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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公共生活的互动问题，在近年来似乎被讨论得越来越多。蛰居一隅、内部蓄力、纯粹精英主义式的发展模式似乎已经无法满足各方面的期待。这是历史链条上的自然因果，就如同果子因临近成熟而迟早要离开枝头扑向大地，或者说那日益膨胀的体量已不再是尖瘦的象牙塔所能够完全安放的了。如果化用一句对当下中国社会总体状况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说，当下中国诗歌（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现代汉语诗歌即新诗，古体诗词暂不包括在内）的内部（自身繁荣程度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外部（诗歌对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的参与介入）之间，存在着某种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当代诗歌所展开的语言探索、艺术探索和思想探索，已然抵及相当的深度，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然而公众对此的了解却相对浅薄，诗歌对公众生活的影响还相对微末，至少无法与诗歌自身的发展程度成正比。毫无疑问，这要求我们对当下诗歌的公共传播环节给予更多关注。然而，在这种关注以及关注后的对应努力过程中，我们又不难发现另外一重的“不平衡不充分”，那就是诗歌公共传播的“正面效果”与“侧面效果”甚至“反面效果”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们发现，真正的好诗（以及关乎诗的好的观点、好的声音），似乎不易收到特别好的传播效果，相反，常常是那些艺术品质一般的文本（例如带有较强鸡汤味道或者更近于歌词的“分行作品”），更容易收到公众的欢迎。甚至于，那些有关诗歌的负面新闻、负面例证，或者二三流诗人间自我吹嘘、撒泼对骂的所谓“诗战”，常常形成一些传播意义上的“小爆款”。这是颇令人苦恼的事情。
有关诗歌传播状况的正反两面，我自己都有过亲身的体验。一次是2016年的上海书展，我随一干诗人参加诗歌对谈朗诵活动。承办方中有某时尚品牌旗下的独立工作室，在公共宣传方面颇有经验，活动前在微信和网络上进行了充分的造势，及至现场，亦设置了多平台视频直播甚至无人机拍摄环节。那天活动现场的门口排起了200人的长队，因为旁边不远处有爱马仕奢侈品店，许多路人甚至前来询问，是不是爱马仕在搞打折活动。我们原本便准备得认真，观众热情高昂，谈起诗歌来自然更有激情。另一次则是某次诗歌节接受采访，采访我的女孩儿形象气质都好，但问出的问题却让我哭笑不得：她对中国当下诗歌的理解，基本集中于当年被媒体炒作过的某些特殊事件、特殊写作风格和特殊作品。我有些尴尬，只好一遍遍地解释，那些只是个案，不能代表中国诗歌整体现状。然而她比我还要尴尬，因为除此之外，她好像对诗歌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难以把采访继续下去。
两次经历，一反一正，或许也正是新媒体时代诗歌传播的隐喻：在构成极其复杂的“公众”面前，有价值的诗歌声音能够被响亮地放大，但反之亦然。首先，毫无疑问的事情是，新媒体对当下诗歌写作传播的强力“加成作用”，是诗歌写作在往日历史中不曾体验过的。新媒体平台有效地提升了诗歌信息传递的效率，新的佳作和新的诗学观点能够及时引起关注，诗人、诗作和诗歌事件“被发现”甚至“形成焦点”在技术上变得越来越容易。信息传递的效率改善，进而显著提高了诗歌活动的参与度——这里的“参与”，既关涉传统精英话语圈内的参与（诗人间的阅读及讨论），也涉及广大读者的参与（即诗歌公共性及古老的“普及”话题）。对诗歌自身而言，新的外在要求也会推动内部的新陈代谢和自我调整，例如对“在场”的要求：“介入”“关怀”“对话”一类的关键词被反复提出，纯粹炫技式的诗歌（我称之为“无意义的好诗”）势必走向消亡或退回到其本来应在的位置（诗歌的技术练习）。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新媒体语境之于诗歌，在“混淆”乃至“遮蔽”等公共传播“副作用”方面，效应同样明显。例如，鱼龙混杂以及大量垃圾信息的骚扰构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出现了某种诗歌阅读及传播的“速度决定论”或“体量决定论”。嗓门音量和转发频率（而非艺术水准）成为更核心的竞争力元素，“有高原无高峰”变成冰川时代，即使有高峰，也有被信息洪流淹没的风险。再如，自媒体与生俱来的“分众化”悖论导致了另一向度上的自我封闭风险：从论坛、博客到微信群朋友圈，越来越强烈的主体筛选色彩，很容易导致越来越板结的审美趣味分层（雷同人群相互之间的反复自我确证），以致出现大面积的“一叶障目”病情。这种趣味的板结如果沿着诗歌话语权力体系的叶脉垂直向上渗透，最终就会演变为某种权力话语甚至权力行为;当下诗歌场域的许多乱象说到底都与“内部分封”“亲疏远近”的思维方式有关，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借用费孝通形容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说法来加以解释。
传播层面的“混淆”“遮蔽”，进而导致了诗歌价值建构层面的“混淆”与“遮蔽”。以往的重大诗歌事件，核心往往在于“抢话筒”：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的声音无法输出，因此必须抢夺话筒。现在则出现了另一套逻辑：你们不给我们话筒，不要紧，我们去另一块场地说话，你们自己玩好。问题在于，另辟场地，是真的创造出新天新地，还是纯粹的“自嗨”乃至“自立为王”？我们已经看到，在今天的新媒体诗歌话语场上，“著名”“伟大”“最重要”等骇人前缀漫天飞舞，各形各色的“主义”“流派”俯仰皆是，个别诗人甚至极其轻率地制造出某种诗歌史层面的概念和阶段划分，只为将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开山鼻祖”“立国之君”。当公众对诗歌的关注，不断被这类哗众取宠、私心泛滥的“作秀”行为吸引了眼球，最终便难免造成读者对诗歌产生深刻误解，并严重损害当代诗歌的形象与公信力——“自我加冕”的结果多半是消解了冠冕，“肆意造神”所造出的往往是怪力亂神甚至牛鬼蛇神，此理自古皆然。
于是归根到底，我们还是来到了“现代诗歌的评价体系和判断标准”这一经典的命题面前。这当然是一个老话题，只是它多年以来被反复呼吁却始终悬而未决，如今又在新媒体的传播语境中得到了空前的放大。“何为好诗”之问，在诗歌界内部尚未（某种意义上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共识;与此同时，单就已然达成共识的部分，如何面向公众阐释清晰、由内部共识而形成更广阔意义上的外部共识，同样构成问题。甚至在早期新诗写作评论界的内部，类似的困惑疑难就已经显现出来。此处试举一例。沈尹默的《月夜》一首，可谓是新诗历史上资历最老的名作之一，其全文如下：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有关这首诗，愚庵（康白情）评“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但朱自清却对此表示“吟味不出”，并做了具体分析：“第三行也许说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说的是遗世独立之概，未免不充分——况且只有四行诗，要表现两个主要意思也难。”今天看来，康白情的评价固然虚无缥缈而近乎举手投降，但其感觉判断却是符合现代诗歌审美的。尤其被朱自清所认为是“不明白”的第四行，恰恰是极具现代感的写法：它直陈了一种客观、真实、具体而又不唯一不可解的身体状态（这样的状态像一把钥匙那样打开了巨大的情感想象空间、产生了强劲又充满不确定性的阐释张力），并且微妙而有效地调整了整首诗歌的节奏。问题的暧昧之处则在于，朱自清的思维方式、判断依托，却又似乎在相当的程度上显示出公共视野的代表性。现代艺术往往追求一种众声喧哗而没有结论的状态、一种向四面八方弥散而不知所终的意味，强调意在言外、以不可言说的方式言说不可言说之物，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讲的，是一种“沉默的美学”。但这并不符合公众的审美习惯——更准确地说，这里存在着诗歌语言同公共语言间的天然隔阂。尤其在今天，新媒体传播追求的是阅读效率、抵达效率，读者不喜欢曲线救国、层层延宕，而是要一针见血、意指清晰。
由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在新媒体语境中传播效果较好的诗歌作品，常常显示出一种恰到好处（亦可称之为充满妥协）的思维跨度。几年前“草根诗歌”引起阅读热潮，我在一次研讨会上就专门分析过“草根诗人”小西一首“淋浴”主题的诗作。该诗建立了如下比喻链条作为诗意的核心生发机制：淋浴打在背上的水花——落花——女人凋零的年华。这在我们看来无疑太过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新意。但它在多数读者心中能够迅速建立一个意象逻辑链，像串联电路一样瞬间点亮。这一点正是“微信诗歌热”引起争议的地方，类似的争议还可上溯至更多年前汪国真、席慕蓉的走红。我身边很多专业的诗歌作者对此颇不满意，他们经常大骂“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这类普及性诗歌公号热衷于推送“鸡汤诗”、矮化了诗歌的公共形象。那么，专业写作者认可的好诗是什么样子呢？特朗斯特罗姆有一句诗，写教堂门前的圣像：“木制的圣人站着/微笑，无助/好像有人摘掉了他的眼镜”。这一比喻可谓十分精妙、意味深沉，无疑是业界认可的“好诗”了。然而一般读者品读不出此中意味：古代的圣人怎么会戴眼镜？“摘掉眼镜”想表达怎样的中心思想呢？总不能是号召大家多做眼保健操保护视力吧！这种隔阂当然是无奈的，可是不要忘记一点，今天专业的詩歌研究者和写作者，也都是在经过了一系列专业的诗歌训练之后才能读出此中意味，而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机会接受这样专业的训练，他们的思维惯性从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中一路走来，说到“红领巾”就一定想到“烈士的鲜血”，说“金秋九月”后面一定会接“丹桂飘香”、然后是“本校秋季运动会胜利召开”。“水花——落花——年华”式的比喻，其实是在“丹桂飘香”与特朗斯特罗姆之间寻找到了一个相对较大的公约数。我们对此有理由不满，却没办法苛责。
在此意义上，诗歌公共传播的效果改善，其实是一项涉及面甚广的系统工程。它既对诗歌创作本身提出了基本性的要求（好诗的不断涌现是前提条件），同时对诗歌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期待（内部循环消化、理论自我空转的“黑话式评论”显然无益于诗歌话语的有效传播），此外还有赖于全社会诗歌氛围、诗歌土壤的持续改善（“诗歌教育”近年来已经成为热门话题，本文不再单独展开）。我们对此的讨论、思索和努力，亦绝不能到一时一地一话题便止息。
有关诗歌传播状况的正反两面，我自己都有过亲身的体验。一次是2016年的上海书展，我随一干诗人参加诗歌对谈朗诵活动。承办方中有某时尚品牌旗下的独立工作室，在公共宣传方面颇有经验，活动前在微信和网络上进行了充分的造势，及至现场，亦设置了多平台视频直播甚至无人机拍摄环节。那天活动现场的门口排起了200人的长队，因为旁边不远处有爱马仕奢侈品店，许多路人甚至前来询问，是不是爱马仕在搞打折活动。我们原本便准备得认真，观众热情高昂，谈起诗歌来自然更有激情。另一次则是某次诗歌节接受采访，采访我的女孩儿形象气质都好，但问出的问题却让我哭笑不得：她对中国当下诗歌的理解，基本集中于当年被媒体炒作过的某些特殊事件、特殊写作风格和特殊作品。我有些尴尬，只好一遍遍地解释，那些只是个案，不能代表中国诗歌整体现状。然而她比我还要尴尬，因为除此之外，她好像对诗歌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难以把采访继续下去。
两次经历，一反一正，或许也正是新媒体时代诗歌传播的隐喻：在构成极其复杂的“公众”面前，有价值的诗歌声音能够被响亮地放大，但反之亦然。首先，毫无疑问的事情是，新媒体对当下诗歌写作传播的强力“加成作用”，是诗歌写作在往日历史中不曾体验过的。新媒体平台有效地提升了诗歌信息传递的效率，新的佳作和新的诗学观点能够及时引起关注，诗人、诗作和诗歌事件“被发现”甚至“形成焦点”在技术上变得越来越容易。信息传递的效率改善，进而显著提高了诗歌活动的参与度——这里的“参与”，既关涉传统精英话语圈内的参与（诗人间的阅读及讨论），也涉及广大读者的参与（即诗歌公共性及古老的“普及”话题）。对诗歌自身而言，新的外在要求也会推动内部的新陈代谢和自我调整，例如对“在场”的要求：“介入”“关怀”“对话”一类的关键词被反复提出，纯粹炫技式的诗歌（我称之为“无意义的好诗”）势必走向消亡或退回到其本来应在的位置（诗歌的技术练习）。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新媒体语境之于诗歌，在“混淆”乃至“遮蔽”等公共传播“副作用”方面，效应同样明显。例如，鱼龙混杂以及大量垃圾信息的骚扰构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出现了某种诗歌阅读及传播的“速度决定论”或“体量决定论”。嗓门音量和转发频率（而非艺术水准）成为更核心的竞争力元素，“有高原无高峰”变成冰川时代，即使有高峰，也有被信息洪流淹没的风险。再如，自媒体与生俱来的“分众化”悖论导致了另一向度上的自我封闭风险：从论坛、博客到微信群朋友圈，越来越强烈的主体筛选色彩，很容易导致越来越板结的审美趣味分层（雷同人群相互之间的反复自我确证），以致出现大面积的“一叶障目”病情。这种趣味的板结如果沿着诗歌话语权力体系的叶脉垂直向上渗透，最终就会演变为某种权力话语甚至权力行为;当下诗歌场域的许多乱象说到底都与“内部分封”“亲疏远近”的思维方式有关，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借用费孝通形容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说法来加以解释。
传播层面的“混淆”“遮蔽”，进而导致了诗歌价值建构层面的“混淆”与“遮蔽”。以往的重大诗歌事件，核心往往在于“抢话筒”：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的声音无法输出，因此必须抢夺话筒。现在则出现了另一套逻辑：你们不给我们话筒，不要紧，我们去另一块场地说话，你们自己玩好。问题在于，另辟场地，是真的创造出新天新地，还是纯粹的“自嗨”乃至“自立为王”？我们已经看到，在今天的新媒体诗歌话语场上，“著名”“伟大”“最重要”等骇人前缀漫天飞舞，各形各色的“主义”“流派”俯仰皆是，个别诗人甚至极其轻率地制造出某种诗歌史层面的概念和阶段划分，只为将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开山鼻祖”“立国之君”。当公众对诗歌的关注，不断被这类哗众取宠、私心泛滥的“作秀”行为吸引了眼球，最终便难免造成读者对诗歌产生深刻误解，并严重损害当代诗歌的形象与公信力——“自我加冕”的结果多半是消解了冠冕，“肆意造神”所造出的往往是怪力亂神甚至牛鬼蛇神，此理自古皆然。
于是归根到底，我们还是来到了“现代诗歌的评价体系和判断标准”这一经典的命题面前。这当然是一个老话题，只是它多年以来被反复呼吁却始终悬而未决，如今又在新媒体的传播语境中得到了空前的放大。“何为好诗”之问，在诗歌界内部尚未（某种意义上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共识;与此同时，单就已然达成共识的部分，如何面向公众阐释清晰、由内部共识而形成更广阔意义上的外部共识，同样构成问题。甚至在早期新诗写作评论界的内部，类似的困惑疑难就已经显现出来。此处试举一例。沈尹默的《月夜》一首，可谓是新诗历史上资历最老的名作之一，其全文如下：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有关这首诗，愚庵（康白情）评“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但朱自清却对此表示“吟味不出”，并做了具体分析：“第三行也许说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说的是遗世独立之概，未免不充分——况且只有四行诗，要表现两个主要意思也难。”今天看来，康白情的评价固然虚无缥缈而近乎举手投降，但其感觉判断却是符合现代诗歌审美的。尤其被朱自清所认为是“不明白”的第四行，恰恰是极具现代感的写法：它直陈了一种客观、真实、具体而又不唯一不可解的身体状态（这样的状态像一把钥匙那样打开了巨大的情感想象空间、产生了强劲又充满不确定性的阐释张力），并且微妙而有效地调整了整首诗歌的节奏。问题的暧昧之处则在于，朱自清的思维方式、判断依托，却又似乎在相当的程度上显示出公共视野的代表性。现代艺术往往追求一种众声喧哗而没有结论的状态、一种向四面八方弥散而不知所终的意味，强调意在言外、以不可言说的方式言说不可言说之物，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讲的，是一种“沉默的美学”。但这并不符合公众的审美习惯——更准确地说，这里存在着诗歌语言同公共语言间的天然隔阂。尤其在今天，新媒体传播追求的是阅读效率、抵达效率，读者不喜欢曲线救国、层层延宕，而是要一针见血、意指清晰。
由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在新媒体语境中传播效果较好的诗歌作品，常常显示出一种恰到好处（亦可称之为充满妥协）的思维跨度。几年前“草根诗歌”引起阅读热潮，我在一次研讨会上就专门分析过“草根诗人”小西一首“淋浴”主题的诗作。该诗建立了如下比喻链条作为诗意的核心生发机制：淋浴打在背上的水花——落花——女人凋零的年华。这在我们看来无疑太过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新意。但它在多数读者心中能够迅速建立一个意象逻辑链，像串联电路一样瞬间点亮。这一点正是“微信诗歌热”引起争议的地方，类似的争议还可上溯至更多年前汪国真、席慕蓉的走红。我身边很多专业的诗歌作者对此颇不满意，他们经常大骂“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这类普及性诗歌公号热衷于推送“鸡汤诗”、矮化了诗歌的公共形象。那么，专业写作者认可的好诗是什么样子呢？特朗斯特罗姆有一句诗，写教堂门前的圣像：“木制的圣人站着/微笑，无助/好像有人摘掉了他的眼镜”。这一比喻可谓十分精妙、意味深沉，无疑是业界认可的“好诗”了。然而一般读者品读不出此中意味：古代的圣人怎么会戴眼镜？“摘掉眼镜”想表达怎样的中心思想呢？总不能是号召大家多做眼保健操保护视力吧！这种隔阂当然是无奈的，可是不要忘记一点，今天专业的詩歌研究者和写作者，也都是在经过了一系列专业的诗歌训练之后才能读出此中意味，而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机会接受这样专业的训练，他们的思维惯性从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中一路走来，说到“红领巾”就一定想到“烈士的鲜血”，说“金秋九月”后面一定会接“丹桂飘香”、然后是“本校秋季运动会胜利召开”。“水花——落花——年华”式的比喻，其实是在“丹桂飘香”与特朗斯特罗姆之间寻找到了一个相对较大的公约数。我们对此有理由不满，却没办法苛责。
在此意义上，诗歌公共传播的效果改善，其实是一项涉及面甚广的系统工程。它既对诗歌创作本身提出了基本性的要求（好诗的不断涌现是前提条件），同时对诗歌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期待（内部循环消化、理论自我空转的“黑话式评论”显然无益于诗歌话语的有效传播），此外还有赖于全社会诗歌氛围、诗歌土壤的持续改善（“诗歌教育”近年来已经成为热门话题，本文不再单独展开）。我们对此的讨论、思索和努力，亦绝不能到一时一地一话题便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