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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三落三起”，富有传奇色彩，与之相映的三次婚姻，也充满了甜酸苦辣。意大利人但丁在《神曲·净界》中说：“爱是美德的种子。”通过对邓小平三次婚姻历程的分析，让我们真切地领悟到，“志同道合”是邓小平对待爱情的主题。他两度失妻，一为天灾，一为人祸，最后与卓琳结合，共同走过了弥漫硝烟的战争岁月，走过了饱尝痛苦的蒙难时刻，用亲身经历告诉了人们，什么是人类永恒的真爱。
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是张锡瑗
张锡瑗比邓小平小３岁，１９０７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曾任房山县良乡火车站站长，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张锡瑗在原直隶省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１９２４年作为骨干分子与李培之（王若飞夫人）一道参加该校的学潮运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到北京深造，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她到苏联学习，和同学邓小平相识。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邓小平因革命的需要提前回国，他俩同窗时间不到一年。
１９２７年，邓小平和张锡瑗都到了武汉，分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党中央从武汉迁至上海，两人同船而行。到了上海，张锡瑗就在邓小平领导的秘书处工作。由于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他俩相知、相爱了。１９２８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据与他俩一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回忆，张锡瑗长得漂亮，白净的脸，说话轻声轻气，性格开朗活泼，很温柔。邓小平也曾深情地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和张锡瑗这对年轻夫妇，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中，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邓小平回忆：“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也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２０年代末，中国的军阀混战从来没有间断过。１９２９年爆发了蒋桂战争，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决定在混乱的广西发展党的武装力量。这年夏天，中央决定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去领导广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当时张锡瑗已怀有身孕。
１９３０年１月，邓小平从广西回到上海，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广西的工作。邓小平忙完公务后，赶忙去上海宝隆医院看望正住院待娩的张锡瑗。分别近半年了，面对即将出世的小生命，夫妻俩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谁能想到，分娩中出现难产。最后，孩子生下来了，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邓小平在医院日夜陪伴着妻子。由于当时医院条件很差，几天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张锡瑗的妹妹）家里，没有几天，孩子也死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年方２６岁的邓小平以十分坚强的毅力挺住了。
这时，广西前方的军情紧急，邓小平未来得及掩埋妻子便匆匆赶回广西，经过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李强回忆：“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是张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１９３１年５月，邓小平回上海时，带着弟弟邓垦到江湾公墓去看了张锡瑗的墓。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和卓琳一起去查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坟墓都找不到了。还是李强的记忆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邓小平和卓琳发现那里被水淹了，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烈士的遗骨一起，两个小棺木，都放在邓小平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即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不久，邓小平离开上海，进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最后于１９６９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张锡瑗和其他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邓小平的第二位妻子是金维映
邓小平和金维映是１９３１年在上海认识的。１９３１年６月间，经中央批准，同意邓小平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金维映也被派到苏区工作。他俩一路同行，从上海乘船，经广东汕头进入中央苏区，由于二人有着共同理想，情投意合，遂结为夫妻。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舟山群岛岱山人，和邓小平同龄。她的父亲金荣贵粗通文字，是一家客店的小职员。
１９１２年，金维映就读定海县女子小学。毕业后，到宁波竺洲女子师范学习。３年后回母校任教员。１９２４年１月，国共两党合作，南半个中国正酝酿着革命风潮。这期间，她结识了瞿秋白、郭沫若、项英等著名人士。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工人运动工作。随后成为中共定海独立支部成员。１９２７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经营救释放后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金”。次年，她任中共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展妇女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１９３０年任上海纺织业工会中央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这时她年仅２６岁。
金维映和邓小平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先后担任于都县和胜利县县委书记，是一位颇有组织能力的红军女干部。当时邓小平就任瑞金县委书记，两地工作，他俩难得见上一面。１９３３年１月，正当周恩来、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当时金维映在白区工作，接触的大多是在上海的党中央上层领导同志，受他们的影响颇深。而邓小平是参照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共工农红军第七军，并转战千里来到中央苏区，同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师，他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悟得非常深刻，很自然地，邓小平因痛惜中央苏区受到的损失，从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那一套，在政治上遭到了打击和批判。
１９３３年，临时中央代表李维汉，在宁都七里村主持召开了江西省委积极分子会议，批判“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被关进“审讯室”后，失去人身自由的他接到了妻子的离婚报告，这对他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痛苦非常。在经历了一阵痛苦的思索后，邓小平毅然拿起笔，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邓小平和金维映因共同的信念走到了一起，又因思想路线的分歧而分手。他们是夫妻，更是战友，但邓小平没有因为妻子的“拆台”而动摇自己的革命斗志和坚定信念。
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后，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次年改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后来，她和李维汉结成了革命伴侣。１９３８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不幸牺牲于战乱之中，年仅３７岁。
邓小平深爱着这位战友般的妻子。１９７２年１２月邓小平重游于都，多次与接待他的县委干部及有关人员说：“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人们回答他：“对，她叫阿金。”
邓小平的第三位妻子是卓琳
１９３９年，３５岁的邓小平，已经与金维映离婚６年了，一直忙于同刘伯承指挥八路军１２９师在太行山打击日寇，无暇考虑自己的婚事。这年８月，邓小平和刘伯承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延安以后，邓小平和他的老战友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他俩在中央苏区就认识，感情甚笃。因此，乐于助人的邓发，在开会之余，不辞辛苦地帮小平寻找“意中人”。
９月初，在邓发和其他战友的热心帮助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卓琳从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在公安部工作。６０多年后，卓琳回忆说，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邓小平经常到公安部来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找我的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拒绝了。”实际上，卓琳身为富商之女，心底里很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因为担心他没有知识，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后来卓琳回忆道：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他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我想，我结婚不能找工农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
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缺乏了解。但邓小平并不灰心，在婚姻上也表现出了他的顽强。卓琳婉拒之后，他这个师政委居然放下架子，亲自去找卓琳，两人以八路军速战速决的方式谈了两次之后，邓小平就成功地获得了爱情。卓琳日后回忆：“后来他亲自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而且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２３岁了，就同意了。”
１９３９年９月初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邓小平和卓琳举办了婚礼。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几天以后，邓小平和他的新婚妻子卓琳，便离开延安，启程奔赴太行山。
卓琳，本不姓卓，原名叫浦琼英。１９１６年４月生于云南省宣威县的一个工商业的家庭。她父亲叫浦在廷，是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卓琳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她是最小的一个，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浦琼英小学毕业后，考入昆明女中。１９３２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学生运动。１９３６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她来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１９３８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训班学习。
卓琳跟随丈夫来到太行山，共同度过了５年艰苦岁月。随后，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里。进京后，卓琳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任邓小平的生活秘书。“文革”期间，邓小平几次同子女隔离，但一直与卓琳在一起。在流放江西时，卓琳不擅长家务，身体又差，眼睛看东西不够清晰，高血压也比较严重。邓小平在家期间生活上对她的照顾，往往比她对邓小平的照顾还多。但她深明事理，善解人意，将邓小平的安危和身体状况时刻记挂在心，因而深为邓小平所信赖。
邓小平和卓琳是一对恩爱夫妻，相伴走过了５８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和谐动听的革命夫妻交响乐。
（待续）
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是张锡瑗
张锡瑗比邓小平小３岁，１９０７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曾任房山县良乡火车站站长，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张锡瑗在原直隶省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１９２４年作为骨干分子与李培之（王若飞夫人）一道参加该校的学潮运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到北京深造，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她到苏联学习，和同学邓小平相识。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邓小平因革命的需要提前回国，他俩同窗时间不到一年。
１９２７年，邓小平和张锡瑗都到了武汉，分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党中央从武汉迁至上海，两人同船而行。到了上海，张锡瑗就在邓小平领导的秘书处工作。由于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他俩相知、相爱了。１９２８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据与他俩一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回忆，张锡瑗长得漂亮，白净的脸，说话轻声轻气，性格开朗活泼，很温柔。邓小平也曾深情地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和张锡瑗这对年轻夫妇，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中，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邓小平回忆：“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也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２０年代末，中国的军阀混战从来没有间断过。１９２９年爆发了蒋桂战争，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决定在混乱的广西发展党的武装力量。这年夏天，中央决定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去领导广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当时张锡瑗已怀有身孕。
１９３０年１月，邓小平从广西回到上海，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广西的工作。邓小平忙完公务后，赶忙去上海宝隆医院看望正住院待娩的张锡瑗。分别近半年了，面对即将出世的小生命，夫妻俩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谁能想到，分娩中出现难产。最后，孩子生下来了，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邓小平在医院日夜陪伴着妻子。由于当时医院条件很差，几天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张锡瑗的妹妹）家里，没有几天，孩子也死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年方２６岁的邓小平以十分坚强的毅力挺住了。
这时，广西前方的军情紧急，邓小平未来得及掩埋妻子便匆匆赶回广西，经过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李强回忆：“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是张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１９３１年５月，邓小平回上海时，带着弟弟邓垦到江湾公墓去看了张锡瑗的墓。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和卓琳一起去查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坟墓都找不到了。还是李强的记忆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邓小平和卓琳发现那里被水淹了，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烈士的遗骨一起，两个小棺木，都放在邓小平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即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不久，邓小平离开上海，进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最后于１９６９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张锡瑗和其他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邓小平的第二位妻子是金维映
邓小平和金维映是１９３１年在上海认识的。１９３１年６月间，经中央批准，同意邓小平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金维映也被派到苏区工作。他俩一路同行，从上海乘船，经广东汕头进入中央苏区，由于二人有着共同理想，情投意合，遂结为夫妻。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舟山群岛岱山人，和邓小平同龄。她的父亲金荣贵粗通文字，是一家客店的小职员。
１９１２年，金维映就读定海县女子小学。毕业后，到宁波竺洲女子师范学习。３年后回母校任教员。１９２４年１月，国共两党合作，南半个中国正酝酿着革命风潮。这期间，她结识了瞿秋白、郭沫若、项英等著名人士。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工人运动工作。随后成为中共定海独立支部成员。１９２７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经营救释放后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金”。次年，她任中共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展妇女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１９３０年任上海纺织业工会中央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这时她年仅２６岁。
金维映和邓小平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先后担任于都县和胜利县县委书记，是一位颇有组织能力的红军女干部。当时邓小平就任瑞金县委书记，两地工作，他俩难得见上一面。１９３３年１月，正当周恩来、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当时金维映在白区工作，接触的大多是在上海的党中央上层领导同志，受他们的影响颇深。而邓小平是参照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共工农红军第七军，并转战千里来到中央苏区，同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师，他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悟得非常深刻，很自然地，邓小平因痛惜中央苏区受到的损失，从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那一套，在政治上遭到了打击和批判。
１９３３年，临时中央代表李维汉，在宁都七里村主持召开了江西省委积极分子会议，批判“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被关进“审讯室”后，失去人身自由的他接到了妻子的离婚报告，这对他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痛苦非常。在经历了一阵痛苦的思索后，邓小平毅然拿起笔，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邓小平和金维映因共同的信念走到了一起，又因思想路线的分歧而分手。他们是夫妻，更是战友，但邓小平没有因为妻子的“拆台”而动摇自己的革命斗志和坚定信念。
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后，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次年改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后来，她和李维汉结成了革命伴侣。１９３８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不幸牺牲于战乱之中，年仅３７岁。
邓小平深爱着这位战友般的妻子。１９７２年１２月邓小平重游于都，多次与接待他的县委干部及有关人员说：“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人们回答他：“对，她叫阿金。”
邓小平的第三位妻子是卓琳
１９３９年，３５岁的邓小平，已经与金维映离婚６年了，一直忙于同刘伯承指挥八路军１２９师在太行山打击日寇，无暇考虑自己的婚事。这年８月，邓小平和刘伯承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延安以后，邓小平和他的老战友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他俩在中央苏区就认识，感情甚笃。因此，乐于助人的邓发，在开会之余，不辞辛苦地帮小平寻找“意中人”。
９月初，在邓发和其他战友的热心帮助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卓琳从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在公安部工作。６０多年后，卓琳回忆说，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邓小平经常到公安部来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找我的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拒绝了。”实际上，卓琳身为富商之女，心底里很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因为担心他没有知识，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后来卓琳回忆道：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他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我想，我结婚不能找工农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
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缺乏了解。但邓小平并不灰心，在婚姻上也表现出了他的顽强。卓琳婉拒之后，他这个师政委居然放下架子，亲自去找卓琳，两人以八路军速战速决的方式谈了两次之后，邓小平就成功地获得了爱情。卓琳日后回忆：“后来他亲自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而且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２３岁了，就同意了。”
１９３９年９月初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邓小平和卓琳举办了婚礼。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几天以后，邓小平和他的新婚妻子卓琳，便离开延安，启程奔赴太行山。
卓琳，本不姓卓，原名叫浦琼英。１９１６年４月生于云南省宣威县的一个工商业的家庭。她父亲叫浦在廷，是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卓琳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她是最小的一个，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浦琼英小学毕业后，考入昆明女中。１９３２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学生运动。１９３６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她来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１９３８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训班学习。
卓琳跟随丈夫来到太行山，共同度过了５年艰苦岁月。随后，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里。进京后，卓琳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任邓小平的生活秘书。“文革”期间，邓小平几次同子女隔离，但一直与卓琳在一起。在流放江西时，卓琳不擅长家务，身体又差，眼睛看东西不够清晰，高血压也比较严重。邓小平在家期间生活上对她的照顾，往往比她对邓小平的照顾还多。但她深明事理，善解人意，将邓小平的安危和身体状况时刻记挂在心，因而深为邓小平所信赖。
邓小平和卓琳是一对恩爱夫妻，相伴走过了５８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和谐动听的革命夫妻交响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