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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指出，清代秋审、朝审制度乃国家大典，处理每一年度全国斩、绞监候案件。秋审和朝审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案件的京城内外之区分。清代律例达到封建法律的顶峰，秋审、朝审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央司法权，更大的意义在于体现统治者慎刑、恤刑、仁政的思想。通常是在法律基础上原情定罪，大部分罪犯都能得到减刑或免刑的结果。
关键词 清代 秋审 朝审 原情定罪
基金项目：本文是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14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清朝秋审朝审制度的主要功能--原情定罪》结项成果。
作者简介：于飞虎，西南政法大学在读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法制史。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021-02
一、清代秋审朝审制度概述
秋审、朝审制度源于明朝，清承明制。清史稿载：顺治元年，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言：“旧制凡刑狱重犯，自大逆、大盗决不待时外，馀俱监候处决。在京有热审、朝审之例，每至霜降后方请旨处决。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审之例，未尝一丽死刑辄弃于市。望照例区别，以昭钦恤。” 所谓秋审即是将各省地方拟斩监候、绞监候重犯案件情况汇集成册，上报中央，由中央政府决定最终处理意见。根据各地距离京城远近，截止日期不同，“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以年前封印日，福建以正月三十日，奉天、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以月初十日，河南、山东、山西以三月初十日，直隶以三月三十日。然遇情重之案，虽后期有声明入秋审者。” 朝审则是限于京城地区的斩、绞监候重犯，由刑部负责。秋审、朝审分为两个部分，可以分别称之为实质部分、形式部分。
（一）实质部分
秋审、会审由刑部各司负责，“自岁首将各省截止期前题准之案，分类编册，发交司员看详。初看蓝笔句改，覆看用紫，轮递至秋审处坐办、律例馆提调，墨书粘签，一一详加斟酌，而后呈堂核阅。朝审本刑部问拟之案，刑部自定实缓。” 秋审是各省将案件拟好处理意见，汇集至中央，刑部各司负责详加审查，如刑部意见和地方意见不一致，另成一册。实质上的秋审从地方就已经开始了。州县将斩监候、绞监候罪犯解送之臬司，由其负责审录全省秋审案件。接下来督抚同藩司及各道进行前往臬司会审，最终确定向刑部上交题本。由于臬司是全省刑名总汇，地方秋审实际工作主要由其承担。刑部将全部案件区分为几种不同处理结果，即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 情实即罪行相当，下一步进行复奏、勾决等程序；缓决即暂缓执行，明年再做处理；可矜即情有可原，可以减等发落；留养承祀即虽罪常赦所不原，但罪犯家中有年老祖父母、父母需要赡养且罪犯无兄弟，那么罪犯可免死。具体而言，“秋审本上，入缓决者，得旨后，刑部将戏杀、误杀、擅杀之犯，奏减杖一百，流三千里，窃赃满贯、三犯窃赃至五十两以上之犯，奏减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馀仍旧监固，俟秋审三次后查办。间有初次入缓，后复改实者，权操自上，非常例也。入可矜者，或减流，或减徒。留养承祀者，将该犯枷号两月，责四十板释放。案系斗杀，追银二十两给死者家属养赡。情实则大别有三，服制、官犯、常犯是也。”
（二）形式部分
秋审、朝审大典于每年八月举行，但不限于具体某一天，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确定。第一天举行朝审，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参加。刑部负责将罪犯押解至现场，官吏朗诵罪犯所犯之罪以及处理意见。第二天举行秋审，程序相似。众多不同部门官员参与，形式上是为了体现国家重视，减少冤假错案，如规定若有不同意见，各部门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一致，持不同意见的官员可以上奏，甚至还可以追及原审责任。实际上极少有官员对秋审、朝审的结果提出异议，一方面他们并不都是专业司法部门人员，知识有限，如果贸然提出异议，可能招致祸端；另一方面，秋审、朝审都是由刑部负责，清代刑部权力在其他司法机关之上，即使提出意义，最后也由刑部处理。官员们对自身职责之外的复核刑事案件似乎并不感兴趣，所以在金水桥举行的秋审、朝审更像是一种仪式。
二、秋审朝审原情定罪分析
秋审、朝审制度的初衷是将各地方及中央地区重大死罪案件（斩、绞监候）再次审查，根据不同情况相应处理。各地案件上报时，既然已经确定是斩、绞监候，一般来说在适用律例方面无甚问题，中央再定处理意见，依据的主要是情理。从汉代董仲舒提倡“春秋决狱”，儒家思想对法律影响逐步加大，至唐代礼法合一，儒家思想与法律融为一体。清代法律是中国封建法律的集大成者，其法律也堪称礼法合一的典范。但是人之情伪无穷，还是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方面，秋审、朝审制度必须根据情理来妥善解决重大案件。秋审、朝审的主要目的是体现统治者矜恤、慎刑，以此来收买人心，维护统治，不过是作为一种统治手段罢了。皇帝可以根据需要来随时决定停止当年秋审或减刑。如“八月甲辰朔，减朝审、秋审缓决三次以上刑。”“五月癸丑朔，命刑部减秋审、朝审缓决一二次以上罪。”“十一月乙丑，谕秋审、朝审各犯缓决至三次者，分别减等。”“丁巳，以慈禧太后圣节，予在京旗官六十以上者恩赏，停本年秋审、朝审人犯句决。” 秋审、朝审通过其主要功能即原情定罪，来维护伦理道德。“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汉书·哀帝纪》写道：“春秋之义，原心论罪。”后来原情定罪与原心定罪同一了。
下面通过具体案件来探求其原情定罪的情况。
乾隆十四年九月内阁奉，广东南海县刘德蒲继妻杀前妻之子，致使刘德蒲绝嗣。按照大清律例，故杀子孙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继慈母杀者，加一等，致令绝嗣者，绞。本案经秋审，刑部拟定缓决，也就是不处死刑。乾隆皇帝不认同这一处理，他认为“情罪可恶”，继母亦母，名分攸关，如果刘德蒲继妻对前妻之子视如己出，断然不会“忿戾残刻，非理凌虐者，比比皆是。”虽然按照伦理道德来说，母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但如果设置相关法律而不执行，那么百姓便无所畏惧。该案中，继母杀子，母子恩情已绝，又致使其夫绝嗣，更是得罪夫家先祖，天理人情毫无可恕。乾隆决定以后如果子确实不孝，经官府查明有证据，即使是继母杀子，也不必加等致拟绞之罪；如果子无过错，母杀子，则按照律例治罪，不问名分。凡是“情罪可恶者”，定为情实，与故意杀人者一并正法。本案即为典型的原情定罪，法律规定继母杀子和致人绝嗣的处罚，却未考虑具体情况，没有对子孝顺与否作出区分。孝顺父母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伦理道德要求，刘德蒲之子并不不孝，而其继妻杀之，是有违情理的。刘德蒲之继妻被处死，符合情理。法律已经有具体规定，皇帝还要通过秋审来处理个案，体现了秋审原情定罪的主要功能。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内阁奉，福建省陈招弟与汤宋氏通奸，殴死本夫汤乃明毁尸灭迹案。九卿会审时将汤宋氏以不知情而定为缓决，后根据福建巡抚奏报详情，汤宋氏乃犯奸之妇，目睹其夫被奸夫毁尸灭迹，而且骗其夫兄汤乃明是因捡柴掉入河中淹死。本案中，虽不一定是汤宋氏起意杀夫，但其目睹奸夫毁尸灭迹并欺骗夫兄的行为说明其毫无夫妇之情，应当定为情实。本案中，并没有明确汤宋氏是否参与杀害本夫的犯罪事实，而是根据其后来的表现判定其罪，明显是原情定罪。
共殴刃物三伤直隶任邱县案。罪犯胡羊与无服亲族叔胡秉舜同住一村，并无仇嫌，两家田地相邻。同治五年五月，胡秉舜在地里劳作时因为牲口管理不善，无心毁坏了胡羊地里的庄稼。后来胡羊母亲刘氏知道后找胡秉舜理论，谁知胡秉舜拒不认错，反而将刘氏胳膊砍伤。刘氏告知胡羊，让他去告状，胡羊看到母亲为人所伤，一时气愤，不顾母亲刘氏阻拦，持腰刀前去为母亲要说法。胡羊已经出继的哥哥胡套得知此事，怕胡羊吃亏，便带着棍棒也来到胡秉舜门前叫骂。胡秉舜听到叫骂，将胡套头部砍伤。胡羊赶紧用刀背击打胡秉舜持刀的左臂，胡秉舜又用刀砍伤胡羊头部和脖颈。胡羊用刀将胡秉舜伤人之刀打落，并顺势砍伤他的右手大拇指，胡套此时也用棍击打胡秉舜背部。胡秉舜拼命用头撞向胡羊，情急之下胡羊用刀砍伤胡秉舜头部和右边太阳穴，胡秉舜九日后死亡。经查验，胡秉舜致命伤是由胡羊砍伤其头部，初步判决从犯胡套杖刑，主犯胡羊与胡秉舜是服外亲属，互殴死亡同凡人论处，以共殴致死下手致命伤重者拟判处绞监候，秋后处决。胡羊在受审时供述，其母守寡已经二十余年，其兄胡套出继伯父，家中仅有自己一男丁。地方将这些情况都如实记录，上報刑部。同治九年秋审，刑部认为胡羊在互殴中先受伤，情急之下才持刀砍伤胡秉舜，应当归入缓决，暂不执行。另外案件起因是胡秉舜先行毁坏胡羊田地庄稼，面对找来理论的刘氏竟然拔刀相向；在胡羊和其兄胡套再次找其理论时，胡秉舜又先砍人，实属蛮横凶悍。胡羊虽砍伤胡秉舜，也非故意，情急之下，激愤杀伤，情有可原。再者考虑到胡羊母亲寡居数年，家无次丁，如果处死胡羊，其母势必无人周到照料。综合以上因素，准许胡羊留养承嗣。 本案中，如果没有胡羊寡母独居，自己没有兄弟的话，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秋审才能减轻刑罚，甚至有可能在某一年秋审中被勾决处死。留养承嗣本身就是出于原情定罪的考虑，如果没有秋审、朝审制度，不知多少父母会因唯一儿子犯罪伏法而无人赡养。封建道德中，孝顺是最为重要的，面对国家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清朝统治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三 、结语
死刑的最后决断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有很大的弊端。沈家本对此，有一段精辟论证：“《书·立政》：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是圣如文王，于庶狱犹不敢亲自平决，而委任贤能。后之人主，不及文王，而辄欲躬自录囚，在汉、晋偶一行之，尚不失为勤政之一端。若隋文以此为常，是任已而不任人，实大违文王无敢自知之宗旨。况又性多猜忌，甚至殿陛杀人，安望省阅之不任意轻重乎？夫治狱乃专门之学，非人人之所能为。后世之人主，每有自圣之意，又喜怒无常，每定一狱，即成一例，畸轻畸重，遗害无穷，可不慎哉？虞舜施刑，必属皋，周公敬狱，必推苏公，圣人之所为，固非庸众之所能窥测矣。”
秋审、朝审制度将全国死刑复核权收归中央政府，便于中央掌控刑罚。统治者将刑罚看作一种统治工具，皇帝既可以因战事、自然灾害等而暂停本年秋审、朝审，也可以因皇帝生日、国家盛典而大幅减轻秋审、朝审罪犯的刑罚。基于这种观点，便不难理解秋审、朝审原情定罪的主要功能，唯有原情定罪才能最大限度地利于为皇帝随时便宜行事。秋审、朝审的原情定罪功能，最终以皇帝的意志为准。
注释：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27.
孙家红.视野放宽.对清代秋审和朝审结果的新考察.清史研究.2007（3）.33.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
刚毅辑、沈云龙主编.秋谳辑要.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2011.
关键词 清代 秋审 朝审 原情定罪
基金项目：本文是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14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清朝秋审朝审制度的主要功能--原情定罪》结项成果。
作者简介：于飞虎，西南政法大学在读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法制史。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021-02
一、清代秋审朝审制度概述
秋审、朝审制度源于明朝，清承明制。清史稿载：顺治元年，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言：“旧制凡刑狱重犯，自大逆、大盗决不待时外，馀俱监候处决。在京有热审、朝审之例，每至霜降后方请旨处决。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审之例，未尝一丽死刑辄弃于市。望照例区别，以昭钦恤。” 所谓秋审即是将各省地方拟斩监候、绞监候重犯案件情况汇集成册，上报中央，由中央政府决定最终处理意见。根据各地距离京城远近，截止日期不同，“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以年前封印日，福建以正月三十日，奉天、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以月初十日，河南、山东、山西以三月初十日，直隶以三月三十日。然遇情重之案，虽后期有声明入秋审者。” 朝审则是限于京城地区的斩、绞监候重犯，由刑部负责。秋审、朝审分为两个部分，可以分别称之为实质部分、形式部分。
（一）实质部分
秋审、会审由刑部各司负责，“自岁首将各省截止期前题准之案，分类编册，发交司员看详。初看蓝笔句改，覆看用紫，轮递至秋审处坐办、律例馆提调，墨书粘签，一一详加斟酌，而后呈堂核阅。朝审本刑部问拟之案，刑部自定实缓。” 秋审是各省将案件拟好处理意见，汇集至中央，刑部各司负责详加审查，如刑部意见和地方意见不一致，另成一册。实质上的秋审从地方就已经开始了。州县将斩监候、绞监候罪犯解送之臬司，由其负责审录全省秋审案件。接下来督抚同藩司及各道进行前往臬司会审，最终确定向刑部上交题本。由于臬司是全省刑名总汇，地方秋审实际工作主要由其承担。刑部将全部案件区分为几种不同处理结果，即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 情实即罪行相当，下一步进行复奏、勾决等程序；缓决即暂缓执行，明年再做处理；可矜即情有可原，可以减等发落；留养承祀即虽罪常赦所不原，但罪犯家中有年老祖父母、父母需要赡养且罪犯无兄弟，那么罪犯可免死。具体而言，“秋审本上，入缓决者，得旨后，刑部将戏杀、误杀、擅杀之犯，奏减杖一百，流三千里，窃赃满贯、三犯窃赃至五十两以上之犯，奏减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馀仍旧监固，俟秋审三次后查办。间有初次入缓，后复改实者，权操自上，非常例也。入可矜者，或减流，或减徒。留养承祀者，将该犯枷号两月，责四十板释放。案系斗杀，追银二十两给死者家属养赡。情实则大别有三，服制、官犯、常犯是也。”
（二）形式部分
秋审、朝审大典于每年八月举行，但不限于具体某一天，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确定。第一天举行朝审，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参加。刑部负责将罪犯押解至现场，官吏朗诵罪犯所犯之罪以及处理意见。第二天举行秋审，程序相似。众多不同部门官员参与，形式上是为了体现国家重视，减少冤假错案，如规定若有不同意见，各部门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一致，持不同意见的官员可以上奏，甚至还可以追及原审责任。实际上极少有官员对秋审、朝审的结果提出异议，一方面他们并不都是专业司法部门人员，知识有限，如果贸然提出异议，可能招致祸端；另一方面，秋审、朝审都是由刑部负责，清代刑部权力在其他司法机关之上，即使提出意义，最后也由刑部处理。官员们对自身职责之外的复核刑事案件似乎并不感兴趣，所以在金水桥举行的秋审、朝审更像是一种仪式。
二、秋审朝审原情定罪分析
秋审、朝审制度的初衷是将各地方及中央地区重大死罪案件（斩、绞监候）再次审查，根据不同情况相应处理。各地案件上报时，既然已经确定是斩、绞监候，一般来说在适用律例方面无甚问题，中央再定处理意见，依据的主要是情理。从汉代董仲舒提倡“春秋决狱”，儒家思想对法律影响逐步加大，至唐代礼法合一，儒家思想与法律融为一体。清代法律是中国封建法律的集大成者，其法律也堪称礼法合一的典范。但是人之情伪无穷，还是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方面，秋审、朝审制度必须根据情理来妥善解决重大案件。秋审、朝审的主要目的是体现统治者矜恤、慎刑，以此来收买人心，维护统治，不过是作为一种统治手段罢了。皇帝可以根据需要来随时决定停止当年秋审或减刑。如“八月甲辰朔，减朝审、秋审缓决三次以上刑。”“五月癸丑朔，命刑部减秋审、朝审缓决一二次以上罪。”“十一月乙丑，谕秋审、朝审各犯缓决至三次者，分别减等。”“丁巳，以慈禧太后圣节，予在京旗官六十以上者恩赏，停本年秋审、朝审人犯句决。” 秋审、朝审通过其主要功能即原情定罪，来维护伦理道德。“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汉书·哀帝纪》写道：“春秋之义，原心论罪。”后来原情定罪与原心定罪同一了。
下面通过具体案件来探求其原情定罪的情况。
乾隆十四年九月内阁奉，广东南海县刘德蒲继妻杀前妻之子，致使刘德蒲绝嗣。按照大清律例，故杀子孙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继慈母杀者，加一等，致令绝嗣者，绞。本案经秋审，刑部拟定缓决，也就是不处死刑。乾隆皇帝不认同这一处理，他认为“情罪可恶”，继母亦母，名分攸关，如果刘德蒲继妻对前妻之子视如己出，断然不会“忿戾残刻，非理凌虐者，比比皆是。”虽然按照伦理道德来说，母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但如果设置相关法律而不执行，那么百姓便无所畏惧。该案中，继母杀子，母子恩情已绝，又致使其夫绝嗣，更是得罪夫家先祖，天理人情毫无可恕。乾隆决定以后如果子确实不孝，经官府查明有证据，即使是继母杀子，也不必加等致拟绞之罪；如果子无过错，母杀子，则按照律例治罪，不问名分。凡是“情罪可恶者”，定为情实，与故意杀人者一并正法。本案即为典型的原情定罪，法律规定继母杀子和致人绝嗣的处罚，却未考虑具体情况，没有对子孝顺与否作出区分。孝顺父母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伦理道德要求，刘德蒲之子并不不孝，而其继妻杀之，是有违情理的。刘德蒲之继妻被处死，符合情理。法律已经有具体规定，皇帝还要通过秋审来处理个案，体现了秋审原情定罪的主要功能。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内阁奉，福建省陈招弟与汤宋氏通奸，殴死本夫汤乃明毁尸灭迹案。九卿会审时将汤宋氏以不知情而定为缓决，后根据福建巡抚奏报详情，汤宋氏乃犯奸之妇，目睹其夫被奸夫毁尸灭迹，而且骗其夫兄汤乃明是因捡柴掉入河中淹死。本案中，虽不一定是汤宋氏起意杀夫，但其目睹奸夫毁尸灭迹并欺骗夫兄的行为说明其毫无夫妇之情，应当定为情实。本案中，并没有明确汤宋氏是否参与杀害本夫的犯罪事实，而是根据其后来的表现判定其罪，明显是原情定罪。
共殴刃物三伤直隶任邱县案。罪犯胡羊与无服亲族叔胡秉舜同住一村，并无仇嫌，两家田地相邻。同治五年五月，胡秉舜在地里劳作时因为牲口管理不善，无心毁坏了胡羊地里的庄稼。后来胡羊母亲刘氏知道后找胡秉舜理论，谁知胡秉舜拒不认错，反而将刘氏胳膊砍伤。刘氏告知胡羊，让他去告状，胡羊看到母亲为人所伤，一时气愤，不顾母亲刘氏阻拦，持腰刀前去为母亲要说法。胡羊已经出继的哥哥胡套得知此事，怕胡羊吃亏，便带着棍棒也来到胡秉舜门前叫骂。胡秉舜听到叫骂，将胡套头部砍伤。胡羊赶紧用刀背击打胡秉舜持刀的左臂，胡秉舜又用刀砍伤胡羊头部和脖颈。胡羊用刀将胡秉舜伤人之刀打落，并顺势砍伤他的右手大拇指，胡套此时也用棍击打胡秉舜背部。胡秉舜拼命用头撞向胡羊，情急之下胡羊用刀砍伤胡秉舜头部和右边太阳穴，胡秉舜九日后死亡。经查验，胡秉舜致命伤是由胡羊砍伤其头部，初步判决从犯胡套杖刑，主犯胡羊与胡秉舜是服外亲属，互殴死亡同凡人论处，以共殴致死下手致命伤重者拟判处绞监候，秋后处决。胡羊在受审时供述，其母守寡已经二十余年，其兄胡套出继伯父，家中仅有自己一男丁。地方将这些情况都如实记录，上報刑部。同治九年秋审，刑部认为胡羊在互殴中先受伤，情急之下才持刀砍伤胡秉舜，应当归入缓决，暂不执行。另外案件起因是胡秉舜先行毁坏胡羊田地庄稼，面对找来理论的刘氏竟然拔刀相向；在胡羊和其兄胡套再次找其理论时，胡秉舜又先砍人，实属蛮横凶悍。胡羊虽砍伤胡秉舜，也非故意，情急之下，激愤杀伤，情有可原。再者考虑到胡羊母亲寡居数年，家无次丁，如果处死胡羊，其母势必无人周到照料。综合以上因素，准许胡羊留养承嗣。 本案中，如果没有胡羊寡母独居，自己没有兄弟的话，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秋审才能减轻刑罚，甚至有可能在某一年秋审中被勾决处死。留养承嗣本身就是出于原情定罪的考虑，如果没有秋审、朝审制度，不知多少父母会因唯一儿子犯罪伏法而无人赡养。封建道德中，孝顺是最为重要的，面对国家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清朝统治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三 、结语
死刑的最后决断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有很大的弊端。沈家本对此，有一段精辟论证：“《书·立政》：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是圣如文王，于庶狱犹不敢亲自平决，而委任贤能。后之人主，不及文王，而辄欲躬自录囚，在汉、晋偶一行之，尚不失为勤政之一端。若隋文以此为常，是任已而不任人，实大违文王无敢自知之宗旨。况又性多猜忌，甚至殿陛杀人，安望省阅之不任意轻重乎？夫治狱乃专门之学，非人人之所能为。后世之人主，每有自圣之意，又喜怒无常，每定一狱，即成一例，畸轻畸重，遗害无穷，可不慎哉？虞舜施刑，必属皋，周公敬狱，必推苏公，圣人之所为，固非庸众之所能窥测矣。”
秋审、朝审制度将全国死刑复核权收归中央政府，便于中央掌控刑罚。统治者将刑罚看作一种统治工具，皇帝既可以因战事、自然灾害等而暂停本年秋审、朝审，也可以因皇帝生日、国家盛典而大幅减轻秋审、朝审罪犯的刑罚。基于这种观点，便不难理解秋审、朝审原情定罪的主要功能，唯有原情定罪才能最大限度地利于为皇帝随时便宜行事。秋审、朝审的原情定罪功能，最终以皇帝的意志为准。
注释：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27.
孙家红.视野放宽.对清代秋审和朝审结果的新考察.清史研究.2007（3）.33.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
刚毅辑、沈云龙主编.秋谳辑要.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