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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1924年的中共山西地方组织，已经走过了80年的奋斗历程。80年来，山西党组织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从弱小到壮大，由幼稚到成熟，团结和带领山西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一
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了推动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高君字根据李大钊的指示，于5月回太原建立了中共太原支部，这是山西最早的党组织。党员有：李毓棠(李叔荫)、张叔平(张秉铨)、傅懋恭(彭真)、侯士敏(侯捷庵)、潘恩溥(潘泽卿)、张堉麟(张养田)、纪廷梓等。山西党组织一成立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领导山西人民先后开展了反对山西当局为扩军备战而强征房税的斗争、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等工农革命运动。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山西党组织得到了锻炼和发展，1925年12月，成立了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锄人。1927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成立，书记颜昌杰。此时，全省党员发展到1000余人，党的组织遍及30余县，并且建立了太原、榆次、汾阳、晋城、临汾5个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7年7月，大革命遭到失败。此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山西党组织始终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之下，省级领导机构多次遭到大破坏，领导成员王瀛、邓国栋、周玉麟、汪铭、刘天章、阴凯卿、王伯唐等先后壮烈牺牲。期间，省级领导机构曾数次改组，先后担任负责人的有：王世益、王鸿钧、王世隆、汪铭、冯彦俊、习静波、王青士、刘天章、阴凯卿、栗志周、维公、黄彝、王伯唐、李宝森、张友清。在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山西党组织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始终高举革命的红旗，领导山西人民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广大农村成立农民协会，斗争地主豪绅，开展抗捐抗税。同时，领导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和红24军，虽然，这两支革命武装在反动军队的镇压下先后失败，但为党组织继续领导创建革命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掀起了一二·一八抗日反蒋学潮，由此拉开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此后，各种抗日团体和党的外围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又进一步唤起了山西人民的抗日觉悟，在山西的50多个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此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大力争取下，阎锡山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联蒋反共转向联共抗日。在此形势下，薄一波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到山西，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在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和以张友清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秘密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山西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和建立起来，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抗日局面的打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山西为战略支点，领导创建了以山西为中心的晋察冀、太行、太岳和晋绥抗日根据地。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成立了各个区党委组织。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各根据地党组织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胜利地打开了山西抗战的局面，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把山西建成北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支点的部署，支撑了华北地区以至全国的敌后抗战。同时，各根据地党组织用极大的力量领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工作，开展了减租减息、大生产和整党整风运动，积累了政权建设、武装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多方面的成功经验，创造了敌后武工队、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联防战等多种多样的对敌斗争形式，开创了人民战争的宏伟局面。 兵民是胜利之本。八年抗战中，山西人民全民皆兵，全民参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省有数十万青壮年参军入伍，有数百万民兵、自卫队支前参战打游击，有数十万军民牺牲在抗日反顽战场上。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山西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全省党员发展到15万人，并且建立了20个地委，111个县委，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面积扩展到全省60％以上的地区，根据地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数的50％左右。
解放战争时期，山西党组织在各根据地已经居于执政的地位，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上更加有力，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同时，还全面领导了各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为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解除了羁绊，开辟了道路，并为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纯洁了党的组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支前、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中，山西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不但配合和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晋北战役、吕梁汾孝战役、晋南战役、正太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彻底推翻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山西全境，而且承担起支援解放全国的重任。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人民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30万三晋儿女参加了人民军队；有数百方次的民兵、民工支前参战，跟随大军转战南北；有数万名山西干部离开家乡北上、西进、南下，参加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工作。在血与火的革命岁月里，有十多万山西优秀儿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时，三晋大地上也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的足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徐向前、贺龙、叶剑英、杨尚昆、彭真、薄一波等都曾战斗和工作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他们对山西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1949年9月，新的、统一的中共山西省委成立，省委书记程子华(1950年9月，赖若愚担任山西省委书记)。此时，全省党员人数已达25万余名。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山西省委面对百业待兴的局面，带领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山西的伟大征程。
从1949年到1952年，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官僚资本的没收、新区土地改革的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全省各地确立起来，工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得到恢复和发展。3年中，全省改建、扩建和新建了94个大中型国有工矿企业。工业生产总值增长3．73倍，工业生产总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5％提高到了36％。195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50％，比抗战前的最高年产量超过16％；农业生产总值超过抗日战争前的18％。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5．5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83亿元，支出1．1亿元，收支相抵，大有节余。1952年全省城乡人民购买力较1950年提高了106％。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全省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从1953年开始，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共山西省委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着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全面总结山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选举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56年7月25日至8月1日，在太原市召开了中共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50人，代表全省43万余名共产党员。陶鲁笳当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52年12月，陶鲁笳担任山西省委书记)。会议确定“争取全面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在这次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全省人民鼓足干劲，发展生产。到1956年底，不仅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提前实现了“一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从1953年到1957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21．3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5．6亿元，累计施工兴建、改建和扩建工矿企业546个。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1倍，5年间平均年递增25％。这些不同规模的工业项目的相继兴建、竣工和投产，为山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与此同时，广大农村普遍开展打井、修渠、建池、筑库等多种形式的水利建设运动。到1957年，全省灌溉面积扩大到874万亩，比建国前增加一倍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随着水利建设运动的开展，全省粮食产量到1956年达到43．35亿公斤，比1952年增加4．95亿公斤，比以前年景最好的1936年增加9．6亿公斤。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商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1957年，全省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61．9元，比1952年提高57．6％。
随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民主建政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我国从1957年开始进入了
1952年，阳高县农业生产互助组的五姐妹在土改后分到的土地上愉快地劳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山西人民。然而，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逐渐发展起来。从1958年到1960年，山西同全国一样，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并撤走专家，全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财政收入连续4年出现赤字。当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左”倾错误后，从1961年起领导全党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山西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纠正“左”倾错误，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经过4年的努力，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实现了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复兴。196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46，3亿公斤，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73．4亿元，比1957年增长71．4％。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复兴，使山西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在此形势下，1965年7月27日至8月6日，召开了中共山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722人，代表全省61万余名共产党员，卫恒当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会议提出山西省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迎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组织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正当中共山西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为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而奋斗的时候，1966年6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1月12日，省委、省人委被群众造反组织夺权，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迫害致死，大批党内外领导干部遭到批斗，全省一度陷入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从1967年到196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3．5％，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1．9％，以后又连年出现财政赤字。在这场运动中，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党内外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71年4月7日至11日，中共山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955人，代表全省70多万名共产党员。大会选出了中共山西省第三届委员会，从此撤消了1967年1月省委、省人委被夺权后成立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及以后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恢复了中共山西省委，谢振华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从1971年到1973年，经过全省人民的努力，全省经济出现了好转的势头，粮食生产、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各条战线开始全面整顿，山西经济再度回升，全省工农业总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大关，粮食产量达到76．6亿公斤。
1976年10月，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此后，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全省人民进行了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其帮派体系的斗争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全省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继续发展，但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各项建设事业仍在徘徊中前进。
1978年3月24日至28日，中共山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的首次党代会，出席会议的代表950人，代表全省100多万名共产党员，王谦当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次会议提出了把山西建成煤炭能源基地的问题。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山西同全国一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未完待续)
一
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了推动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高君字根据李大钊的指示，于5月回太原建立了中共太原支部，这是山西最早的党组织。党员有：李毓棠(李叔荫)、张叔平(张秉铨)、傅懋恭(彭真)、侯士敏(侯捷庵)、潘恩溥(潘泽卿)、张堉麟(张养田)、纪廷梓等。山西党组织一成立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领导山西人民先后开展了反对山西当局为扩军备战而强征房税的斗争、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等工农革命运动。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山西党组织得到了锻炼和发展，1925年12月，成立了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锄人。1927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成立，书记颜昌杰。此时，全省党员发展到1000余人，党的组织遍及30余县，并且建立了太原、榆次、汾阳、晋城、临汾5个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7年7月，大革命遭到失败。此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山西党组织始终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之下，省级领导机构多次遭到大破坏，领导成员王瀛、邓国栋、周玉麟、汪铭、刘天章、阴凯卿、王伯唐等先后壮烈牺牲。期间，省级领导机构曾数次改组，先后担任负责人的有：王世益、王鸿钧、王世隆、汪铭、冯彦俊、习静波、王青士、刘天章、阴凯卿、栗志周、维公、黄彝、王伯唐、李宝森、张友清。在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山西党组织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始终高举革命的红旗，领导山西人民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广大农村成立农民协会，斗争地主豪绅，开展抗捐抗税。同时，领导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和红24军，虽然，这两支革命武装在反动军队的镇压下先后失败，但为党组织继续领导创建革命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掀起了一二·一八抗日反蒋学潮，由此拉开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此后，各种抗日团体和党的外围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又进一步唤起了山西人民的抗日觉悟，在山西的50多个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此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大力争取下，阎锡山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联蒋反共转向联共抗日。在此形势下，薄一波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到山西，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在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和以张友清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秘密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山西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和建立起来，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抗日局面的打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山西为战略支点，领导创建了以山西为中心的晋察冀、太行、太岳和晋绥抗日根据地。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成立了各个区党委组织。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各根据地党组织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胜利地打开了山西抗战的局面，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把山西建成北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支点的部署，支撑了华北地区以至全国的敌后抗战。同时，各根据地党组织用极大的力量领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工作，开展了减租减息、大生产和整党整风运动，积累了政权建设、武装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多方面的成功经验，创造了敌后武工队、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联防战等多种多样的对敌斗争形式，开创了人民战争的宏伟局面。 兵民是胜利之本。八年抗战中，山西人民全民皆兵，全民参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省有数十万青壮年参军入伍，有数百万民兵、自卫队支前参战打游击，有数十万军民牺牲在抗日反顽战场上。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山西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全省党员发展到15万人，并且建立了20个地委，111个县委，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面积扩展到全省60％以上的地区，根据地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数的50％左右。
解放战争时期，山西党组织在各根据地已经居于执政的地位，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上更加有力，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同时，还全面领导了各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为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解除了羁绊，开辟了道路，并为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纯洁了党的组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支前、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中，山西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不但配合和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晋北战役、吕梁汾孝战役、晋南战役、正太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彻底推翻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山西全境，而且承担起支援解放全国的重任。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人民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30万三晋儿女参加了人民军队；有数百方次的民兵、民工支前参战，跟随大军转战南北；有数万名山西干部离开家乡北上、西进、南下，参加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工作。在血与火的革命岁月里，有十多万山西优秀儿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时，三晋大地上也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的足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徐向前、贺龙、叶剑英、杨尚昆、彭真、薄一波等都曾战斗和工作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他们对山西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1949年9月，新的、统一的中共山西省委成立，省委书记程子华(1950年9月，赖若愚担任山西省委书记)。此时，全省党员人数已达25万余名。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山西省委面对百业待兴的局面，带领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山西的伟大征程。
从1949年到1952年，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官僚资本的没收、新区土地改革的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全省各地确立起来，工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得到恢复和发展。3年中，全省改建、扩建和新建了94个大中型国有工矿企业。工业生产总值增长3．73倍，工业生产总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5％提高到了36％。195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50％，比抗战前的最高年产量超过16％；农业生产总值超过抗日战争前的18％。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5．5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83亿元，支出1．1亿元，收支相抵，大有节余。1952年全省城乡人民购买力较1950年提高了106％。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全省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从1953年开始，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共山西省委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着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全面总结山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选举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56年7月25日至8月1日，在太原市召开了中共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50人，代表全省43万余名共产党员。陶鲁笳当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52年12月，陶鲁笳担任山西省委书记)。会议确定“争取全面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在这次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全省人民鼓足干劲，发展生产。到1956年底，不仅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提前实现了“一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从1953年到1957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21．3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5．6亿元，累计施工兴建、改建和扩建工矿企业546个。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1倍，5年间平均年递增25％。这些不同规模的工业项目的相继兴建、竣工和投产，为山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与此同时，广大农村普遍开展打井、修渠、建池、筑库等多种形式的水利建设运动。到1957年，全省灌溉面积扩大到874万亩，比建国前增加一倍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随着水利建设运动的开展，全省粮食产量到1956年达到43．35亿公斤，比1952年增加4．95亿公斤，比以前年景最好的1936年增加9．6亿公斤。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商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1957年，全省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61．9元，比1952年提高57．6％。
随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民主建政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我国从1957年开始进入了
1952年，阳高县农业生产互助组的五姐妹在土改后分到的土地上愉快地劳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山西人民。然而，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逐渐发展起来。从1958年到1960年，山西同全国一样，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并撤走专家，全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财政收入连续4年出现赤字。当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左”倾错误后，从1961年起领导全党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山西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纠正“左”倾错误，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经过4年的努力，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实现了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复兴。196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46，3亿公斤，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73．4亿元，比1957年增长71．4％。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复兴，使山西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在此形势下，1965年7月27日至8月6日，召开了中共山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722人，代表全省61万余名共产党员，卫恒当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会议提出山西省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迎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组织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正当中共山西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为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而奋斗的时候，1966年6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1月12日，省委、省人委被群众造反组织夺权，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迫害致死，大批党内外领导干部遭到批斗，全省一度陷入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从1967年到196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3．5％，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1．9％，以后又连年出现财政赤字。在这场运动中，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党内外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71年4月7日至11日，中共山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955人，代表全省70多万名共产党员。大会选出了中共山西省第三届委员会，从此撤消了1967年1月省委、省人委被夺权后成立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及以后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恢复了中共山西省委，谢振华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从1971年到1973年，经过全省人民的努力，全省经济出现了好转的势头，粮食生产、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各条战线开始全面整顿，山西经济再度回升，全省工农业总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大关，粮食产量达到76．6亿公斤。
1976年10月，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此后，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全省人民进行了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其帮派体系的斗争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全省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继续发展，但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各项建设事业仍在徘徊中前进。
1978年3月24日至28日，中共山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的首次党代会，出席会议的代表950人，代表全省100多万名共产党员，王谦当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次会议提出了把山西建成煤炭能源基地的问题。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山西同全国一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