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史学大家王钟翰在提到自己在燕京大学，四年本科毕业、两年硕士研究生的生活时，印象最深的，竟既不是奋发读书的场景，也不是呼朋引类的游乐，甚至不是大师们的谆谆教诲，而是喝酒。
他说：“在当时的燕大，住着几位美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会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雪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在海淀同和居喝酒——那是当时海淀很有名的一个小吃店，那里最出名的酒就是莲花白，我因为喜欢喝酒就经常到那里去。那一次，我在同和居喝了莲花白之后，还嫌不过瘾，又喝了不少白干，结果喝醉了。出了同和居过马路的时候，我晕晕乎乎地摔倒在马路牙子上了。结果这个情形被那几个美国老太太看到了。那时候，我在燕大上学，除了第一年家里给了一百大洋之外，其他全靠奖学金和寒暑假打工挣的一点钱。从入学一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两次得到学校的奖学金共四百大洋，后来战争爆发，学校也就不再提供奖学金了。那几个老太太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讲述了一番，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听了，知道传话会有夸张之处，没有表态，之后他告诉了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后，打电话到我的宿舍，让我第二天早上到他家里。那天我去了之后，邓先生在桌子上准备了—小杯白干，问我：“‘你昨天喝醉酒了？’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邓先生指了指桌子上的酒说：‘再喝这一杯。’然后解释说，‘在喝醉酒清醒之后一定要再喝一点，压整一下，以后再见了酒就不会害怕。’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他是怎么跟司徒雷登交差的，我并不知道。不过，我喜欢喝酒而且能喝，从此在燕大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燕大，虽然在美国星条旗的保护下，令日本人投鼠忌器，但也并非固若金汤，对燕大存觊觎之心的日本宪兵队时常会到燕大“拜访”。因酒得名的王钟翰，又因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战”，上了当时北京的报纸：
“燕大关闭之前，日本宪兵队总队驻扎在西苑，统管着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总队的队长华田常常到燕大来，名义上是拜访司徒雷登。华田来燕大的时候，只带一两个人，不带侍卫队，枪也是掖在衣服里面的。司徒雷登对于这种拜访，自然不好拒绝，不但不好拒绝，有时到了吃饭的时间，司徒雷登还会清华田在临湖轩吃顿便饭。餐厅在临湖轩的东头，西头则是司徒雷登的卧室，中间有个比较大的客厅。
“秋天的一天，华田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职工比赛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让洪业先生叫我去。我去了之后，华田在他面前摆了10瓶啤酒，并且说不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儿喝！我当时正年轻，心想：打仗我可能打不过你，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结果喝了不到9瓶，华田已经瘫倒在桌子底下了，而我还在那里要喝够10瓶。当时在场的老师们表面上没有显露什么，但心里都很高兴。华田呢，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北京一家报纸还以‘王钟翰怒斗倭寇’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的大卡车闯进了燕大校园，逮捕了很多师生。我虽然也多次参加抗日活动，却没有被逮捕，我想，也许是那个华田觉得见了我很没有面子吧。”王钟翰后来曾说。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手稿简明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社印行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稿。王钟翰的业师洪业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这种大好题目，在洪业做来易如反掌，但他却把王钟翰叫了去，对他说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路。于是，王钟翰就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竟然发现了100多处疑点。他将这些发现整理成文，发表在《大公报》上。
初战告捷，王钟翰“喜不自胜”，于是又呼朋引类，去饭馆喝了一顿大酒。后来他把自己这篇在学术上起步的“第一桶金”拿给另一位他同样尊重的老师邓之诚看，不料却引来“一盆冷水”。邓之诚说文章根本不必写那么长，只要有几条过硬的例证，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体现了两位大师学术思路的不同，但是对于初治清史的王钟翰，他们正如严父慈母之于蹒跚学步的孩童一样，给予了足够的关心。
1946年，王钟翰被燕京大学委派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到美国的他在哈佛碰到了杨联陞，杨联陞问他：“你这次到美国，是来求学，还是来拿学位？”他觉得很奇怪，杨联陞接着说：“要拿学位，就得攒够学分，故而选课要多，有了足够的学分，才谈得上做论文，所以在这里拿学位就得做长期准备。至于求学，那就要看自己的需要了。”果然，王钟翰在递交论文时遇到了麻烦，当时哈佛燕京学社主任认为他的论文写法不符合哈佛对论文的要求：“你的学期论文不行，下学期给你半年预备时间，你准备硕士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就回国去吧。”王钟翰不服气：“我已有了燕大的硕士学位，不再需要哈佛的硕士学位。我是来念博士的。”
1948年，留学年限已满，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学得满腹经纶的王钟翰从哈佛返回燕大，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他都生活在美丽的燕园。1952年之后，燕京大学不复存在，王钟翰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学术研究也从清史转向了满族史。
1957年，王钟翰被打成“右派”，理由是“得过司徒雷登的奖学金，对司徒雷登有感情”，这也许是王钟翰与燕京大学最后的一点关联。张宁据《消逝的燕京》陈远 整理
巴金与冰心70年的友情
《收获》杂志近期刊登了98封巴金和冰心之间来往的书信，见证了这两位文学大家70年的深厚友谊。
“得来信和《文丛》，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断在努力，尤为兴奋。萧乾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应该传令嘉奖。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还是多了一点……”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从巴黎写给巴金的信，也是现存最早的冰心写给巴金的信。
1994年1月3日，冰心又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同年5月，巴金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关于巴金和冰心之间友谊的细节，已有无数学者、作家或亲历者撰文详述。
故事的开始，似在1933年。那时，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
冰心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作小弟弟看待。”在冰心眼里，靳以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比较沉默，腼腆而略带忧郁。
但巴金的沉默，冰心懂得。那时，她已读过这位“小弟弟”的一些作品。她记得他经常爱提到一位前辈的名言：“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他还说过：“我似乎生来就带有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得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冰心说：“我知道他曾在一个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
巴金初见冰心时的沉默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见到钦幕已久的“长辈”，难免腼腆。其实，他们的友情早在1922年就已埋下了伏笔。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伴着满园的蝉声读冰心的《繁星》，边读边学写“小诗”。虽然只写了十几二十首，但巴金说，那些“小诗”一直鲜明地印在他的心上，“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前面，而他，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跟上前去”。那个吟着诗走在前面的人，就是冰心。
巴金后来还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弦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了温暖。”
1923年5月，巴金离家赴上海。在经过泸县时，他特地上岸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繁星》带在身旁。
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有这样的默契作为基础，两人初识的一见如故，便自在情理之中。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重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当他得悉冰心经济拮据，连年夜饭都成问题时，便给予了她不少经济上的帮助，这不仅让冰心感激不尽，也让冰心的丈夫吴文藻由衷地感慨：“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是冰心的好友。1938年，冰心举家迁至云南昆明，巴金曾带未婚妻萧珊到冰心家拜访。此后，萧珊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编辑，巴金常“怂恿”妻子向冰心约稿。冰心喜欢萧珊，对她的约稿自然不会敷衍马虎。在冰心看来，“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是不会给萧珊的，她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东西”给萧珊。
慢工出细活，可等稿等得心急的萧珊难保不连续写信催稿。她的信“又热情，又撒娇”，有时甚至调皮地写：“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
1961年11月14日，冰心在给萧珊的回信中写道：“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生活注定不会一直风平浪静。随着“文革”的爆发，巴金与冰心两个人，或者说两家人的亲密交往，曾一度中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才重新恢复。
十几年音书断绝，并没有隔断两个人的友谊。他们始终在心底互念着老友，不知对方是否安好。
1977年3月11日，巴金提起笔，给冰心写了十多年来的第一封信。他写道：“算起来11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到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随后，他们又经常相互写信了。
信中，他们庆幸“重逢”，也谈“十年浩劫”。当听闻“又调皮”“又爱撒娇”的萧珊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冰心更为自己失去朋友、老友失去爱妻而痛心。
1980年4月，巴金和冰心受邀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当年76岁，冰心比他还要年长4岁。访问期间，两位老人曾在一天晚上，天南地北地开怀畅谈至午夜。
日本一别，直到1999年冰心去世，19年中，由于两位老人年事渐高，都已经不住长途旅行，他们只有少数的几次会面，1985年后便不复相见，完全靠书信沟通心灵。
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他曾感慨：“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而冰心则把巴金的信一直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里。
即便从未中断过书信交流，但1985年后，冰心仍总盼着能有机会再见巴金。她曾在给巴金的一封信中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吗？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了！”“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着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
巴金之前曾摔伤过腿，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来身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又在一封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坐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1999年，冰心去世；2005年，巴金去世。这两位文学大家70年的友谊令人感叹不已。
张宁据《小康》罗屿 整理
他说：“在当时的燕大，住着几位美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会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雪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在海淀同和居喝酒——那是当时海淀很有名的一个小吃店，那里最出名的酒就是莲花白，我因为喜欢喝酒就经常到那里去。那一次，我在同和居喝了莲花白之后，还嫌不过瘾，又喝了不少白干，结果喝醉了。出了同和居过马路的时候，我晕晕乎乎地摔倒在马路牙子上了。结果这个情形被那几个美国老太太看到了。那时候，我在燕大上学，除了第一年家里给了一百大洋之外，其他全靠奖学金和寒暑假打工挣的一点钱。从入学一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两次得到学校的奖学金共四百大洋，后来战争爆发，学校也就不再提供奖学金了。那几个老太太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讲述了一番，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听了，知道传话会有夸张之处，没有表态，之后他告诉了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后，打电话到我的宿舍，让我第二天早上到他家里。那天我去了之后，邓先生在桌子上准备了—小杯白干，问我：“‘你昨天喝醉酒了？’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邓先生指了指桌子上的酒说：‘再喝这一杯。’然后解释说，‘在喝醉酒清醒之后一定要再喝一点，压整一下，以后再见了酒就不会害怕。’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他是怎么跟司徒雷登交差的，我并不知道。不过，我喜欢喝酒而且能喝，从此在燕大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燕大，虽然在美国星条旗的保护下，令日本人投鼠忌器，但也并非固若金汤，对燕大存觊觎之心的日本宪兵队时常会到燕大“拜访”。因酒得名的王钟翰，又因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战”，上了当时北京的报纸：
“燕大关闭之前，日本宪兵队总队驻扎在西苑，统管着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总队的队长华田常常到燕大来，名义上是拜访司徒雷登。华田来燕大的时候，只带一两个人，不带侍卫队，枪也是掖在衣服里面的。司徒雷登对于这种拜访，自然不好拒绝，不但不好拒绝，有时到了吃饭的时间，司徒雷登还会清华田在临湖轩吃顿便饭。餐厅在临湖轩的东头，西头则是司徒雷登的卧室，中间有个比较大的客厅。
“秋天的一天，华田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职工比赛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让洪业先生叫我去。我去了之后，华田在他面前摆了10瓶啤酒，并且说不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儿喝！我当时正年轻，心想：打仗我可能打不过你，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结果喝了不到9瓶，华田已经瘫倒在桌子底下了，而我还在那里要喝够10瓶。当时在场的老师们表面上没有显露什么，但心里都很高兴。华田呢，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北京一家报纸还以‘王钟翰怒斗倭寇’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的大卡车闯进了燕大校园，逮捕了很多师生。我虽然也多次参加抗日活动，却没有被逮捕，我想，也许是那个华田觉得见了我很没有面子吧。”王钟翰后来曾说。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手稿简明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社印行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稿。王钟翰的业师洪业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这种大好题目，在洪业做来易如反掌，但他却把王钟翰叫了去，对他说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路。于是，王钟翰就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竟然发现了100多处疑点。他将这些发现整理成文，发表在《大公报》上。
初战告捷，王钟翰“喜不自胜”，于是又呼朋引类，去饭馆喝了一顿大酒。后来他把自己这篇在学术上起步的“第一桶金”拿给另一位他同样尊重的老师邓之诚看，不料却引来“一盆冷水”。邓之诚说文章根本不必写那么长，只要有几条过硬的例证，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体现了两位大师学术思路的不同，但是对于初治清史的王钟翰，他们正如严父慈母之于蹒跚学步的孩童一样，给予了足够的关心。
1946年，王钟翰被燕京大学委派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到美国的他在哈佛碰到了杨联陞，杨联陞问他：“你这次到美国，是来求学，还是来拿学位？”他觉得很奇怪，杨联陞接着说：“要拿学位，就得攒够学分，故而选课要多，有了足够的学分，才谈得上做论文，所以在这里拿学位就得做长期准备。至于求学，那就要看自己的需要了。”果然，王钟翰在递交论文时遇到了麻烦，当时哈佛燕京学社主任认为他的论文写法不符合哈佛对论文的要求：“你的学期论文不行，下学期给你半年预备时间，你准备硕士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就回国去吧。”王钟翰不服气：“我已有了燕大的硕士学位，不再需要哈佛的硕士学位。我是来念博士的。”
1948年，留学年限已满，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学得满腹经纶的王钟翰从哈佛返回燕大，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他都生活在美丽的燕园。1952年之后，燕京大学不复存在，王钟翰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学术研究也从清史转向了满族史。
1957年，王钟翰被打成“右派”，理由是“得过司徒雷登的奖学金，对司徒雷登有感情”，这也许是王钟翰与燕京大学最后的一点关联。张宁据《消逝的燕京》陈远 整理
巴金与冰心70年的友情
《收获》杂志近期刊登了98封巴金和冰心之间来往的书信，见证了这两位文学大家70年的深厚友谊。
“得来信和《文丛》，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断在努力，尤为兴奋。萧乾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应该传令嘉奖。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还是多了一点……”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从巴黎写给巴金的信，也是现存最早的冰心写给巴金的信。
1994年1月3日，冰心又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同年5月，巴金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关于巴金和冰心之间友谊的细节，已有无数学者、作家或亲历者撰文详述。
故事的开始，似在1933年。那时，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
冰心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作小弟弟看待。”在冰心眼里，靳以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比较沉默，腼腆而略带忧郁。
但巴金的沉默，冰心懂得。那时，她已读过这位“小弟弟”的一些作品。她记得他经常爱提到一位前辈的名言：“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他还说过：“我似乎生来就带有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得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冰心说：“我知道他曾在一个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
巴金初见冰心时的沉默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见到钦幕已久的“长辈”，难免腼腆。其实，他们的友情早在1922年就已埋下了伏笔。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伴着满园的蝉声读冰心的《繁星》，边读边学写“小诗”。虽然只写了十几二十首，但巴金说，那些“小诗”一直鲜明地印在他的心上，“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前面，而他，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跟上前去”。那个吟着诗走在前面的人，就是冰心。
巴金后来还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弦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了温暖。”
1923年5月，巴金离家赴上海。在经过泸县时，他特地上岸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繁星》带在身旁。
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有这样的默契作为基础，两人初识的一见如故，便自在情理之中。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重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当他得悉冰心经济拮据，连年夜饭都成问题时，便给予了她不少经济上的帮助，这不仅让冰心感激不尽，也让冰心的丈夫吴文藻由衷地感慨：“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是冰心的好友。1938年，冰心举家迁至云南昆明，巴金曾带未婚妻萧珊到冰心家拜访。此后，萧珊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编辑，巴金常“怂恿”妻子向冰心约稿。冰心喜欢萧珊，对她的约稿自然不会敷衍马虎。在冰心看来，“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是不会给萧珊的，她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东西”给萧珊。
慢工出细活，可等稿等得心急的萧珊难保不连续写信催稿。她的信“又热情，又撒娇”，有时甚至调皮地写：“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
1961年11月14日，冰心在给萧珊的回信中写道：“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生活注定不会一直风平浪静。随着“文革”的爆发，巴金与冰心两个人，或者说两家人的亲密交往，曾一度中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才重新恢复。
十几年音书断绝，并没有隔断两个人的友谊。他们始终在心底互念着老友，不知对方是否安好。
1977年3月11日，巴金提起笔，给冰心写了十多年来的第一封信。他写道：“算起来11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到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随后，他们又经常相互写信了。
信中，他们庆幸“重逢”，也谈“十年浩劫”。当听闻“又调皮”“又爱撒娇”的萧珊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冰心更为自己失去朋友、老友失去爱妻而痛心。
1980年4月，巴金和冰心受邀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当年76岁，冰心比他还要年长4岁。访问期间，两位老人曾在一天晚上，天南地北地开怀畅谈至午夜。
日本一别，直到1999年冰心去世，19年中，由于两位老人年事渐高，都已经不住长途旅行，他们只有少数的几次会面，1985年后便不复相见，完全靠书信沟通心灵。
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他曾感慨：“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而冰心则把巴金的信一直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里。
即便从未中断过书信交流，但1985年后，冰心仍总盼着能有机会再见巴金。她曾在给巴金的一封信中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吗？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了！”“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着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
巴金之前曾摔伤过腿，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来身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又在一封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坐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1999年，冰心去世；2005年，巴金去世。这两位文学大家70年的友谊令人感叹不已。
张宁据《小康》罗屿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