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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的时针指向21点，而我还在公交车上晃晃悠悠，麻木地看着窗外。真不知是下班晚的人太多呢，还是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太丰富，都到这个时间了，连个坐的位置也没有。
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家时，香姐正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电视。她微微地抬了一下头含糊地问：“哦，回来了？” 这样的夜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公司主要经营外贸生意，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些洋鬼子来考察。因为要赶时间，他们必须在一天内了解产品及公司到工厂的任何一个细节，而我作为公司惟一的翻译必须从他们到来的那一分钟开始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到离开的那一刻。尤其是下工厂考察时，闻着那一堆堆原材料的化学气味以及工厂里特有的乌烟瘴气，还要不停地回答鬼子们的问题，我真情愿立刻在他们面前休克。 回来跟香姐唠叨工作艰辛时，她竟然说：“你闲的时候，也是一整天没事干呀。再说，公司给你的工资也不菲。这不，你一整天不停地说呀说呀英语口语都进步好多了。”“你怎么总帮外人说话呀。”我觉得她若是也开一家公司，一定是一个苛刻的老板。“凡事总有正反两面的，别总惦着辛苦的事，眼光放远一点。”香姐说完继续看电视。
香姐是母亲一个好朋友的女儿，是南方这个城市一所大学里的后勤职员。考上那所大学时，母亲便拜托香姐对我多多关照。于是，我一有空就到香姐的单身宿舍坐坐聊聊。那时的香姐对我的照顾大多在生活起居上，有好吃的从不忘记给我留一份。毕业后，为了相互好照应，我搬到了香姐的宿舍里暂住。 第二天一大早又得赶着上班，因为昨天的工作太紧张，我夜里失眠了，早上起来头痛欲裂。香姐上班前嘱咐我：“别迟到了啊。”结果我还是迟到了5分钟，全勤奖长了双翅膀像鸟儿一样飞走了。正在懊恼，老板走了过来说：“岑儿，有几个从尼泊尔来的客人下午到，你准备接待一下。”我麻木地应了一声，脸色越发铁青。又有外宾来，又是没完没了地延长上班时间。 工作这么辛苦，我究竟图个什么呀？ 父亲在家乡的县城里任一个不小的官，只要我愿意回家乡，工作的问题随时可以解决。我只是不甘心被家人束缚，想要自由自在的，才留在了这个城市。
可难道换取自由的代价就是这样繁重的工作吗？ “太辛苦就别做了，生活费妈妈给你寄过去！”母亲听说我常常为工作加班到深夜，心疼得不得了。只有向家人诉苦才能获得理解，我心里升起了一丝温暖。“实在不行，就回家来，别在外面受冷受苦的。”母亲充满关怀的话语让我更加觉得自己受了伤，竟忍不住在电话里抽泣了。“哎，别哭呀，马上就辞职，犯得着受这个苦吗！”母亲在电话那头催促着。“嗯！”我擦了一下嘴角边的泪水，挂了电话。 这时，香姐正从外面回来，手里捧着一盆水，水里插着两根像树枝一样的花枝儿。“又在跟你妈诉苦呀？”我看到她眼角仿佛露出一丝不屑。“这是绿萝，”香姐打破了我的沉默，“是从同事那剪下的绿萝枝。别看它现在丑，它的生命力特别强，容易适应地方，有水就能活。” “那是因为它命贱呗。”我小声地嘀咕，但还是被香姐听见了，“你以为它像你那么娇气呀？动不动就喊苦喊累的。它这叫生命力强！只需要放点水，撒几粒花肥，就可以长得很茂盛。”“怎么拿我来比喻？真是莫名其妙。”我在心里嘀咕着。 我决定辞职了，老板收到我的辞职信有点惊讶：“你才做了四个月，工作刚上轨道就要走？”我悻悻地点了点头。他看了看辞职信，若有所思地说：“那就祝愿你找到更好的工作吧。”说完签了字便让我到财务部结算工资。离开公司时我无意听到老板在跟部门经理聊天：“唉，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吃不了苦了……” 逃也似地离开了这家公司，一下子一身轻松。再也不用对着洋鬼子点头哈腰了，再也不用每天加班错过晚上八点档的电视剧了，再也不用头痛欲裂还要坚持去上班了。香姐补充了一句：“你再也没有花不完的银子了，除非你妈给你寄生活费。”我撇着嘴巴很不高兴：“用不着！”我越来越不喜欢香姐话里带刺的味道。我拒绝了母亲要给我寄生活费的要求，接着又投入到紧张的应聘、面试的生活中去。 这一年来，这样的生活让我疲惫不堪。
一年里我跳了三次槽，但却没有一份工作能让我坚持半年以上。第一份工作我因为不适应公司古板的文化氛围而辞职，第二份工作我因为与刻薄的上司吵架后辞职，第三份工作我却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无奈辞职。我的生活处于漂泊与疲惫当中，越跳越穷，几乎没有一点积蓄。香姐说：“那是因为你太娇气了。” 但是，凭着良好的成绩和一点工作经验，我很快又被一家小型外企录用为经理秘书。但对方列了一大串的工作职责，让我犹豫了很久。 “你的英语文书不是不太好吗？可以去锻炼一下。”香姐指了指工作职责里公司里的信函由秘书负责撰写的一个细则，“你初入职场辛苦点倒不算什么，主要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为以后积累经验。”香姐显得有点苦口婆心。“但我这个秘书还要给老板端茶倒水，打扫办公室的卫生，跑上跑下地传递资料。”我在心里给这份工作打了一个大大的叉。 我最终还是拒绝接受那份工作，提早登上了回家过年的飞机。临走前，香姐踌躇片刻，说：“要是你觉得不适应这个城市，可以考虑回家乡。”
另外，她还告诉我，由于她所在学校的在编人员增加了，明年将会安排另一名教职工与她同住。也就是说，我免费住宿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顿时目瞪口呆。 我突然觉得那个我读书四年、工作两年，曾经那么熟悉的城市，此时此刻突然变得陌生了。 究竟是我太娇气，容不下它？还是它太残酷，拒绝了我？ 过完年没多久，母亲为了不让我在外面“受冷受苦”，让父亲托人给我介绍了县城某单位宣传科的一份工作。父亲说：“你的专业在这个县城暂时派不上用场，宣传科已经算是比较对口的了。”看着远远不及城市繁华的县城，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但一想到既然不适应那个城市，也只能接受家人的安排了。 父亲说他和那个单位的一些关键人物打过招呼了，让我以实习生的身份先去露个面，过段时间再找机会办工作手续。第一天上班，我才知道所谓的宣传科原来就是打打报告，画画墙报，每个月出一张简报，其余的事就是看报纸说闲话。几个中年人看到我进来了，其中一个站起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哟，欢迎欢迎，咱部门来了个会讲英语的高才生啦。”其他几个人在下面小声嘀咕：“听说是哪个局长的千金……” 我要在这样的地方耗费时光吗？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从心底升起。 “开什么玩笑！工作能这么儿戏的吗？！”父亲听说我第一天上班就早退回来还闹着再也不去了，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的他怒不可遏，“多少人走着后门都想干这份轻闲的活，你倒好，给了你还嫌这嫌那。你觉得大材小用了，那你回到你那个读书的城市去！” 我低着头默不做声，憋红了脸才没让眼泪掉下来。
母亲把父亲劝走，她说：“这孩子，是没吃过什么苦，你别吓着她了！” 既不能忍受城市的浮躁与奔波，又容不下县城的平俗与凡庸，那天夜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丢失了梦想的孩子，无助地站在两边不靠岸的孤岛上。 给香姐打电话，她听了我唠唠叨叨的诉苦后，平静地说：“你知道吗，那盆绿萝发芽了，我都没留意到，它就长得满缸都是绿盈盈的叶子。生命力强的植物，再恶劣的环境也能生长得很茂盛。若是太娇气了，反而养不活了。记住了，这不是什么命贱。只有顽强的生命力，才是高贵的。” 三月，我提着行李再次踏上了南下的飞机，尽管这次我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在那个城市立足，但我相信，那里一定有我想要的梦想。而我，也一定可以用顽强的生命力去将它寻来。
（责编/邓琳琳） E-mail:dllabc@sina.com
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家时，香姐正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电视。她微微地抬了一下头含糊地问：“哦，回来了？” 这样的夜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公司主要经营外贸生意，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些洋鬼子来考察。因为要赶时间，他们必须在一天内了解产品及公司到工厂的任何一个细节，而我作为公司惟一的翻译必须从他们到来的那一分钟开始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到离开的那一刻。尤其是下工厂考察时，闻着那一堆堆原材料的化学气味以及工厂里特有的乌烟瘴气，还要不停地回答鬼子们的问题，我真情愿立刻在他们面前休克。 回来跟香姐唠叨工作艰辛时，她竟然说：“你闲的时候，也是一整天没事干呀。再说，公司给你的工资也不菲。这不，你一整天不停地说呀说呀英语口语都进步好多了。”“你怎么总帮外人说话呀。”我觉得她若是也开一家公司，一定是一个苛刻的老板。“凡事总有正反两面的，别总惦着辛苦的事，眼光放远一点。”香姐说完继续看电视。
香姐是母亲一个好朋友的女儿，是南方这个城市一所大学里的后勤职员。考上那所大学时，母亲便拜托香姐对我多多关照。于是，我一有空就到香姐的单身宿舍坐坐聊聊。那时的香姐对我的照顾大多在生活起居上，有好吃的从不忘记给我留一份。毕业后，为了相互好照应，我搬到了香姐的宿舍里暂住。 第二天一大早又得赶着上班，因为昨天的工作太紧张，我夜里失眠了，早上起来头痛欲裂。香姐上班前嘱咐我：“别迟到了啊。”结果我还是迟到了5分钟，全勤奖长了双翅膀像鸟儿一样飞走了。正在懊恼，老板走了过来说：“岑儿，有几个从尼泊尔来的客人下午到，你准备接待一下。”我麻木地应了一声，脸色越发铁青。又有外宾来，又是没完没了地延长上班时间。 工作这么辛苦，我究竟图个什么呀？ 父亲在家乡的县城里任一个不小的官，只要我愿意回家乡，工作的问题随时可以解决。我只是不甘心被家人束缚，想要自由自在的，才留在了这个城市。
可难道换取自由的代价就是这样繁重的工作吗？ “太辛苦就别做了，生活费妈妈给你寄过去！”母亲听说我常常为工作加班到深夜，心疼得不得了。只有向家人诉苦才能获得理解，我心里升起了一丝温暖。“实在不行，就回家来，别在外面受冷受苦的。”母亲充满关怀的话语让我更加觉得自己受了伤，竟忍不住在电话里抽泣了。“哎，别哭呀，马上就辞职，犯得着受这个苦吗！”母亲在电话那头催促着。“嗯！”我擦了一下嘴角边的泪水，挂了电话。 这时，香姐正从外面回来，手里捧着一盆水，水里插着两根像树枝一样的花枝儿。“又在跟你妈诉苦呀？”我看到她眼角仿佛露出一丝不屑。“这是绿萝，”香姐打破了我的沉默，“是从同事那剪下的绿萝枝。别看它现在丑，它的生命力特别强，容易适应地方，有水就能活。” “那是因为它命贱呗。”我小声地嘀咕，但还是被香姐听见了，“你以为它像你那么娇气呀？动不动就喊苦喊累的。它这叫生命力强！只需要放点水，撒几粒花肥，就可以长得很茂盛。”“怎么拿我来比喻？真是莫名其妙。”我在心里嘀咕着。 我决定辞职了，老板收到我的辞职信有点惊讶：“你才做了四个月，工作刚上轨道就要走？”我悻悻地点了点头。他看了看辞职信，若有所思地说：“那就祝愿你找到更好的工作吧。”说完签了字便让我到财务部结算工资。离开公司时我无意听到老板在跟部门经理聊天：“唉，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吃不了苦了……” 逃也似地离开了这家公司，一下子一身轻松。再也不用对着洋鬼子点头哈腰了，再也不用每天加班错过晚上八点档的电视剧了，再也不用头痛欲裂还要坚持去上班了。香姐补充了一句：“你再也没有花不完的银子了，除非你妈给你寄生活费。”我撇着嘴巴很不高兴：“用不着！”我越来越不喜欢香姐话里带刺的味道。我拒绝了母亲要给我寄生活费的要求，接着又投入到紧张的应聘、面试的生活中去。 这一年来，这样的生活让我疲惫不堪。
一年里我跳了三次槽，但却没有一份工作能让我坚持半年以上。第一份工作我因为不适应公司古板的文化氛围而辞职，第二份工作我因为与刻薄的上司吵架后辞职，第三份工作我却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无奈辞职。我的生活处于漂泊与疲惫当中，越跳越穷，几乎没有一点积蓄。香姐说：“那是因为你太娇气了。” 但是，凭着良好的成绩和一点工作经验，我很快又被一家小型外企录用为经理秘书。但对方列了一大串的工作职责，让我犹豫了很久。 “你的英语文书不是不太好吗？可以去锻炼一下。”香姐指了指工作职责里公司里的信函由秘书负责撰写的一个细则，“你初入职场辛苦点倒不算什么，主要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为以后积累经验。”香姐显得有点苦口婆心。“但我这个秘书还要给老板端茶倒水，打扫办公室的卫生，跑上跑下地传递资料。”我在心里给这份工作打了一个大大的叉。 我最终还是拒绝接受那份工作，提早登上了回家过年的飞机。临走前，香姐踌躇片刻，说：“要是你觉得不适应这个城市，可以考虑回家乡。”
另外，她还告诉我，由于她所在学校的在编人员增加了，明年将会安排另一名教职工与她同住。也就是说，我免费住宿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顿时目瞪口呆。 我突然觉得那个我读书四年、工作两年，曾经那么熟悉的城市，此时此刻突然变得陌生了。 究竟是我太娇气，容不下它？还是它太残酷，拒绝了我？ 过完年没多久，母亲为了不让我在外面“受冷受苦”，让父亲托人给我介绍了县城某单位宣传科的一份工作。父亲说：“你的专业在这个县城暂时派不上用场，宣传科已经算是比较对口的了。”看着远远不及城市繁华的县城，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但一想到既然不适应那个城市，也只能接受家人的安排了。 父亲说他和那个单位的一些关键人物打过招呼了，让我以实习生的身份先去露个面，过段时间再找机会办工作手续。第一天上班，我才知道所谓的宣传科原来就是打打报告，画画墙报，每个月出一张简报，其余的事就是看报纸说闲话。几个中年人看到我进来了，其中一个站起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哟，欢迎欢迎，咱部门来了个会讲英语的高才生啦。”其他几个人在下面小声嘀咕：“听说是哪个局长的千金……” 我要在这样的地方耗费时光吗？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从心底升起。 “开什么玩笑！工作能这么儿戏的吗？！”父亲听说我第一天上班就早退回来还闹着再也不去了，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的他怒不可遏，“多少人走着后门都想干这份轻闲的活，你倒好，给了你还嫌这嫌那。你觉得大材小用了，那你回到你那个读书的城市去！” 我低着头默不做声，憋红了脸才没让眼泪掉下来。
母亲把父亲劝走，她说：“这孩子，是没吃过什么苦，你别吓着她了！” 既不能忍受城市的浮躁与奔波，又容不下县城的平俗与凡庸，那天夜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丢失了梦想的孩子，无助地站在两边不靠岸的孤岛上。 给香姐打电话，她听了我唠唠叨叨的诉苦后，平静地说：“你知道吗，那盆绿萝发芽了，我都没留意到，它就长得满缸都是绿盈盈的叶子。生命力强的植物，再恶劣的环境也能生长得很茂盛。若是太娇气了，反而养不活了。记住了，这不是什么命贱。只有顽强的生命力，才是高贵的。” 三月，我提着行李再次踏上了南下的飞机，尽管这次我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在那个城市立足，但我相信，那里一定有我想要的梦想。而我，也一定可以用顽强的生命力去将它寻来。
（责编/邓琳琳） E-mail:dllabc@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