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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坦陈自己拿项目经费时的激烈思想斗争：“我总是会犹豫。凭良心说，我真的没有把握能够做出真正创新性的成果来。我现在哪里有创新的能力、激情和勇气？所以我想，最好不要这笔钱吧，要了会对不起国家的。但是，再想想，反正通常是5年以后才交账，钱用不好又没有人追究我的责任，而且总能找到交账的办法，比干别的风险小得多，最终还是会去拿。”
这位人大代表、科技界人士的话，一语道破了如今科研开发中存在的弊端：现在的科研投入模式依然有着浓重的计划色彩，拿到钱的人和实际上有能力创新的人之间没有经过实质竞争。某些科技工作者变成项目管理者，从项目经费中不断获益，却无法做出真正的科研成果。国家缺乏足够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来管理经费的流向与成绩的考核。
“举国办科研”的体制延续至今，与“举国办体育”、“举国办名校”一样，国家投入的经费并不算少，基本上所有经费都是政府财政开支。政府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天性，使得科研经费的申报与拨给都被牢牢嵌入封闭的信息管道中。科层制的选拔模式让大部分基层科研人员对科研项目的评定参与无从置啄。举国体制以高度集中的资源换取成果开发的高增速，也必然带来“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的巨大风险。心知肚明的资源掌控者把前景寄予少数“拔尖人才”上，期望他们能迅速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理想回报。功成名就的科学界人士、声名显赫的大研究机构更容易获得项目和经费。由此产生的悖论是：规避风险的“倾斜强者”往往产生更大的风险，一旦几个科技名人在复杂多变的科学研究中有意或无意失手，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韩国前首席科学家黄禹锡承认曾指使下属伪造干细胞样品，为震惊世界的“黄禹锡造假丑闻”再添新料。在韩国科技界对“黄禹锡造假丑闻”的反思中，“学术成果审核制度有漏洞”、“权威崇拜制造成黄禹锡权力失控”等内因，难道就不会在中国科技界“惟项目申报论”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吗？
在科技界搞计划经济的最大害处是容易产生垄断，进出机制不畅通，无法优胜劣汰，反而是劣币驱逐良币。举国体制下的科研垄断，从短期效应来看可能会出点成绩，从长远发展来看，绝大多数普通科技工作者的研发热情被转移为对项目申报的追逐欲望，举国之智慧无法获得释放与激励，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旧薄弱，科技界终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位人大代表、科技界人士的话，一语道破了如今科研开发中存在的弊端：现在的科研投入模式依然有着浓重的计划色彩，拿到钱的人和实际上有能力创新的人之间没有经过实质竞争。某些科技工作者变成项目管理者，从项目经费中不断获益，却无法做出真正的科研成果。国家缺乏足够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来管理经费的流向与成绩的考核。
“举国办科研”的体制延续至今，与“举国办体育”、“举国办名校”一样，国家投入的经费并不算少，基本上所有经费都是政府财政开支。政府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天性，使得科研经费的申报与拨给都被牢牢嵌入封闭的信息管道中。科层制的选拔模式让大部分基层科研人员对科研项目的评定参与无从置啄。举国体制以高度集中的资源换取成果开发的高增速，也必然带来“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的巨大风险。心知肚明的资源掌控者把前景寄予少数“拔尖人才”上，期望他们能迅速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理想回报。功成名就的科学界人士、声名显赫的大研究机构更容易获得项目和经费。由此产生的悖论是：规避风险的“倾斜强者”往往产生更大的风险，一旦几个科技名人在复杂多变的科学研究中有意或无意失手，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韩国前首席科学家黄禹锡承认曾指使下属伪造干细胞样品，为震惊世界的“黄禹锡造假丑闻”再添新料。在韩国科技界对“黄禹锡造假丑闻”的反思中，“学术成果审核制度有漏洞”、“权威崇拜制造成黄禹锡权力失控”等内因，难道就不会在中国科技界“惟项目申报论”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吗？
在科技界搞计划经济的最大害处是容易产生垄断，进出机制不畅通，无法优胜劣汰，反而是劣币驱逐良币。举国体制下的科研垄断，从短期效应来看可能会出点成绩，从长远发展来看，绝大多数普通科技工作者的研发热情被转移为对项目申报的追逐欲望，举国之智慧无法获得释放与激励，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旧薄弱，科技界终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