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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资企业密集撤退、港台企业开始逃离珠三角……围绕着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的报道近期不断升温，从而也引致了人们对外企投资中国未来前景的种种猜想。
外资企业主要栖息地的新变局
经济的高速增长、13亿人口的庞大需求、低廉的要素资源……所有这些元素都被专家学者拿来作为分析外企继续看好中国市场的依据。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主要栖息地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却在发生新的变局。
2008新年刚过，南方一主流媒体报道，2007年有超过一万家外企从广东不辞而别。而据广东省外经贸厅的官方报告，2007年广东实际迁走的外商投资企业为244家,计划搬迁的为28家,涉及销售额12.14亿元人民币。
东莞和深圳成为了外企撤离的“重灾区”。 深圳市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深圳共有600多家企业迁走，年产值约170亿元，占全市2007年工业总产值的1.6%；另据东莞市工商行政部门的统计数据，2007年迁出东莞并向工商部门办理了注册地变更手续的企业达到500余家。
港台企业构成了迁移大军的最主要阵容。仅2008年1月，就有60多家台资企业从东莞撤离。而据香港工业总会一份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南方地区外资的撤离风波得到了北方的映照。据悉，截止到今年1月底，已经有103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山东。而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称，目前在华投资韩国企业约2万家，其中有20%出现亏损，预计将有4000余家亏损企业将撤出中国。
前所未有的外资撤离潮招徕了国际舆论的放大性关注。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最新调查指出，由于利润回报差强人意，大约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将在几年后撤离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外资大规模撤离也引起了官方的高度注意。由中国商务部牵头、多个国家部委参与的调研小组多次进驻广东进行调研与协调。韩国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大韩商会等共同成立的“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也在2月份进入青岛和广州等韩资企业，希望有效阻止撤离企业进一步增加。
综合分析，目前撤离的外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为主，集中分布在五金、玩具、服装、制鞋、塑胶等行业。而在搬迁的外企中，92%左右都是合同外资在100～300万元之间的中小企业。除了一小部分转移到国内其他地区之外，相当数量的外企选择了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作为自己新的栖息地。
成本推动的必然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当初外商资本蜂拥到中国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如今中国市场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选择撤离就成为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
——劳动力成本。从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不仅提高了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而且也强制性规定了职工应当享受的福利标准。在华外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其新增成本大约都在50%左右，不仅如此，由于外企集中地区本身就存在着劳动力“短缺”的事实，人力资本的升值预期就更加强烈。
——税收成本。今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新政废止了外资企业享受的优惠税率（平均为13%），而转为与内资企业一样的平均税率（30%左右），由此压缩了外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出口退税由原来的17%下调到了目前的13%，而且今年5月将会再次下调到5%。由于约50%的外资企业的产品返销母公司或者出口海外，出口退税的减少直接削减了其利润所得。
——人民币升值成本。人民币自汇改以来的累计升幅已达13.31%。2007年全年升幅6.9%，而且2008年以来的升幅也已超过了2%。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行情下，许多外企不得不提前以产品涨价来进行对冲，其市场议价能力受到抑制；与此同时，由于出口以美元结算，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也加大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通胀成本。2007年以来，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据统计，与2003年相比，去年外企各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升27.4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仅上升0.8个百分点，这种结果直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扩张成本。一方面，作为原来地方政府吸引外资最核心的武器——土地受到了宏观层面的硬性约束，工业用地由此受到了扼制；另一方面，环保要求、绿色GDP成为考核企业的重要指标。对于那些依靠来料加工的外企而言，扩大再生产可能承受的风险大大增强。
客观地判断，外资撤离中国主要是成本变化从而推动外企从中国撤离的结果，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即向用工成本低、税收优惠和环境标准宽松的地方迁移是必然的规律。对于中国而言，完全没有必要靠牺牲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要素来挽留惟利是图的国外资本，而对于那些继续留在中国的优质外企，要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其次，要区分跨国性转移和跨区性转移。跨国性转移非一国政策所能左右，而对于外企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转移可以通过有效的政策加以引导，这种转移趋势有利于区域经济的重新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再次，要区分适应性转移和扩张性转移。对于外企那种规避成本或者环保标准的适应性转移，宏观政策几乎无法强求，而对于那些将研发环节留在中国但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扩张性转移，政策不仅不应给予限制，相反应当进行适当的鼓励。但是我们应关注，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可能引致产业的空心化，并且还会加大失业流量，因此，对于外资的撤离，宏观政策应当掌握好其演进的节奏与速率。
数量到质量的转换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2007年中国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7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6%。而据商务部的最新统计，仅2008年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就达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09%。不过，在资本进入量增加的同时，外商新设立企业数量却呈减少态势。2007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37888家，同比下降8.69%。今年1月外资新设企业2918家，同比下降13.41%。一增一减的客观数据代表着中国引进利用外资风向的转变，也反映着外企进入中国市场进入调整状态。
资本短缺的中国很长时期内引进外资都是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为筹码，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尽管这种“以市场换资本”的方式让外企纷至沓来并驱动了工业化的扩张，但也让中国深尝了耕地锐减、空气污染等透支未来之苦。基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塑造，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出现了根本性地调整，即从数量为主转向质量为主。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企将不再被鼓励进入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领域。至于，牵涉到重要矿产投资和关系到国家经济安的产业，限制外企进入也是国际惯例，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政策的转向势必引起外企在中国市场的重新调整布局——
第一，产业选择转移到制造业高端环节和创新领域。如电器电子、半导体、计算机设备等将受到外资的青睐，同时，外企对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等投资将大幅增加。
第二，活动重心将从特殊经济区域转移到更广泛的经济地带。即受制于东部沿海要素资源的约束和其他地区商业环境的改良，绝大多数外企将在中国完成自身产业的重新分工——将研发中心留在东部地区，而将生产加工环节辐射到比较成本较低的中西部。
第三，资本进入与扩张以并购方式完成。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80%都是通过并购方式实现的，但目前外国公司在中国每年的并购合同额只有60亿美元左右，大约占中国同期所有外商投资的2.5%。不过，大量的国有企业重组和民营企业的扩张为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和扩充资本提供了充沛的空间，因此，未来外企在中国不再以绿地投资(投资建厂)为主。
显然，完成以上三个主要方面的自我改造和转型并非一般意义的外资所能为。只有那些资本与技术势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才能跟上中国政府的节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引进外资企业数量的减少或者说部分外企撤离正好是政策杠杆和外资选择互动的结果。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按照国际标准估测，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存量大约在2100多亿美元，占全球FDI的比重不到1％。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和人均占有FDI的比重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目前对外企数量需求的减少并不等于中国可以放慢引进外资的脚步。
日益改良的中国机遇
从目前来看，撤出中国的外企最后主要进入到了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不过，外企资本的这种切换方式并不足以说明中国市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与亚洲各国相比，中国的人力资本仍具有比较优势。在工程师等技术人员领域，中国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的平均工资要低于印尼、马来西亚、 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国；在经理级的管理人员层面，中国主要城市的平均工资又大大低于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等地。另一方面，亚洲国家的外资税率平均在30%左右，基本上高于中国或至少跟中国的税率水平一样，而且中国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还保持原来15%的税率。
基于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对中国经济未来成长的良好预期，世界银行在《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5年中国将占到预计流入发展中国家FDI的30%左右。而按照产业转移理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般遵循先制造业后服务业，然后是研发中心的递进过程。目前，外企在中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转入服务业领域，中国市场显露出的投资机遇昭然若揭。
——金融服务业。一方面，伴随着外资对中国银行股权投资上限25%的可能突破，外资参股中国银业的规模将得到空前扩张；与此同时，除了继续开拓城市金融消费市场外，应及时开辟农村市场，我国农村目前有1.2亿农民有贷款需求，而每年资金缺口约为1万亿元人民币，在中国银监会多次降低农村银行准入门槛的前提下，农村市场向外资敞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有66名富豪的资产价值超过10亿美元，有31万户家庭的流动资产超过100万美元，而且到2011年前这个数字将升至60.9万。因此，私人理财业务将成为外资一试身手的的重要阵地。
——旅游服务业。据世界旅游组织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旅游业将持续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同时，资料表明，“十一五”期间，我国对旅游项目的总投资为17834亿元，其中需要外商投资1385亿元。如此庞大的旅游市场，势必对外资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教育服务业。据中国社会调查所公布的“中国居民消费调查 报告”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英语培训市场的市场总值已接近16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年产值；预计到2010年，中国英语培训的市场总值将会达到300亿元。在服务业逐步放松宽投资空间的前提下，教育培训等领域将成为境外风险资本、私人股本竞技的新市场。
——服务贸易业。资料表明，从现在至2010年，包括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和物流运输在内的中国服务贸易业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态势。特别是伴随着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融合，物流供应链越来越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产业，稀缺的物流网络资源将吊起外企的新胃口。
外资企业主要栖息地的新变局
经济的高速增长、13亿人口的庞大需求、低廉的要素资源……所有这些元素都被专家学者拿来作为分析外企继续看好中国市场的依据。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主要栖息地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却在发生新的变局。
2008新年刚过，南方一主流媒体报道，2007年有超过一万家外企从广东不辞而别。而据广东省外经贸厅的官方报告，2007年广东实际迁走的外商投资企业为244家,计划搬迁的为28家,涉及销售额12.14亿元人民币。
东莞和深圳成为了外企撤离的“重灾区”。 深圳市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深圳共有600多家企业迁走，年产值约170亿元，占全市2007年工业总产值的1.6%；另据东莞市工商行政部门的统计数据，2007年迁出东莞并向工商部门办理了注册地变更手续的企业达到500余家。
港台企业构成了迁移大军的最主要阵容。仅2008年1月，就有60多家台资企业从东莞撤离。而据香港工业总会一份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南方地区外资的撤离风波得到了北方的映照。据悉，截止到今年1月底，已经有103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山东。而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称，目前在华投资韩国企业约2万家，其中有20%出现亏损，预计将有4000余家亏损企业将撤出中国。
前所未有的外资撤离潮招徕了国际舆论的放大性关注。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最新调查指出，由于利润回报差强人意，大约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将在几年后撤离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外资大规模撤离也引起了官方的高度注意。由中国商务部牵头、多个国家部委参与的调研小组多次进驻广东进行调研与协调。韩国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大韩商会等共同成立的“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也在2月份进入青岛和广州等韩资企业，希望有效阻止撤离企业进一步增加。
综合分析，目前撤离的外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为主，集中分布在五金、玩具、服装、制鞋、塑胶等行业。而在搬迁的外企中，92%左右都是合同外资在100～300万元之间的中小企业。除了一小部分转移到国内其他地区之外，相当数量的外企选择了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作为自己新的栖息地。
成本推动的必然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当初外商资本蜂拥到中国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如今中国市场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选择撤离就成为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
——劳动力成本。从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不仅提高了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而且也强制性规定了职工应当享受的福利标准。在华外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其新增成本大约都在50%左右，不仅如此，由于外企集中地区本身就存在着劳动力“短缺”的事实，人力资本的升值预期就更加强烈。
——税收成本。今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新政废止了外资企业享受的优惠税率（平均为13%），而转为与内资企业一样的平均税率（30%左右），由此压缩了外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出口退税由原来的17%下调到了目前的13%，而且今年5月将会再次下调到5%。由于约50%的外资企业的产品返销母公司或者出口海外，出口退税的减少直接削减了其利润所得。
——人民币升值成本。人民币自汇改以来的累计升幅已达13.31%。2007年全年升幅6.9%，而且2008年以来的升幅也已超过了2%。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行情下，许多外企不得不提前以产品涨价来进行对冲，其市场议价能力受到抑制；与此同时，由于出口以美元结算，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也加大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通胀成本。2007年以来，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据统计，与2003年相比，去年外企各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升27.4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仅上升0.8个百分点，这种结果直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扩张成本。一方面，作为原来地方政府吸引外资最核心的武器——土地受到了宏观层面的硬性约束，工业用地由此受到了扼制；另一方面，环保要求、绿色GDP成为考核企业的重要指标。对于那些依靠来料加工的外企而言，扩大再生产可能承受的风险大大增强。
客观地判断，外资撤离中国主要是成本变化从而推动外企从中国撤离的结果，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即向用工成本低、税收优惠和环境标准宽松的地方迁移是必然的规律。对于中国而言，完全没有必要靠牺牲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要素来挽留惟利是图的国外资本，而对于那些继续留在中国的优质外企，要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其次，要区分跨国性转移和跨区性转移。跨国性转移非一国政策所能左右，而对于外企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转移可以通过有效的政策加以引导，这种转移趋势有利于区域经济的重新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再次，要区分适应性转移和扩张性转移。对于外企那种规避成本或者环保标准的适应性转移，宏观政策几乎无法强求，而对于那些将研发环节留在中国但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扩张性转移，政策不仅不应给予限制，相反应当进行适当的鼓励。但是我们应关注，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可能引致产业的空心化，并且还会加大失业流量，因此，对于外资的撤离，宏观政策应当掌握好其演进的节奏与速率。
数量到质量的转换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2007年中国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7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6%。而据商务部的最新统计，仅2008年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就达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09%。不过，在资本进入量增加的同时，外商新设立企业数量却呈减少态势。2007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37888家，同比下降8.69%。今年1月外资新设企业2918家，同比下降13.41%。一增一减的客观数据代表着中国引进利用外资风向的转变，也反映着外企进入中国市场进入调整状态。
资本短缺的中国很长时期内引进外资都是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为筹码，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尽管这种“以市场换资本”的方式让外企纷至沓来并驱动了工业化的扩张，但也让中国深尝了耕地锐减、空气污染等透支未来之苦。基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塑造，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出现了根本性地调整，即从数量为主转向质量为主。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企将不再被鼓励进入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领域。至于，牵涉到重要矿产投资和关系到国家经济安的产业，限制外企进入也是国际惯例，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政策的转向势必引起外企在中国市场的重新调整布局——
第一，产业选择转移到制造业高端环节和创新领域。如电器电子、半导体、计算机设备等将受到外资的青睐，同时，外企对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等投资将大幅增加。
第二，活动重心将从特殊经济区域转移到更广泛的经济地带。即受制于东部沿海要素资源的约束和其他地区商业环境的改良，绝大多数外企将在中国完成自身产业的重新分工——将研发中心留在东部地区，而将生产加工环节辐射到比较成本较低的中西部。
第三，资本进入与扩张以并购方式完成。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80%都是通过并购方式实现的，但目前外国公司在中国每年的并购合同额只有60亿美元左右，大约占中国同期所有外商投资的2.5%。不过，大量的国有企业重组和民营企业的扩张为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和扩充资本提供了充沛的空间，因此，未来外企在中国不再以绿地投资(投资建厂)为主。
显然，完成以上三个主要方面的自我改造和转型并非一般意义的外资所能为。只有那些资本与技术势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才能跟上中国政府的节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引进外资企业数量的减少或者说部分外企撤离正好是政策杠杆和外资选择互动的结果。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按照国际标准估测，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存量大约在2100多亿美元，占全球FDI的比重不到1％。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和人均占有FDI的比重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目前对外企数量需求的减少并不等于中国可以放慢引进外资的脚步。
日益改良的中国机遇
从目前来看，撤出中国的外企最后主要进入到了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不过，外企资本的这种切换方式并不足以说明中国市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与亚洲各国相比，中国的人力资本仍具有比较优势。在工程师等技术人员领域，中国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的平均工资要低于印尼、马来西亚、 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国；在经理级的管理人员层面，中国主要城市的平均工资又大大低于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等地。另一方面，亚洲国家的外资税率平均在30%左右，基本上高于中国或至少跟中国的税率水平一样，而且中国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还保持原来15%的税率。
基于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对中国经济未来成长的良好预期，世界银行在《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5年中国将占到预计流入发展中国家FDI的30%左右。而按照产业转移理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般遵循先制造业后服务业，然后是研发中心的递进过程。目前，外企在中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转入服务业领域，中国市场显露出的投资机遇昭然若揭。
——金融服务业。一方面，伴随着外资对中国银行股权投资上限25%的可能突破，外资参股中国银业的规模将得到空前扩张；与此同时，除了继续开拓城市金融消费市场外，应及时开辟农村市场，我国农村目前有1.2亿农民有贷款需求，而每年资金缺口约为1万亿元人民币，在中国银监会多次降低农村银行准入门槛的前提下，农村市场向外资敞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有66名富豪的资产价值超过10亿美元，有31万户家庭的流动资产超过100万美元，而且到2011年前这个数字将升至60.9万。因此，私人理财业务将成为外资一试身手的的重要阵地。
——旅游服务业。据世界旅游组织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旅游业将持续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同时，资料表明，“十一五”期间，我国对旅游项目的总投资为17834亿元，其中需要外商投资1385亿元。如此庞大的旅游市场，势必对外资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教育服务业。据中国社会调查所公布的“中国居民消费调查 报告”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英语培训市场的市场总值已接近16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年产值；预计到2010年，中国英语培训的市场总值将会达到300亿元。在服务业逐步放松宽投资空间的前提下，教育培训等领域将成为境外风险资本、私人股本竞技的新市场。
——服务贸易业。资料表明，从现在至2010年，包括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和物流运输在内的中国服务贸易业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态势。特别是伴随着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融合，物流供应链越来越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产业，稀缺的物流网络资源将吊起外企的新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