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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党内还谈不上严格的“座次”。如今在回述这一历史的时候，人们习惯于以今日的目光看待过去，也就给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排起“座次”来了。
“座次”问题，实际上反映如何评价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历史作用。在设计《红色的起点》的封面时，就遇上了这个棘手的“座次”问题。
《红色的起点》一书，打算印上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的照片。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了这批珍贵照片。在着手设计封面时，遇上了“座次”问题。照片依照什么原则顺序排列呢？
当时，党尚处于初创时期。按职务，难以论高低，中共“一大”只选出总书记一人（陈独秀）和委员两人（宣传李达、组织张国焘）。何况陈独秀未到会，不在中共“一大”代表之列。李达和张国焘，该谁排在前？余下十一位代表，又该怎么排呢？
如果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定“座次”，在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之中，“第一号”人物，倒是可以定下来的，即张国焘，因为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不过，把张国焘排在“第一号”，是今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张国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无论如何，不能把他捧在“第一号”。
我向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请教他们怎样排列这十三张照片，供我参考。
他们说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十三位代表照片的“陈列史”。建馆之初，只挂毛泽东一人的照片；后来，增加了董必武；然后，又增加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这四位均为烈士）；近年来，再增一张照片，即李达；目前，他们陈列的中共“一大”代表照片，共七张。
看來，我只能按照自己的见解，为中共“一大”代表排定“座次”。我定下了这样几条原则：
第一，对建党所作的贡献； 第二，兼及后来的政治表现； 第三，尽可能把同一地区所派出的两位代表排在一起（当时，除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一人外，其余地区均派两位代表）。
另外，我认为對创立中国共产党作出巨大贡献的陈独秀、李大钊，虽然因事忙，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但他们的照片应印在书的封面上。
还有列宁派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荷兰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对中共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应刊登照片。只是尼科尔斯基的照片，迄今为止连中共“一大”纪念馆都没有，不得不暂缺。
这样，我把中共“一大”代表加上陈独秀、李大钊、马林共十六位，分四排，每排四位，依次排列于封面上：
陈独秀、李大钊、马 林、毛泽东
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
邓恩铭、李 达、李汉俊、包惠僧
刘仁静、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
其中，毛泽东、何叔衡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陈潭秋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包惠僧、陈公博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其中，包惠僧属武汉共产主义成员，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被陈派往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刘仁静、张国焘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之后的七位代表，是按后来的政治表现排列的。 李达曾脱党，但是一直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研究，解放后重新入党； 李汉俊脱党，但是死于敌人刑场；包惠僧脱党后，在国民党政府做官，解放初回到北京，后来成为国务院参事；刘仁静加入托派，解放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后来担任国务院参事；张国焘后来成为叛徒、特务；周佛海后来成为大汉奸，死于狱中；陈公博后来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被枪决。
我终于排定以上“座次”，请教中共党史专家，他们觉得这“座次”排得合理，于是照此“座次”设计封面付印。
照片的排列顺序，变得如此错综复杂，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如何评价，见解不一。
（摘自《出没风波里》，该书于2007年11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座次”问题，实际上反映如何评价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历史作用。在设计《红色的起点》的封面时，就遇上了这个棘手的“座次”问题。
《红色的起点》一书，打算印上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的照片。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了这批珍贵照片。在着手设计封面时，遇上了“座次”问题。照片依照什么原则顺序排列呢？
当时，党尚处于初创时期。按职务，难以论高低，中共“一大”只选出总书记一人（陈独秀）和委员两人（宣传李达、组织张国焘）。何况陈独秀未到会，不在中共“一大”代表之列。李达和张国焘，该谁排在前？余下十一位代表，又该怎么排呢？
如果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定“座次”，在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之中，“第一号”人物，倒是可以定下来的，即张国焘，因为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不过，把张国焘排在“第一号”，是今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张国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无论如何，不能把他捧在“第一号”。
我向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请教他们怎样排列这十三张照片，供我参考。
他们说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十三位代表照片的“陈列史”。建馆之初，只挂毛泽东一人的照片；后来，增加了董必武；然后，又增加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这四位均为烈士）；近年来，再增一张照片，即李达；目前，他们陈列的中共“一大”代表照片，共七张。
看來，我只能按照自己的见解，为中共“一大”代表排定“座次”。我定下了这样几条原则：
第一，对建党所作的贡献； 第二，兼及后来的政治表现； 第三，尽可能把同一地区所派出的两位代表排在一起（当时，除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一人外，其余地区均派两位代表）。
另外，我认为對创立中国共产党作出巨大贡献的陈独秀、李大钊，虽然因事忙，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但他们的照片应印在书的封面上。
还有列宁派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荷兰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对中共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应刊登照片。只是尼科尔斯基的照片，迄今为止连中共“一大”纪念馆都没有，不得不暂缺。
这样，我把中共“一大”代表加上陈独秀、李大钊、马林共十六位，分四排，每排四位，依次排列于封面上：
陈独秀、李大钊、马 林、毛泽东
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
邓恩铭、李 达、李汉俊、包惠僧
刘仁静、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
其中，毛泽东、何叔衡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陈潭秋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李达、李汉俊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包惠僧、陈公博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其中，包惠僧属武汉共产主义成员，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被陈派往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刘仁静、张国焘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之后的七位代表，是按后来的政治表现排列的。 李达曾脱党，但是一直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研究，解放后重新入党； 李汉俊脱党，但是死于敌人刑场；包惠僧脱党后，在国民党政府做官，解放初回到北京，后来成为国务院参事；刘仁静加入托派，解放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后来担任国务院参事；张国焘后来成为叛徒、特务；周佛海后来成为大汉奸，死于狱中；陈公博后来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被枪决。
我终于排定以上“座次”，请教中共党史专家，他们觉得这“座次”排得合理，于是照此“座次”设计封面付印。
照片的排列顺序，变得如此错综复杂，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如何评价，见解不一。
（摘自《出没风波里》，该书于2007年11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