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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大学校史是对学校发展的重要记录，校史精神的继承和演变对高等教育至关重要，校史的编写具有传承校史和展现大学良好风貌的双重作用。我国高校校史的编写越来越完善，但仍有值得改进之处。本文旨在结合中国高校校史编写的现状及问题，基于“双一流”高校建设的要求，提出校史编写的可改进之处。
关键词：校史编写 现状 问题
2018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一流大学建设之路需要加强大学文化建设[1]。其中提及的办学传统和现实定位都是大学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校史则是两者的重要记录。大学校史的编写对于大学文化的建设与传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分析当前校史编写的现状，解决校史编写中出现的问题对“双一流”建设具有引导作用。
一.中国高校校史编写的现状
在“读秀”中文图书高级检索库中输入“大学校史”，2008至2018年出版的校史图书为192本，1997至2007出版的数量为113本，可见高校对校史编写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以2010年至2018年出版的85本大陆大学校史作为样本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从大学类别上看，85个样本涵盖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医科类、农林类、民族类、政法类、语言类、财经类、传媒类、体育类和语言类共12个种类的大学。其中综合类数量最多，共25所，占比29%;师范类其次，共22所，占比26%;理工科类共17所，占比20%。财经类、传媒类、语言类和体育类各只有1本校史出版，占比最少。从不同种类的大学所占的比例来看，综合类、师范类和理工科类大学更加注重校史的编写。85个样本中有39本校史是在校庆60、80或100周年撰写或完善出版的。
其中，985工程建设高校13所，211工程建设高校13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14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16所。所占比例大于双一流建设学校在全国所有学校中所占的比例。总体而言，985、211工程建设高校和双一流高校对于校史编撰的重视度高于普通高校。
从内容和布局上看，八本校史是用简明读本和画册的形式记录的，其他的校史是较为传统的校史模式。将学校的历史划分为几个时期，多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主要介绍历史沿革、院系划分、设备情况、师资力量、校园活动、发展规模、历任领导和杰出校友。在统计的85个样本中只有首都师范大学的校史没有按照学校的历史沿革和普通时期进行划分，而是按照不同的院系和专业进行介绍。
二.校史编写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校史的编写逐渐受到了重视，但在校史编写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上层史”倾向严重。
通过对以上85个样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校史中普通人以群体的方式被含混地提及，校长、书记、领导却以个人为单位被记录在书中。有的校史甚至将大量的领导名单或介绍放在附录中。几乎每所学校在创建初期都是艰难的，学校初期的发展和教师和学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少校史对于他们的贡献笼统地带过，而不列举个人典型事例，无疑把普通个人对学校的贡献弱化了。不可否认校长和众多的领导以及优秀的校友对学校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学生及教职工也是学校的主体，他们的贡献造就了辉煌的校史，他们的事迹值得被记录下来。官方校史的结果往往是以“上层史”为核心[2]，这也是大的环境决定的，它的形成因素很多。除了对普通人不够重视之外，不可忽视的另一点原因是编纂者对学生和教师缺乏了解。
第二点：存在雷同性。
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提及，大部分校史按照时间分成若干个时期。介绍每一个时期的基础建设、教学状况、制度变化等基本信息和重要事件。翻开众多的校史，最大的感受就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太过相似。划分了若干个时期的校史往往给人如下相似的感觉：学校建设初期大多是师生、领导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抗战时期大多是艰苦办学，展现学人本色;新中国刚成立后大多是百废俱兴、积极改革;文革时期大多是黑云压城下的逆境坚持;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是顺应时代、积极改革;21世纪以来大多是加强学科建设和对外交流。我们不能批评它们不正确，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但是如此相似的学校发展模式及介绍并不能展现学校的特色与活力，反而会让人审美疲劳。简言之，大部分校史介紹的模式太过统一了。历史应该是真实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拥有“美感”，虽然中国的大学处于同一背景，都顺应着历史的车轮前进，但正是没有被时代消磨的部分造就了大学特质。校史在记录史实时，要注重具体事例和典型事例的撰写。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学除了象牙塔之外，还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具有强大的舆论力量，不同大学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关注点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关注角度和回应不同。这种对社会事件的回应无疑可以展现大学不同的精神和气质。比如，面对可怕的“非典”，中国美术学院推出“彩笔丹青描绘白衣天使”活动，通过海报创作展现白衣天使的光辉形象，表达战胜“非典”的决心，中央和省市媒体用很大篇幅刊登海报作品，新华社以通稿方式刊发了丛喻玲同学创作的海报《微笑》，鼓舞了因“非典”而处于恐慌状态的人们。[3]中国美术学院将这一事件写进校史并记录下由此传承的海报创作活动，这些创作活动大多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如主题为“512汶川地震”、“建党90周年”、“G20杭州峰会”、“五水共治”。通过记录这一典型事件，一个善于用画笔对抗困难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高校形象跃然于校史之中，体现学校特色的同时还展现了具有责任感的大学精神。
第三点：避“重”就“轻”，全书赞美，缺乏反省。
校史应该记录的是学校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并不仅仅是学校的“丰功伟绩”，在对85个样本进行考察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校史全书都花了大量的笔墨赞美学校，而对于学校曾有过的失误或不足却只字不提。只记录傲人的成绩而不记录过失及对过失的反省，不能全面反映学校的发展，“存史、资治的功能则大大削弱”[4]。学校在记录校史时有时会舍去那些产生不太好影响的事件的记录，但是这些事件也是学校历史上的大事件，不可被忽视，比如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学生运动。武大前校长刘道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教育走不出困境，重要原因就在于教育被虚荣心所绑架。”当校史编纂时带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记录重大校史，包括那些走过的弯路和过失时，一个学校更能从以往的不足中获取经验，鉴往知来。
关键词：校史编写 现状 问题
2018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一流大学建设之路需要加强大学文化建设[1]。其中提及的办学传统和现实定位都是大学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校史则是两者的重要记录。大学校史的编写对于大学文化的建设与传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分析当前校史编写的现状，解决校史编写中出现的问题对“双一流”建设具有引导作用。
一.中国高校校史编写的现状
在“读秀”中文图书高级检索库中输入“大学校史”，2008至2018年出版的校史图书为192本，1997至2007出版的数量为113本，可见高校对校史编写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以2010年至2018年出版的85本大陆大学校史作为样本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从大学类别上看，85个样本涵盖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医科类、农林类、民族类、政法类、语言类、财经类、传媒类、体育类和语言类共12个种类的大学。其中综合类数量最多，共25所，占比29%;师范类其次，共22所，占比26%;理工科类共17所，占比20%。财经类、传媒类、语言类和体育类各只有1本校史出版，占比最少。从不同种类的大学所占的比例来看，综合类、师范类和理工科类大学更加注重校史的编写。85个样本中有39本校史是在校庆60、80或100周年撰写或完善出版的。
其中，985工程建设高校13所，211工程建设高校13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14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16所。所占比例大于双一流建设学校在全国所有学校中所占的比例。总体而言，985、211工程建设高校和双一流高校对于校史编撰的重视度高于普通高校。
从内容和布局上看，八本校史是用简明读本和画册的形式记录的，其他的校史是较为传统的校史模式。将学校的历史划分为几个时期，多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主要介绍历史沿革、院系划分、设备情况、师资力量、校园活动、发展规模、历任领导和杰出校友。在统计的85个样本中只有首都师范大学的校史没有按照学校的历史沿革和普通时期进行划分，而是按照不同的院系和专业进行介绍。
二.校史编写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校史的编写逐渐受到了重视，但在校史编写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上层史”倾向严重。
通过对以上85个样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校史中普通人以群体的方式被含混地提及，校长、书记、领导却以个人为单位被记录在书中。有的校史甚至将大量的领导名单或介绍放在附录中。几乎每所学校在创建初期都是艰难的，学校初期的发展和教师和学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少校史对于他们的贡献笼统地带过，而不列举个人典型事例，无疑把普通个人对学校的贡献弱化了。不可否认校长和众多的领导以及优秀的校友对学校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学生及教职工也是学校的主体，他们的贡献造就了辉煌的校史，他们的事迹值得被记录下来。官方校史的结果往往是以“上层史”为核心[2]，这也是大的环境决定的，它的形成因素很多。除了对普通人不够重视之外，不可忽视的另一点原因是编纂者对学生和教师缺乏了解。
第二点：存在雷同性。
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提及，大部分校史按照时间分成若干个时期。介绍每一个时期的基础建设、教学状况、制度变化等基本信息和重要事件。翻开众多的校史，最大的感受就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太过相似。划分了若干个时期的校史往往给人如下相似的感觉：学校建设初期大多是师生、领导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抗战时期大多是艰苦办学，展现学人本色;新中国刚成立后大多是百废俱兴、积极改革;文革时期大多是黑云压城下的逆境坚持;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是顺应时代、积极改革;21世纪以来大多是加强学科建设和对外交流。我们不能批评它们不正确，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但是如此相似的学校发展模式及介绍并不能展现学校的特色与活力，反而会让人审美疲劳。简言之，大部分校史介紹的模式太过统一了。历史应该是真实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拥有“美感”，虽然中国的大学处于同一背景，都顺应着历史的车轮前进，但正是没有被时代消磨的部分造就了大学特质。校史在记录史实时，要注重具体事例和典型事例的撰写。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学除了象牙塔之外，还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具有强大的舆论力量，不同大学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关注点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关注角度和回应不同。这种对社会事件的回应无疑可以展现大学不同的精神和气质。比如，面对可怕的“非典”，中国美术学院推出“彩笔丹青描绘白衣天使”活动，通过海报创作展现白衣天使的光辉形象，表达战胜“非典”的决心，中央和省市媒体用很大篇幅刊登海报作品，新华社以通稿方式刊发了丛喻玲同学创作的海报《微笑》，鼓舞了因“非典”而处于恐慌状态的人们。[3]中国美术学院将这一事件写进校史并记录下由此传承的海报创作活动，这些创作活动大多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如主题为“512汶川地震”、“建党90周年”、“G20杭州峰会”、“五水共治”。通过记录这一典型事件，一个善于用画笔对抗困难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高校形象跃然于校史之中，体现学校特色的同时还展现了具有责任感的大学精神。
第三点：避“重”就“轻”，全书赞美，缺乏反省。
校史应该记录的是学校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并不仅仅是学校的“丰功伟绩”，在对85个样本进行考察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校史全书都花了大量的笔墨赞美学校，而对于学校曾有过的失误或不足却只字不提。只记录傲人的成绩而不记录过失及对过失的反省，不能全面反映学校的发展，“存史、资治的功能则大大削弱”[4]。学校在记录校史时有时会舍去那些产生不太好影响的事件的记录，但是这些事件也是学校历史上的大事件，不可被忽视，比如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学生运动。武大前校长刘道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教育走不出困境，重要原因就在于教育被虚荣心所绑架。”当校史编纂时带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记录重大校史，包括那些走过的弯路和过失时，一个学校更能从以往的不足中获取经验，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