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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和探戈，著名的文学大师和同样著名的歌舞形式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是一个有关人类及其音乐变迁的经典隐喻。
在至少5本其晚年的访谈录里，博尔赫斯一遍遍强调他年过半百时写成的专文《探戈的历史》中的观点：他记忆中的探戈是勇敢和快乐的代名词，产生于19世纪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妓院，是小混混和流氓们的竞争，是街头恶棍们“斗”的产物，而不是当时(也是时下)流行的伤感民谣——此类时髦舞曲往往表达男人对失去的爱或者背叛的哀叹，“像是一个怨天怨地的人，成天悲叹自己的不幸，无耻地庆幸别人的不幸”。
作为阿根廷的两种象征，博尔赫斯和探戈的关系就像不幸反目的初恋情人，探戈属于变了心的那个。高寿的文学大师总是对访问者幸福地回忆20世纪最初那些年，还是个孩子的他，在街角看到一对对搂抱在一起的男人跳探戈的画面，他每次都会强调，那时，具有强烈性挑逗意味的探戈“伤风败俗”，女人们不敢公开参与，跳探戈的男人们则豪迈勇敢，具备寻衅滋事的一切冲动和勇气，因为探戈的使命正在于“让阿根廷人确信他们是勇敢的，它们满足了英勇和尊严的要求”。
很多人，包括几乎和他一样著名的其他阿根廷作家，试图纠正博尔赫斯对已在世界(当然也含博尔赫斯念念不忘的中国)声名远播的探戈是“廉价的伤感主义”的看法，他们试图小心翼翼地弥补探戈和博尔赫斯——两个阿根廷的分裂，但始终无法说服这位睿智而固执的盲眼老人。
探戈史上最重要的两人，歌星卡洛斯·加德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令探戈曲成为了欧洲的光鲜宠儿，反馈回阿根廷，作为巴黎时尚的探戈不再伤风败俗而变得名正言顺；而皮亚佐拉，这位曾移居美国的阿根廷杰出作曲家则令探戈得以跻身于世界乐坛之列，给妓院里的产物披上了或古典或爵士的外衣。博尔赫斯对这二位的评价，却都不高，称前者破坏了原本可以没有歌词的探戈，是冒牌货，矫揉造作；而在皮亚佐拉(他视博尔赫斯为文学上的精神导师)的探戈音乐会上，他认为他根本没有演奏探戈，干脆提前离场。
准确地说，70岁高龄时仍会被披头士感动、听布鲁斯及至落泪的博尔赫斯对探戈的失望，来自于它出口转内销之后发生的种种世界主义的体面变化——“起先是嬉戏、大胆、果敢，然后转向伤感”。
对老探戈念念不忘的博尔赫斯同样忘不了残忍而美丽的老虎的那一片金黄，虎是他的写作中最经常出现的意象之一，就像谈起探戈他就兴致勃勃一样，精神之虎象征的也是野性而神秘的勇敢。“60多年前，在我的国家，男人勇敢或者被认为勇敢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说怯懦是男人的耻辱。都认为成为懦夫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是上帝不容的罪恶。然而，如今，这些情况在我的国家已看不到了，谁都不关心勇敢不勇敢的问题，人们关心的是金钱、名气、流行的话题。”1966年的博尔赫斯如是说。那个年代，“拼刀子的神话/逐渐被人遗忘/赞扬好汉行径的歌谣/在下流的警匪新闻中淹没”(《探戈》)。
相比已丧失“勇敢”这种阿根廷原始民族性的流行探戈，博尔赫斯更喜欢形式更古老的米隆加。米隆加属于人民，曾徘徊于贫民窟体会其混乱和魅力的博尔赫斯的证据，是米降加靠在任何一家杂货铺都可以找到的廉价吉他伴奏。米隆加的侥幸之处在于，它碰巧没有引起欧美的注意或出口转内销，成为世界消费主义浪潮下的时尚宠儿，因而没有像加德尔之后的探戈那般，伤感、优柔寡断和娘娘腔，仍旧快乐、充满力量。
1965年出版的《为六弦琴而作》正是博尔赫斯为米隆加所写的歌词集，在这册恶棍和刀子的赞歌中，曾赞美过“打家劫舍的流浪汉小说”《水浒传》的博尔赫斯写道：“那刀不知有过多少次/曾经嵌进人类的肌肤/现如今孤零零遭冷落/默受灰尘如手的轻抚”《北方有把刀》——不禁令人想起中国侠士小说的片段。他说，“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那些老牌恶棍身上有一些新的东西——毫无利己之心的，纯粹的勇敢。”
对博尔赫斯，墨西哥诗人帕斯曾有一个拉丁美洲式的解读：“他因为被美洲的黑暗和暴力吸引而受苦。他在它最低和最没有英雄色彩的层次上感受它——街头争吵、逞强和积怨之刀。”这位打小被关在家里，而后又眼睛失明行动不便的大师对勇敢与野性的迷恋当然有其个人原因，然而，如帕斯所言，他并不缺乏对环境与时代的理解，他执意回到最初也是最纯粹的角度，以审美的方式理解并享受原始而本能的快乐——而这，正是探戈和米隆加这类来自民间的音乐真正的精神之核。
“一种可以翩翩起舞的忧伤的思想”的探戈为博尔赫斯极力反对，但他一个人的抗拒迎来的，是丧失了原始精神内核的探戈在全球开花结果，在欧洲，在亚洲，名正言顺的伤感主义席卷了20世纪，怯懦的享乐而非勇敢的享乐深入人心，泪水得到的快乐多过献血，然后，——1981年，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博尔赫斯脱口而出“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上几年可能一支探戈都不会听到”，探戈在它的根源之地阿根廷整个儿地衰落了，阿根廷人的英勇和尊严不再依靠探戈。
“使探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我有朝一日会称之为怯懦的手风琴，也不是河畔郊区那些勤奋的作曲家，而是整个共和国。”在其晚年，已经认不清自己祖国的博尔赫斯曾向朋友们透露，他决定离开阿根廷，“离开这里，死在别处，也许在日本”。
最终，1986年，他死在了日内瓦，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