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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先生在《我的监狱人生》中披露，他一生坐过四次牢，最后一次是因胡风案。在这次被关押中，曾与民国旧文人邵洵美同狱，邵较年长，且有哮喘，担心出不了狱，遂向贾先生有托：“总有一天，你会出去的。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一九三三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他不吃荤，所以在（上海）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用了四十六块银元，是我自己出的钱，可是当时大小报纸的报道都没有我的名字，我一直耿耿于怀，你要为我声明。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雇人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这点也拜托你说明为好。”
这段话活画出一个旧式文人的心态与“矫情”。当然，事过几十年后，我们谈论此事，早已有了足够的超脱，并不感到多少沉重，但也正是这“矫情”，使我对他多了几分敬意。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如邵先生那样也未尝不可。在鲁迅、贾植芳二位先生那里，他们的超拔、狷介、铁骨铮铮，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良知，而在邵洵美那里，这所谓的“矫情”里也透露了内在的执著，无损于社会也无损于他人。所以我以为尽可以让人“矫”一下这情，即便是无益的——其实许多东西的有益还是无益，实在不是短时间能看出端倪；一如生物的多样性，许多年后，我们才认识到许多动植物，原本是不该从我们手中灭种绝迹的。
这段话活画出一个旧式文人的心态与“矫情”。当然，事过几十年后，我们谈论此事，早已有了足够的超脱，并不感到多少沉重，但也正是这“矫情”，使我对他多了几分敬意。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如邵先生那样也未尝不可。在鲁迅、贾植芳二位先生那里，他们的超拔、狷介、铁骨铮铮，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良知，而在邵洵美那里，这所谓的“矫情”里也透露了内在的执著，无损于社会也无损于他人。所以我以为尽可以让人“矫”一下这情，即便是无益的——其实许多东西的有益还是无益，实在不是短时间能看出端倪；一如生物的多样性，许多年后，我们才认识到许多动植物，原本是不该从我们手中灭种绝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