势，那么人口的增加一定要受到某种抑制。道德、贫困、罪恶是自发地调节人口数量的一种自然手段。由上述基本观点引申开去，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是否过度，一个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是否与人口有直接关联，如何对待与处理人口增长引发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摆在了讨论者面前。
那一次在《新青年》参与讨论的学者大都以马氏人口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对具体的人口问题发表看法。
不少学者都认为当时中国的人口状况存在问题。如顾孟余在《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一文中明确表示“中国的人口是超乎中国经济能力以上。这种离均势的状况决不能持久的，必要时时发生天灾人祸”。他进而指出这种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人口过度状况会导致贫穷，造成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使人的心理不断扭曲，为了谋生不择手段，继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会影响社会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并且，他将人口问题与政治问题放在一起综合考量后表示，中国社会所遭遇的困苦不能全部归罪与政治的不良，“人口离均势的社会很难助成好政治，即使有了好政治，若是不在限制人口上做功夫，好政治也不能收长久的效果”。所以，他在文中指出必须限制人口，列举出禁止早婚、禁止纳妾、打破中国传统宗教伦理风俗、传播人口学说等等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
陈独秀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存在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例不相符合的问题，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非由于人口数量本身过多，而是因为中国社会中存在大量“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不生产而消费的游惰人口”，中国现有的“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赶不上人口增加”。这样两种现象同时出现才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人口似乎超过了资源可以维持的限度，继而造成社会贫困等诸多问题。所以，陈独秀指出应该改变“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发展生产事业”、“发展交通事业”、“发展科学”、“发达生产技术”、“增加劳力底数量”、“平均分配”以及限制“游惰的上流社会”的人口数量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
张崧年在《罗素与人口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出生人口的“产生率”存在问题。那些对于社会有贡献意义的精英分子的生殖率在降低，而那些懦弱贫穷的人的生殖率在上升。这样发展的结果势必造成社会的腐坏，引发种种弊端与问题，甚至导致社会“渐渐衰亡”。因此，“如要免除这种结果，必须拿种方法把产生律现在不幸的挑剔性停止”。张崧年在援引罗素人口观点的基础上表示，一方面为了防止优良人口的后代数量减少，“第一且最急迫的必须就是除去限制家口的经济上的动机。儿童的费用应当完全由公家负担”，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不健全的人口数量过多，就需要让不健全的父母自负养育儿童的费用，但不可以用人为手段强行禁止其生育子女。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够使中国的人口结构趋于合理。
当然，也有学者在经过考察后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人口过度的问题。如陶孟和在《贫穷与人口问题》一文中将贫穷与人口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指出“贫穷与分配的关系，较贫穷于人口的关系更为切要”，因为虽然“与经济能力不相符合的人口过多会导致贫穷”，但“现在文明社会的贫穷问题，不是由于人口过多，实在是由于分配不均”。在此基础上，陶孟和进一步对中国社会中的强权与分配不公的事实进行批判，指出当时的中国政府是横征暴敛的，军人是嚣张跋扈的，政客是蝇营狗苟的，财主是敲剥朘削的，是这些人肆无忌惮底吸取民众的资产，榨取民脂民膏，才会导致物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造成贫穷。并得出结论“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了”，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制度的不良。
此外，还有讨论文章就人口数量问题发表了见解。如彭一湖在《论人口有增加于生活资料以上的恒常倾向》这篇文章中表示对“对于马尔萨斯所谓人口有增加于生活资料以上的恒常的倾向，是全然承认的”，并在列举了多个国家人口实例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一个国家人口多寡的看法是“必然主张新马尔萨斯主义”。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就是以节制生育的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与之相反，严智钟在《数要多，质要好》中则表示，“‘数’是近世文明的一种势力，数愈多势力愈大”，中国不应当限制人口，而是应该增加人口。他认为应该保持人口数量稳定增长，并且强调这种人口数量增加还要注重质量，“应当保护良种，使他尽力的繁殖。对于恶种，应当实行断绝。如结核、梅毒、淋病、精神病、常习犯罪者等等，对于社会幸福上能生障碍的分子，都应当设法使他消灭”。
马寅初在那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计算人口的数学》，不过他并未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的个人观点，仅是从数学的角度阐释了怎样能够合理并较为精准地进行人口统计。马寅初开列出“数学的级数”和“几何的级数”两种计算方法，并逐步演示应该如何计算某一地区的人口数量、人口增加量、人口数量加倍所需时间，又指出不同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以及应该使用哪些方式进行校准，以此为人口调查与人口统计提供数学方面的支持。
从《新青年》的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出，虽然不同学者看待与阐释人口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学者都秉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存在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导致社会问题，应当通过一定的手段去解决人口问题。 那么，人口增加或增长过快，是否会带来资源危机、导致贫穷等一系列社会危机呢？
人口学研究者刘忠良指出，“人口是经济的生命载体”，“人口再生产不仅创作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而且还创作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需求者，因而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再生产”，而且“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缺乏足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经济是难以发展的”。具体而言，一个地区的人口在符合规律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正常增长能够使社会分工有效化，提高该地区的生产效率、创新效率与生产力水平，并且可以刺激消费、促进生产，带动经济发展。人口密度的增大也会降低经济交易成本，促进投资、竞争和创新，促使更多就业岗位产生。所以，生育增加并不会使国民陷入贫困，“越生越穷”和“少生快富”只是数字上的假象，其理论并没有科学依据。
哈耶克曾在《致命的自负》中也就人口问题与社会危机进行过论述。他指出，人口增加并不会导致社会资源不足，也不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反而是人口增长会使劳动分工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导致了迅速的多样化、差异化和专业化，使人们有可能开发出新的生产要素并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并且只要一个地区“人口的增长是由于该地区人口生产力的提高，或是更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资源，而不是因为外部对这种增长的人为支持，就不必为此感到担心”。因为如果某一地区的人口是随着该地生产力提高而正常增长的，那么这个地区中的群体就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维持人口数量，不会造成社会危机。所以“视人口增长的前景为噩梦般的灾难”，“人口增长会让全球陷入贫困，这一近代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指出的还有一点，那就是人口本身就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在正常情况下能够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人口数量会随着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改变而进行自发调节，通过人为力量强行干预人口发展，反而会带来诸多难以预期的不良影响。强调“人口爆炸”与“增长极限”的学者可以考察欧美国家的人口状况，这些国家并未强制生育、控制人口，但至今也未曾出现过人口大幅度增长导致难以控制的情况。而且当一个国家中的居民进入中产阶级后，他们的生育愿望自然会降低。欧洲国家在没有人口节制政策的情况下生育率逐年下降便是明证。由此可以看出，认为不经节制人口就会无限度增长，以至会超出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没有人有权力阻止某一地区人口的正常增长，作为公民基本权力的生育权，更加没有理由受到外力的强行干涉。
当然，从1920年《新青年》发起“人口问题”讨论，到后来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再到二十世纪末“计划生育”的强制执行，又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下重新开启“二孩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学术问题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