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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香港人和内地游客的地铁冲突事件，最后竟演变到一些香港人向内地游客公开唱《蝗虫歌》的地步，认为很多内地新移民像蝗虫一样，没有贡献，却得到许多福利，尤其反对内地孕妇赴港产子。
一位经济学家在微博上说，香港的“下层阶级”太短视，有人认为这是对下层阶级的歧视。“下层阶级”这个词虽然不是很精确，但确实，在很多国家，反对外来移民的都是以下层阶级为主的。这是因为，下层阶级往往是纳税较少但享受福利较多的人，他们害怕新移民摊薄了福利，因此对外来移民持反对态度。
遥想50年前，香港人不是今天这样。《大逃港》里说，内地饥荒年代，数十万人逃往香港，香港政府打算遣送逃港者回内地，结果被市民强烈反对，正负只好取消遣送计划。逃港者艰苦奋斗，慢慢融入香港主流社会，部分人更创造财富神话。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期货教父”刘梦熊等，都是当年的逃港者。
相对当年经济贫穷、文化又低的数十万逃港者，今天赴港产子的孕妇和游客，无论是支付能力还是文化程度，都要高得多，香港人却对着他们唱起了《蝗虫歌》，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福利制度。
从任达华和张静初主演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可以看到香港的福利比起大逃港时期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增加。中年离异的李森娶了内地妹王晓玲。王晓玲要出去工作，李森非常生气，理由是，王晓玲工作有可能连累他拿不到香港政府的生活补贴。李森每天钓鱼、喝啤酒、打老婆，依靠政府的补贴，生活悠闲自在。
如果在大饥荒年代，香港的福利也如今天之多，那么，当年的香港人会不会被数十万逃港者吓死？
很多人以为福利是帮助穷人的，是讲道德的好事，但经济规律却让他们得到与愿望相反的结果。没有福利制度，贫穷的逃港者会成为创造财富的大军；有了福利制度，有钱赴港产子的孕妇也成了分薄福利的蝗虫。香港人从热心帮助贫穷的逃港者，到变成对内地游客横眉冷对，这中间的道德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欧洲的例子更能体现福利对道德的危害。希腊人游行反对政府减少福利还外债，福利制度培养出一群为赖债而理直气壮游行的国民。而在对待移民的态度上，福利制度更进一步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隔离。这些道德改变潜移默化，体现的是经济规律的力量。
福利制度对移民的影响，那就是，想少干活多享受福利的人移民往福利国家，富有创业精神的人则移往福利不严重的国家。福利就是向懒汉发出召集令，向勤奋者发出驱逐令。欧洲的福利病就是这样。
唱《蝗虫歌》没有用。无论如何，就算香港人可以阻止外来移民分薄福利，他们还是无法阻止企业家到更有活力的地方投资。只要无法鼓励起人们的创富热情，那么，福利制度早晚会让享受福利的人面对财富衰减的痛苦现实。香港人需要的不是唱《蝗虫歌》，而是检讨福利制度。
在内地，情况有所不同。反对移民的不是下层阶级——农民，而是大城市人。因为农民享受不到多少福利，享受福利的是一些特殊的人。在以前是所有城里人，现在则是公务员、国企员工、北京人。
北京的户籍管制最严格，这是因为北京户口附着的福利最多。而且，北京的福利并不仅仅依靠北京人的纳税支持，它还依靠来自全国的纳税人的钱。很多北京人表现出和香港人一样的状态：他们坚决反对放开户籍管制。时不时地，还有一些政协委员之类的，指称要限制低素质的外地人进京。
福利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哪里有这种特权，哪里的人就把享受他人创造的财富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哪里就造成福利内的人和福利外的人的对立与隔离。
一位经济学家在微博上说，香港的“下层阶级”太短视，有人认为这是对下层阶级的歧视。“下层阶级”这个词虽然不是很精确，但确实，在很多国家，反对外来移民的都是以下层阶级为主的。这是因为，下层阶级往往是纳税较少但享受福利较多的人，他们害怕新移民摊薄了福利，因此对外来移民持反对态度。
遥想50年前，香港人不是今天这样。《大逃港》里说，内地饥荒年代，数十万人逃往香港，香港政府打算遣送逃港者回内地，结果被市民强烈反对，正负只好取消遣送计划。逃港者艰苦奋斗，慢慢融入香港主流社会，部分人更创造财富神话。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期货教父”刘梦熊等，都是当年的逃港者。
相对当年经济贫穷、文化又低的数十万逃港者，今天赴港产子的孕妇和游客，无论是支付能力还是文化程度，都要高得多，香港人却对着他们唱起了《蝗虫歌》，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福利制度。
从任达华和张静初主演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可以看到香港的福利比起大逃港时期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增加。中年离异的李森娶了内地妹王晓玲。王晓玲要出去工作，李森非常生气，理由是，王晓玲工作有可能连累他拿不到香港政府的生活补贴。李森每天钓鱼、喝啤酒、打老婆，依靠政府的补贴，生活悠闲自在。
如果在大饥荒年代，香港的福利也如今天之多，那么，当年的香港人会不会被数十万逃港者吓死？
很多人以为福利是帮助穷人的，是讲道德的好事，但经济规律却让他们得到与愿望相反的结果。没有福利制度，贫穷的逃港者会成为创造财富的大军；有了福利制度，有钱赴港产子的孕妇也成了分薄福利的蝗虫。香港人从热心帮助贫穷的逃港者，到变成对内地游客横眉冷对，这中间的道德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欧洲的例子更能体现福利对道德的危害。希腊人游行反对政府减少福利还外债，福利制度培养出一群为赖债而理直气壮游行的国民。而在对待移民的态度上，福利制度更进一步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隔离。这些道德改变潜移默化，体现的是经济规律的力量。
福利制度对移民的影响，那就是，想少干活多享受福利的人移民往福利国家，富有创业精神的人则移往福利不严重的国家。福利就是向懒汉发出召集令，向勤奋者发出驱逐令。欧洲的福利病就是这样。
唱《蝗虫歌》没有用。无论如何，就算香港人可以阻止外来移民分薄福利，他们还是无法阻止企业家到更有活力的地方投资。只要无法鼓励起人们的创富热情，那么，福利制度早晚会让享受福利的人面对财富衰减的痛苦现实。香港人需要的不是唱《蝗虫歌》，而是检讨福利制度。
在内地，情况有所不同。反对移民的不是下层阶级——农民，而是大城市人。因为农民享受不到多少福利，享受福利的是一些特殊的人。在以前是所有城里人，现在则是公务员、国企员工、北京人。
北京的户籍管制最严格，这是因为北京户口附着的福利最多。而且，北京的福利并不仅仅依靠北京人的纳税支持，它还依靠来自全国的纳税人的钱。很多北京人表现出和香港人一样的状态：他们坚决反对放开户籍管制。时不时地，还有一些政协委员之类的，指称要限制低素质的外地人进京。
福利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哪里有这种特权，哪里的人就把享受他人创造的财富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哪里就造成福利内的人和福利外的人的对立与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