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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传入我国。清朝光绪十六年（公元１８９０年）二月，清政府在甘肃省会兰州设立了“电报局”，开始在陕甘两省筹划架设有线电报的线路。同年十月，一条东起陕西西安、西到甘肃肃州（今甘肃酒泉），翻山越岭，全长２９００余里的电线架设完成。此项工程所用的材料费、人工费等总共花费白银２０余万两，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
当时，地处西北边陲的陇东地区因为交通闭塞，通讯不便，当地人对新生事物充满着神秘感。他们把那些从外国传来的东西一律叫做“洋××”，如将火柴叫“洋火”，将蜡烛叫“洋蜡”，称电线杆为“洋杆”等等。而凡是带“洋”字的东西，人们无不心存戒备，充满敌意和排斥感。
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春夏之交，陇东地区遭遇了多年未遇的持续干旱。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地区的旱情尤为严重，当年的夏粮几乎全部绝收。由于干旱，秋庄稼又很难下种。心急如焚的泾州百姓又是烧香磕头，又是求神问卜，虔诚地祈求“龙王爷”能普降及时雨给他们。可是，不管人们如何虔诚地祈求，火辣辣的太阳每天依旧烧烤着大地，“龙王爷”始终不见开恩。就在这时，一个谣言在泾州百姓中悄悄地传开了：天不下雨是因为“洋杆”收走了雷公的电，惹怒了“龙王爷”而造成的。这个谣传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泾州及其周边地区。于是，因干旱而迁怒于“洋杆”的泾州等地的老百姓自发地酝酿了一场拔除电线杆的暴力运动。旬日之间，以泾州为中心，东起陕西长武，西到甘肃平凉白水，愤怒的人们将连绵百余里的电线杆几乎全都拔光了。拔除掉的电线杆被人们集中成堆，点火焚烧，无人敢阻拦。
清政府接到“拔电杆”一案的报告后，极为震怒。慈禧太后下旨命令陕甘两省大员彻底查办，严惩破坏电线、给朝廷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刁民”。“拔电杆”一案遂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全国性大案。
当时泾州县的县令是直隶人贾勋。因为泾州是“拔电杆”一案的发源地，涉案的百姓非常多，许多人甚至全家都因参与拔电杆而被关了起来。在如何处理这些被关押的老百姓这个问题上，贾县令认为，拔电杆案不同于一般的杀人放火案件，它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地“风气未开”，人们对新生事物缺乏认识，加之旱情严重造成的。所以此案虽然于法难容，但于情于理，泾州老百姓却值得同情。因此，贾县令实在不忍心株连众多无知的泾州穷苦百姓，让他们或饱受牢狱之苦，或因此而丢掉性命。怎么样才能做到既能向朝廷交差，又能挽救众多的泾州百姓呢？经过深思熟虑，贾县令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经过详细了解，贾县令得知在拘押的人犯中，有一个年龄最大的窑店农民，名叫王万清。王万清为人正直，行侠仗义，喜欢抱打不平。于是，贾县令私下单独会见了王万清，向王万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婉言劝导王万清说：“您已经是年愈花甲的老人了，如果您能独自承担此案的责任，就可以挽救众多泾州父老百姓的性命。不知尊意如何？”王万清明白了贾县令的用意后，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公开审理这一天，王万清果然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将“煽动”、“组织”群众拔电杆的罪名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最后，贾县令将王万清定为“主犯”，判处死刑。而众多的泾州百姓却因此而得以活命，得以免受牢狱之灾。王万清被处死后，贾县令又私下亲自关照地方政府，要求妥善安置王万清遗属的生活。而泾州百姓为感谢王万清的大恩大德，在王万清的故乡窑店建立了“王公祠堂”，以示纪念。
此案中的泾州县令贾勋作为一个封建的士大夫，又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西北边陲陇东为官，却能申明大义，敢于冒丢掉头上“乌纱帽”甚至杀头的危险，挽救众多泾州百姓的生命，实在是难能可贵。而窑店农民王万清为了挽救众乡亲的性命，将所有的“罪名”都强加在自己身上，同样值得后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