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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作文命题，能刺激学生的写作欲望，调动其生活积累，有助于其对生活进行重新思考，也有利于开拓想象力。
看了严华银老师的文章《思想：文章生命高度的标杆》和陈鉴霖老师的文章《“12岁”与“往事”》，心中极有感触。严老师在文章中指出，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和高考采用话题作文以来，中学作文教学逐渐暴露出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文体泛化，语言模式化，感情简单化，思想空洞化。仅仅追求文化大散文的形式，学得旁征博引和博喻的皮毛，文章本身无什么“文”化，缺乏厚重的思想和情感。陈老师的文章则谈到作文的泛道德化倾向，希望把作文还给孩子，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心性去写作：儿童写作重在童心、童趣，少年写作重在自觉表露心性，青年写作重在担当公民责任。对两位老师的看法，我深有感触。
有人把作文教学的现状归结到应试教育的头上，认为正是狂热地追求应试成绩和揣摩批卷老师的审美导向才导致了作文教学现状的不如人意，因此要真正推行素质教育。在我看来，只要对教育质量有检测的需要，就离不了考试，素质教育的成果同样也需要考试的检测，而只要有考试，就离不了应试。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试的内容是什么？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就作文而言，作文考试的内容和导向直接引导着作文教学的方向和学生作文的审美取向。我们的作文教学需要改变，那么作文教学改变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我以为，应该从作文命题开始。
谢泳先生的《杂书过眼录》中有三篇文章专门介绍了旧时代的国文教学，读来很受启发。《读三十年代太原各中学国文试题》，谢泳列举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太原各中学的国文试题，现转录如下：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论中国之前途，试言投考师范之意见，农民痛苦究当如何解决，怎样才算个好公民，我理想中的新中国，女子对家庭应负之责任……《看前辈教中学生作文》，谢泳谈到了有名的词学家胡云翼的教学观。胡认为国文的学习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培养看书的能力；第二是能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作通顺的文章。胡以为好文章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实，说自己想说的话。自己本来无话可说，若强以为文，必然是无病呻吟。《小学生日记的民国农村》则记录了旧时代小学生的两篇如实反映农村现实的日记，现摘录一段：光阴如流水一般的过去，不觉到了年关了，张三正在院子里发愁。忽然外面叫道：“张三在家吗？”张三开门一看，原来是讨债的地主来了。地主说：“现在你预备好了没有？”张三道：“唉！我哪能预备得出呢！明日再给你送去罢！”地主道：“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到底什么时候还呢？”说着用手杖把张三打了一顿。临走时说道：“我们要账的遇着这样的债户真倒霉！衙门里见！”哎！第二天，张三坐了牢了，因为他犯了抗债不还的罪名。
从上面的事例来看，对于作文命题，学生们都能看得懂，也有话可说。作文考查的是学生对自身、对社会、对国家的认识，注重的是用写作促进学生对自我责任的思索，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但是这些作文命题并不空泛，都和学生的实际紧密联系，学生有话可说。对这些命题，学生不会仅靠优美的辞藻和华美的句式脱颖而出，它需要学生平时进行阅读和思考积累，这些命题注重引导学生写真话。正是有这样的作文考试导向，才有了胡云翼的以“说真话为第一要务“的作文教学观；也正是有了考试的导向和教师的指引，旧时代的小学生才会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农村现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弱者的深切同情。
作文考查的是一个人的阅读和思维，作文命题必须要为那些真正有好文笔、喜阅读、有思想的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更要让大多数学生有话可说、有感而发。而我们现在的作文命题从审题就开始设置障碍，不少作文命题都类似“春来草自青”“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见山是山，就水是水”这样的禅语，很多学生连题目都弄不清楚，更不用提什么有话可说、有感可发了。这样的命题充满了诡辩的意味，给了部分学生玩弄文笔、堆砌事例的机会。另一部分作文命题则透露着明显的道德倾向。比如苦难是一种财富，绝大部分学生就写到苦难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只要我们努力战胜苦难，那么它就是人生的财富，全然不敢提苦难对于人的摧残远远超过对于人的激励作用。又如失败是成功之母，学生只能写从失败中汲取经验、获得勇气，根本没有想到失败对于个体实际生活的冲击，把问题简单化、模式化了，无法考查学生的思维和见解，无法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不久前，对比香港和内地的高考命题，著名时评家慕毅飞感叹道：我们内地的作文命题无一关系到国计民生，而香港的诸如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对策的命题却是内地学生很难写出来的。虽然作文命题不一定要指向国计民生、政治经济等宏大的问题，但作为公平的旁观者，毫无疑问，慕毅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在作文命题上的局限和作文教学尴尬的现状。
作文考试命题对于教师的作文教学和学生作文的审美取向起着导向性的作用，要改变现在作文教学和学生写作的尴尬现状，就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命题思维和命题方式，真正让作文命题贴近学生的实际，让他们能说真话，能抒真情。用作文命题和作文内容引导学生读书思考，引发他们对于自身责任的思考，对于他人命运的关心，对于国家前途的关注，真正树立学生的公民意识。
看了严华银老师的文章《思想：文章生命高度的标杆》和陈鉴霖老师的文章《“12岁”与“往事”》，心中极有感触。严老师在文章中指出，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和高考采用话题作文以来，中学作文教学逐渐暴露出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文体泛化，语言模式化，感情简单化，思想空洞化。仅仅追求文化大散文的形式，学得旁征博引和博喻的皮毛，文章本身无什么“文”化，缺乏厚重的思想和情感。陈老师的文章则谈到作文的泛道德化倾向，希望把作文还给孩子，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心性去写作：儿童写作重在童心、童趣，少年写作重在自觉表露心性，青年写作重在担当公民责任。对两位老师的看法，我深有感触。
有人把作文教学的现状归结到应试教育的头上，认为正是狂热地追求应试成绩和揣摩批卷老师的审美导向才导致了作文教学现状的不如人意，因此要真正推行素质教育。在我看来，只要对教育质量有检测的需要，就离不了考试，素质教育的成果同样也需要考试的检测，而只要有考试，就离不了应试。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试的内容是什么？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就作文而言，作文考试的内容和导向直接引导着作文教学的方向和学生作文的审美取向。我们的作文教学需要改变，那么作文教学改变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我以为，应该从作文命题开始。
谢泳先生的《杂书过眼录》中有三篇文章专门介绍了旧时代的国文教学，读来很受启发。《读三十年代太原各中学国文试题》，谢泳列举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太原各中学的国文试题，现转录如下：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论中国之前途，试言投考师范之意见，农民痛苦究当如何解决，怎样才算个好公民，我理想中的新中国，女子对家庭应负之责任……《看前辈教中学生作文》，谢泳谈到了有名的词学家胡云翼的教学观。胡认为国文的学习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培养看书的能力；第二是能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作通顺的文章。胡以为好文章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实，说自己想说的话。自己本来无话可说，若强以为文，必然是无病呻吟。《小学生日记的民国农村》则记录了旧时代小学生的两篇如实反映农村现实的日记，现摘录一段：光阴如流水一般的过去，不觉到了年关了，张三正在院子里发愁。忽然外面叫道：“张三在家吗？”张三开门一看，原来是讨债的地主来了。地主说：“现在你预备好了没有？”张三道：“唉！我哪能预备得出呢！明日再给你送去罢！”地主道：“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到底什么时候还呢？”说着用手杖把张三打了一顿。临走时说道：“我们要账的遇着这样的债户真倒霉！衙门里见！”哎！第二天，张三坐了牢了，因为他犯了抗债不还的罪名。
从上面的事例来看，对于作文命题，学生们都能看得懂，也有话可说。作文考查的是学生对自身、对社会、对国家的认识，注重的是用写作促进学生对自我责任的思索，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但是这些作文命题并不空泛，都和学生的实际紧密联系，学生有话可说。对这些命题，学生不会仅靠优美的辞藻和华美的句式脱颖而出，它需要学生平时进行阅读和思考积累，这些命题注重引导学生写真话。正是有这样的作文考试导向，才有了胡云翼的以“说真话为第一要务“的作文教学观；也正是有了考试的导向和教师的指引，旧时代的小学生才会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农村现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弱者的深切同情。
作文考查的是一个人的阅读和思维，作文命题必须要为那些真正有好文笔、喜阅读、有思想的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更要让大多数学生有话可说、有感而发。而我们现在的作文命题从审题就开始设置障碍，不少作文命题都类似“春来草自青”“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见山是山，就水是水”这样的禅语，很多学生连题目都弄不清楚，更不用提什么有话可说、有感可发了。这样的命题充满了诡辩的意味，给了部分学生玩弄文笔、堆砌事例的机会。另一部分作文命题则透露着明显的道德倾向。比如苦难是一种财富，绝大部分学生就写到苦难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只要我们努力战胜苦难，那么它就是人生的财富，全然不敢提苦难对于人的摧残远远超过对于人的激励作用。又如失败是成功之母，学生只能写从失败中汲取经验、获得勇气，根本没有想到失败对于个体实际生活的冲击，把问题简单化、模式化了，无法考查学生的思维和见解，无法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不久前，对比香港和内地的高考命题，著名时评家慕毅飞感叹道：我们内地的作文命题无一关系到国计民生，而香港的诸如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对策的命题却是内地学生很难写出来的。虽然作文命题不一定要指向国计民生、政治经济等宏大的问题，但作为公平的旁观者，毫无疑问，慕毅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在作文命题上的局限和作文教学尴尬的现状。
作文考试命题对于教师的作文教学和学生作文的审美取向起着导向性的作用，要改变现在作文教学和学生写作的尴尬现状，就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命题思维和命题方式，真正让作文命题贴近学生的实际，让他们能说真话，能抒真情。用作文命题和作文内容引导学生读书思考，引发他们对于自身责任的思考，对于他人命运的关心，对于国家前途的关注，真正树立学生的公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