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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伴随着《共产党宣言》的横空出世，“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嘹亮的口号响彻欧洲上空，迅速成为指导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激励和鼓舞无数无产者团结一致，为了挣脱剥削压迫的镣铐，为了创造一个光明而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当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席卷至中国大地，一位自称“海军钳工”的工人在《劳动界》第七期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宣言》开篇便以质朴无华的语言再次呐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声音：“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大团体，再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由中国的大团体，再联络他国的大团体，以成世界一大团体。世界团体呀！中国团体呀！我们团体呀！发端就在我们少数工人呢。”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先声！这封《宣言》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十里洋场的浮华惊梦，更像是一缕曙光在灾难深重的中国照亮了无数劳工大众内心的光明坦途！
《一个工人的宣言》的作者名叫李中。
从知识分子到工运先锋
李中，原名李声澥，字印霞，号临月，李中是他到上海后使用的名字。1897年，李中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石牛山清水塘。他的祖辈连续四代以塾师为业，父亲李家鸿继承祖辈家业，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私塾，是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李中从小跟随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下熟读四书五经，深得父亲疼爱，也因能诗会文闻名乡野。
辛亥革命爆发后，进步思想从大城市蔓延至边远的小山冲。受革命思想洗礼，李中剪下辫子，并在内心升腾起一股走出山冲、进城求学的渴望。但拮据的生活扼杀了他的新学梦想，只得辍学在家务农。幸运的是不久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对外招生并且免收学膳费的消息传到了石牛山。得知消息的他赶忙抛下务农工具，邀上同乡黄受松赶到县城报名应考。经过初试和复试，凭借着出众的考试成绩，他顺利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终于了却了长久以来一直向往的新学梦。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师资宏厚、民主开明的学校，素有湖南“第二学府”的美誉。学校里聚集着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一大批优秀教师。入学后，李中埋头苦读，潜心修学，刻苦钻研学校开设的各门课程，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当然，李中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学校里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除了一同考取的蔡和森，他和毛泽东、罗学瓒都是要好的朋友。后来，在这些思想进步的好友们的影响下，他也开始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1915年，湖南当局要增收师范生学杂费，毛泽东等人发起驱逐校长张干的罢课风潮，李中也曾参与此次事件。
由于同学们大都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内心充盈着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平日里，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议论时事，讨论中国未来的出路，到了節假日又把社会当作大课堂，一道徒步游历湖南各地，力求做到周知社会。当时，李中还加入了一师学友会。这个组织的前身叫技能会、自进会，1916年改名为学友会。学友会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长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学友会下设15个部，以前各部部长都是各科教员担任，在毛泽东向学校方面争取后，改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从1915年至1918年，李中曾连续当选学友会文学部图书组组长等职，主要负责图书室的运营维护，是学友会的得力干将。
1917年，学友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开办起工人夜校，招收学校周边工厂里的工人来上课。夜校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3种，所有课程都由夜校教员自编讲义。毛泽东曾认为开办夜校有四层意义：“第一，依据国家现状，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二，欧美的社会普及教育很有成效。国人虽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可作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第四，可借以打破社会和学校分隔的鸿沟。”为此，学友会不少成员都曾响应号召，参与工人夜校的各项工作。当时，工人夜校分为甲、乙两班，李中担任乙班管理者，每周二、四、六，他都坚持到夜校去组织工人学习。这一经历不仅是李中教育工人、改造社会的最初尝试，也使他与劳工大众建立起深厚情谊，为他后来从事工人运动积攒了丰富经验。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完成学业后，李中先是在本校附小执教。没过多久，他跟随数学老师李孝仪离开湖南老家，前往素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滩闯荡，在一家古玩店帮工以求得生计温饱。当时的上海是国内进步思想汇聚的中心，特别是1920年陈独秀落脚上海后，将《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回上海。当时，不少有志爱国青年都曾阅读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中早年因负责图书室，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过大量进步报刊，自然包括《新青年》。他不仅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更为陈独秀的才识思想所折服。来沪后不久，他内心不禁燃起救国热忱，萌生出追随陈独秀投身革命的宏愿。经过多方打听，在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住所后，他主动多次登门拜访，当面请教。陈独秀听闻他的来意后，对他的经历颇为赏识，赠送给他一些新出版的《新青年》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启发他在工厂里面宣传进步思想，领导开展工人运动。
经常出入渔阳里的李中，在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接触中，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理论水平也逐渐提高。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李中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了团组织。随后，在陈独秀面授机宜下，他由一介书生化身为工人运动的先锋。李中深入工厂，组织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积极为《劳动界》组稿、撰稿，通俗地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揭露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声援工人阶级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号召并帮助上海机器工人筹建代表自身利益的上海机器工会。
1921年初，李中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党的一大召开后，李中仍继续领导工人运动，具体负责上海机器工会的各项事务。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李中在爱仁里“克明公司”当会计，期间多次组织工人罢工斗争，军阀政府为此还曾重金悬赏捉拿李中。 在渔阳里时期的工运实践
雄厚的阶级基础是一个政党诞生的必备条件，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就始终以工人阶级作为开展革命斗争的坚强基石。当时，一大批先进知识青年纷纷聚集到陈独秀麾下参与革命活动，不少人还深入工厂一线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李中便是其中之一。在与陈独秀的多次接触后，李中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他果断辞去古玩店的工作，接受陈独秀的委派，改名“李中”进入工厂，一边当钳工，一边广泛联络工人群体。他积极向劳工大众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使得工人阶级逐步变成一股组织坚强有力、政治觉悟较高、蕴含能量巨大的革命依靠力量。为了便于指导开展工人运动，陈独秀还邀请李中到老渔陽里2号同住。
对于李中而言，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并不陌生，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已经积攒了一些实践经验，并与工人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而这一次，他选择的是到海军造船所做工。这是一所晚清时由洋务派官僚曾国藩和李鸿章创建的现代工厂，厂里的工人中来自曾国藩家乡湖南的人数最多。李中便利用同乡的身份优势，广泛结交工友，迅速与工人们打成一片。
在工厂里，李中利用工余时间向工人们宣传进步思想，揭露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以此来唤醒工人们的彻底觉悟。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一份面向工人阶级的进步刊物——《劳动界》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广泛追捧，被誉为“工人们的喉舌”“救工人的明星”。李汉俊曾在《劳动界》首期上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回应创办此刊的初衷，就是“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也就是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焕发出工人阶级的力量来改变自身命运。作为《劳动界》的主要供稿人之一，李中积极撰稿发声，通俗易懂地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报道国内外各地工人运动的开展情况，鼓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改变自身处境而奋力抗争。
1920年9月26日，李中以“海军钳工”的笔名在《劳动界》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文章开篇提出“同声同类的少数工人联合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组成一个工人团体，联合其他工人团体组成中国工人之团体，继而再联合其他国家工人之团体形成世界工人之团体”，以朴实无华的辞藻阐明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当然，李中强调要实现“团体的联合”，首先处于发端的少数工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要清醒地认定工人的地位，认清当前和未来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潮流趋势;第二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工人阶级间的团结联合，改变过去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遭遇，力求自力更生，自己当家作主;第三还要永远葆有对工人运动的热情和信心。
李中在文章中言简意赅地分析了当时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的形势。他认为“到里（了）这个时候，什么昏雾黑霾都要开了，什么地域监牢都要破了，什么阶级束缚都要除了”。因为“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正向着中国奔涌而来。李中紧接着提出“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那么何以能产生“工人的中国”？李中认为，必须要实现工人阶级的联合，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不贯彻联络，就会没有力量”。
李中的《一个工人的宣言》不仅喊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心声和气势，还为工人阶级追求自由和解放拨开迷雾、指引航向，在工人阶级中间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堪称是发出了工人阶级觉醒的先声。这种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联络”的需求在工人阶级中间变得迫切起来。其实，当时的上海滩已经存在着大大小小不下几十个工人团体，但大都是资本家为了笼络、控制、欺骗工人们为其谋利的“招牌工会”。陈独秀曾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因此，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在陈独秀的指导帮助下，李中承担起筹备成立上海机器工会的历史重任，这也将是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一个有别于以往招牌工会，不容资本家厕身其间的，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会。在李中和陈独秀共同起草的工会章程中，可以对上海机器工会成立的目的窥得一二，那就是“以公共的理想，训练德性，发展知识，促进阶级的互助观念;以公共的力量，着实的方法，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减轻痛苦;谋相互的亲睦，互相的扶助事业”。
李中还写信给在沪东杨树浦灯泡厂的工友陈文焕，动员他一同在该厂发起工会组织。当陈文焕收到李中的来信后，立刻在《劳动界》上刊登了一封公开回信给李中。信中，陈文焕对李中筹备发起工会之举表示极力赞成，并提出请求希望能将事先起草好的章程给他一份，以便于在杨树浦开展工人运动。此后，两人经过通信、会面，共同着手筹备机器工会成立的各项事宜，成为上海机器工会的主要发起者。
1920年10月3日下午，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会议由筹备会书记李中担任临时主席，来自海军造船所、杨树浦灯泡厂、厚生铁厂、东洋纱厂、厚生纱厂的工人代表近80人出席会议。会议明确了发起上海机器工会的宗旨就是“谋本会会员底（的）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的）痛苦”，而不是建立与资本家、政客和流氓同流合污的空牌工会，并对工会会员和工作人员提出了‘勿与资本家握手，勿分出同乡畛域，勿与政客流氓握手，绝对的（地）限制非纯粹的机器工人入会，绝对的（地）热心联络’”的要求。发起会还讨论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并决定为了节省开支不召开全体大会，只召开一次成立大会，并以通函形式选举产生理事会，在杨树浦设立事务所负责工会具体事务。会上，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王平、吴溶沧等人作为参观者出席，并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
李中频繁的活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反动当局的关注。《警务报告》记载了密探对李中行踪的记录。如1920年10月26日，“机器工会最近由一湖南学生名李中者组成，临时会址在西门路泰康里四十一号，据说已有一百多人参加了这个组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李中，他继续四处奔走，不断联络工友，扩大工会会员。11月，机器工会的人员规模已经发展至370多人，按照发起会上达成的“会员到一百人以上方开成立大会”的决定，上海机器工会于11月21日在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等社会知名人士到会祝贺，工会会员数百人参加大会，盛况空前。会议仍由李中担任临时主席，并由他向与会者报告了工会筹备的总体情况。会议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决定在杨树浦设立办事机构。后来，为了加强工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出版发行上海机器工会的刊物《机器工人》，在西华德路新永吉里创办英文义务夜校，组织工人们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并发起组织上海劳动总工会，促使各工团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工人群体。 上海机器工会一经成立，便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各行各业也纷纷组织成立起工会团体，如上海印刷工会、沪西纺织工会相继成立。《共产党》月刊曾高度评价它是一个“很有精神、很有色彩”的工会，甚至世界工人劳动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专门致信表示祝贺。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机器工会的筹建成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正式诞生，壮大了上海工人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并将工人运动由宣传教育、组织动员有力推向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斗争的新阶段。
毛澤东的“救命菩萨”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传时，回忆起发生在1919年的一段趣事。那年，毛泽东为了送别新民学会同仁赴法勤工俭学，特地从北京赶往上海。谁料途中，毛泽东却遇到了困难，他回忆说：“1919年初，我从北京去上海。可是，当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就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毛泽东风趣地告诉斯诺：“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也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余钱还足够买—张去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完成了我的旅程。”
毛泽东口中的这位“救命菩萨”正是李中。李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与毛泽东相识，在协助毛泽东组织开展一师学友会工作时，曾结下深厚情谊。两人毕业后各奔前程，一直未曾谋面，却在这次机缘巧合下重逢相遇。当时的李中还在古玩店帮工，经常要替店主去南京浦口等地收购古玩。毛泽东在浦口火车站时，正好遇到了前来收购古玩的李中。李中了解情况后，二话不说借给毛泽东一笔钱，让毛泽东买了双鞋和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李中这一慷慨解囊之举，帮助毛泽东解了燃眉之急。
此后，两人保持着密切联系。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再次见到了这位湖南好友。当得知李中与陈独秀的关系后，毛泽东决定由李中介绍，亲自登门拜访陈独秀。其实，毛泽东与陈独秀相识已久。早前，毛泽东作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曾在杨昌济的推荐下踊跃向杂志投稿。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也曾多次见过陈独秀，旁听过他的课程。1919年当得知陈独秀被捕入狱后，毛泽东还专门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署名文章呼吁营救陈独秀。经李中介绍，毛泽东走进了老渔阳里2号，再一次见到了陈独秀。
在上海期间，李中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流。一次，李中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在江南造船厂开展工人运动的经历，畅谈了自己在工厂做工的体会，还提起李启汉已改名李森，在沪西纱厂做工的事情。李中还曾劝说毛泽东也进入上海工厂从事工人运动。这在毛泽东1920年11月26日致罗学瓒信中也有提及。他写道：“我现在很想作（做）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作（做）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已渐得到每月工钱十二元。他寓居上海法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
从毛泽东的信中不难看出，他对李中的提议是颇为心动的，但为了完成陈独秀交付的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的任务，毛泽东只得匆匆离开上海，赶回湖南长沙。后来，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后，李中仍住在老渔阳里2号。毛泽东、何叔衡作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开会，湖南老乡李达给他们寄了路费，李中则接待他们入住老渔阳里2号。待各地代表到齐后，毛泽东、何叔衡才搬到法租界蒲柏路389号博文女校，借宿在闲置的教室中。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中转移到浙江水产学校避难，却不幸被捕，经各方人士营救才被释放。此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身回到湖南。适逢长沙邮政局招考新生，李中为生计所迫复用原名李声澥报考，被录取为分发报纸的邮工。不到两年，李中选择离开长沙，返回家乡重操家业，从事教育工作。他先是在清水塘和罗忠杰公祠开办私塾，抗战胜利后，又在永丰等处开办“求实补习学校”，并担任双峰中学校长多年，培养出来的学生数以千计，成绩斐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目睹着长期以来心中改造社会的理想变成了现实，李中再一次动念要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就在湖南湘乡解放后的第二天，李中就送三儿子李炳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外，他还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请求重新回归党的组织，继续参与党的工作。毛泽东接连三次回信，并邀请他到北京面谈。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1951年7月9日，李中在赴京途中不幸染病逝世，时年54岁。（题图为位于上海太平桥公园南侧的上海机器工会纪念雕塑）
（责任编辑：钱海峰）
当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席卷至中国大地，一位自称“海军钳工”的工人在《劳动界》第七期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宣言》开篇便以质朴无华的语言再次呐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声音：“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大团体，再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由中国的大团体，再联络他国的大团体，以成世界一大团体。世界团体呀！中国团体呀！我们团体呀！发端就在我们少数工人呢。”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先声！这封《宣言》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十里洋场的浮华惊梦，更像是一缕曙光在灾难深重的中国照亮了无数劳工大众内心的光明坦途！
《一个工人的宣言》的作者名叫李中。
从知识分子到工运先锋
李中，原名李声澥，字印霞，号临月，李中是他到上海后使用的名字。1897年，李中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石牛山清水塘。他的祖辈连续四代以塾师为业，父亲李家鸿继承祖辈家业，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私塾，是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李中从小跟随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下熟读四书五经，深得父亲疼爱，也因能诗会文闻名乡野。
辛亥革命爆发后，进步思想从大城市蔓延至边远的小山冲。受革命思想洗礼，李中剪下辫子，并在内心升腾起一股走出山冲、进城求学的渴望。但拮据的生活扼杀了他的新学梦想，只得辍学在家务农。幸运的是不久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对外招生并且免收学膳费的消息传到了石牛山。得知消息的他赶忙抛下务农工具，邀上同乡黄受松赶到县城报名应考。经过初试和复试，凭借着出众的考试成绩，他顺利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终于了却了长久以来一直向往的新学梦。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师资宏厚、民主开明的学校，素有湖南“第二学府”的美誉。学校里聚集着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一大批优秀教师。入学后，李中埋头苦读，潜心修学，刻苦钻研学校开设的各门课程，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当然，李中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学校里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除了一同考取的蔡和森，他和毛泽东、罗学瓒都是要好的朋友。后来，在这些思想进步的好友们的影响下，他也开始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1915年，湖南当局要增收师范生学杂费，毛泽东等人发起驱逐校长张干的罢课风潮，李中也曾参与此次事件。
由于同学们大都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内心充盈着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平日里，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议论时事，讨论中国未来的出路，到了節假日又把社会当作大课堂，一道徒步游历湖南各地，力求做到周知社会。当时，李中还加入了一师学友会。这个组织的前身叫技能会、自进会，1916年改名为学友会。学友会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长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学友会下设15个部，以前各部部长都是各科教员担任，在毛泽东向学校方面争取后，改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从1915年至1918年，李中曾连续当选学友会文学部图书组组长等职，主要负责图书室的运营维护，是学友会的得力干将。
1917年，学友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开办起工人夜校，招收学校周边工厂里的工人来上课。夜校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3种，所有课程都由夜校教员自编讲义。毛泽东曾认为开办夜校有四层意义：“第一，依据国家现状，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二，欧美的社会普及教育很有成效。国人虽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可作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第四，可借以打破社会和学校分隔的鸿沟。”为此，学友会不少成员都曾响应号召，参与工人夜校的各项工作。当时，工人夜校分为甲、乙两班，李中担任乙班管理者，每周二、四、六，他都坚持到夜校去组织工人学习。这一经历不仅是李中教育工人、改造社会的最初尝试，也使他与劳工大众建立起深厚情谊，为他后来从事工人运动积攒了丰富经验。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完成学业后，李中先是在本校附小执教。没过多久，他跟随数学老师李孝仪离开湖南老家，前往素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滩闯荡，在一家古玩店帮工以求得生计温饱。当时的上海是国内进步思想汇聚的中心，特别是1920年陈独秀落脚上海后，将《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回上海。当时，不少有志爱国青年都曾阅读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中早年因负责图书室，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过大量进步报刊，自然包括《新青年》。他不仅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更为陈独秀的才识思想所折服。来沪后不久，他内心不禁燃起救国热忱，萌生出追随陈独秀投身革命的宏愿。经过多方打听，在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住所后，他主动多次登门拜访，当面请教。陈独秀听闻他的来意后，对他的经历颇为赏识，赠送给他一些新出版的《新青年》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启发他在工厂里面宣传进步思想，领导开展工人运动。
经常出入渔阳里的李中，在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接触中，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理论水平也逐渐提高。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李中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了团组织。随后，在陈独秀面授机宜下，他由一介书生化身为工人运动的先锋。李中深入工厂，组织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积极为《劳动界》组稿、撰稿，通俗地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揭露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声援工人阶级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号召并帮助上海机器工人筹建代表自身利益的上海机器工会。
1921年初，李中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党的一大召开后，李中仍继续领导工人运动，具体负责上海机器工会的各项事务。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李中在爱仁里“克明公司”当会计，期间多次组织工人罢工斗争，军阀政府为此还曾重金悬赏捉拿李中。 在渔阳里时期的工运实践
雄厚的阶级基础是一个政党诞生的必备条件，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就始终以工人阶级作为开展革命斗争的坚强基石。当时，一大批先进知识青年纷纷聚集到陈独秀麾下参与革命活动，不少人还深入工厂一线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李中便是其中之一。在与陈独秀的多次接触后，李中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他果断辞去古玩店的工作，接受陈独秀的委派，改名“李中”进入工厂，一边当钳工，一边广泛联络工人群体。他积极向劳工大众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使得工人阶级逐步变成一股组织坚强有力、政治觉悟较高、蕴含能量巨大的革命依靠力量。为了便于指导开展工人运动，陈独秀还邀请李中到老渔陽里2号同住。
对于李中而言，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并不陌生，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已经积攒了一些实践经验，并与工人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而这一次，他选择的是到海军造船所做工。这是一所晚清时由洋务派官僚曾国藩和李鸿章创建的现代工厂，厂里的工人中来自曾国藩家乡湖南的人数最多。李中便利用同乡的身份优势，广泛结交工友，迅速与工人们打成一片。
在工厂里，李中利用工余时间向工人们宣传进步思想，揭露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以此来唤醒工人们的彻底觉悟。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一份面向工人阶级的进步刊物——《劳动界》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广泛追捧，被誉为“工人们的喉舌”“救工人的明星”。李汉俊曾在《劳动界》首期上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回应创办此刊的初衷，就是“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也就是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焕发出工人阶级的力量来改变自身命运。作为《劳动界》的主要供稿人之一，李中积极撰稿发声，通俗易懂地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报道国内外各地工人运动的开展情况，鼓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改变自身处境而奋力抗争。
1920年9月26日，李中以“海军钳工”的笔名在《劳动界》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文章开篇提出“同声同类的少数工人联合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组成一个工人团体，联合其他工人团体组成中国工人之团体，继而再联合其他国家工人之团体形成世界工人之团体”，以朴实无华的辞藻阐明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当然，李中强调要实现“团体的联合”，首先处于发端的少数工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要清醒地认定工人的地位，认清当前和未来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潮流趋势;第二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工人阶级间的团结联合，改变过去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遭遇，力求自力更生，自己当家作主;第三还要永远葆有对工人运动的热情和信心。
李中在文章中言简意赅地分析了当时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的形势。他认为“到里（了）这个时候，什么昏雾黑霾都要开了，什么地域监牢都要破了，什么阶级束缚都要除了”。因为“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正向着中国奔涌而来。李中紧接着提出“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那么何以能产生“工人的中国”？李中认为，必须要实现工人阶级的联合，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不贯彻联络，就会没有力量”。
李中的《一个工人的宣言》不仅喊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心声和气势，还为工人阶级追求自由和解放拨开迷雾、指引航向，在工人阶级中间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堪称是发出了工人阶级觉醒的先声。这种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联络”的需求在工人阶级中间变得迫切起来。其实，当时的上海滩已经存在着大大小小不下几十个工人团体，但大都是资本家为了笼络、控制、欺骗工人们为其谋利的“招牌工会”。陈独秀曾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因此，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在陈独秀的指导帮助下，李中承担起筹备成立上海机器工会的历史重任，这也将是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一个有别于以往招牌工会，不容资本家厕身其间的，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会。在李中和陈独秀共同起草的工会章程中，可以对上海机器工会成立的目的窥得一二，那就是“以公共的理想，训练德性，发展知识，促进阶级的互助观念;以公共的力量，着实的方法，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减轻痛苦;谋相互的亲睦，互相的扶助事业”。
李中还写信给在沪东杨树浦灯泡厂的工友陈文焕，动员他一同在该厂发起工会组织。当陈文焕收到李中的来信后，立刻在《劳动界》上刊登了一封公开回信给李中。信中，陈文焕对李中筹备发起工会之举表示极力赞成，并提出请求希望能将事先起草好的章程给他一份，以便于在杨树浦开展工人运动。此后，两人经过通信、会面，共同着手筹备机器工会成立的各项事宜，成为上海机器工会的主要发起者。
1920年10月3日下午，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会议由筹备会书记李中担任临时主席，来自海军造船所、杨树浦灯泡厂、厚生铁厂、东洋纱厂、厚生纱厂的工人代表近80人出席会议。会议明确了发起上海机器工会的宗旨就是“谋本会会员底（的）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的）痛苦”，而不是建立与资本家、政客和流氓同流合污的空牌工会，并对工会会员和工作人员提出了‘勿与资本家握手，勿分出同乡畛域，勿与政客流氓握手，绝对的（地）限制非纯粹的机器工人入会，绝对的（地）热心联络’”的要求。发起会还讨论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并决定为了节省开支不召开全体大会，只召开一次成立大会，并以通函形式选举产生理事会，在杨树浦设立事务所负责工会具体事务。会上，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王平、吴溶沧等人作为参观者出席，并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
李中频繁的活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反动当局的关注。《警务报告》记载了密探对李中行踪的记录。如1920年10月26日，“机器工会最近由一湖南学生名李中者组成，临时会址在西门路泰康里四十一号，据说已有一百多人参加了这个组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李中，他继续四处奔走，不断联络工友，扩大工会会员。11月，机器工会的人员规模已经发展至370多人，按照发起会上达成的“会员到一百人以上方开成立大会”的决定，上海机器工会于11月21日在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等社会知名人士到会祝贺，工会会员数百人参加大会，盛况空前。会议仍由李中担任临时主席，并由他向与会者报告了工会筹备的总体情况。会议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决定在杨树浦设立办事机构。后来，为了加强工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出版发行上海机器工会的刊物《机器工人》，在西华德路新永吉里创办英文义务夜校，组织工人们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并发起组织上海劳动总工会，促使各工团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工人群体。 上海机器工会一经成立，便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各行各业也纷纷组织成立起工会团体，如上海印刷工会、沪西纺织工会相继成立。《共产党》月刊曾高度评价它是一个“很有精神、很有色彩”的工会，甚至世界工人劳动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专门致信表示祝贺。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机器工会的筹建成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正式诞生，壮大了上海工人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并将工人运动由宣传教育、组织动员有力推向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斗争的新阶段。
毛澤东的“救命菩萨”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传时，回忆起发生在1919年的一段趣事。那年，毛泽东为了送别新民学会同仁赴法勤工俭学，特地从北京赶往上海。谁料途中，毛泽东却遇到了困难，他回忆说：“1919年初，我从北京去上海。可是，当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就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毛泽东风趣地告诉斯诺：“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也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余钱还足够买—张去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完成了我的旅程。”
毛泽东口中的这位“救命菩萨”正是李中。李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与毛泽东相识，在协助毛泽东组织开展一师学友会工作时，曾结下深厚情谊。两人毕业后各奔前程，一直未曾谋面，却在这次机缘巧合下重逢相遇。当时的李中还在古玩店帮工，经常要替店主去南京浦口等地收购古玩。毛泽东在浦口火车站时，正好遇到了前来收购古玩的李中。李中了解情况后，二话不说借给毛泽东一笔钱，让毛泽东买了双鞋和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李中这一慷慨解囊之举，帮助毛泽东解了燃眉之急。
此后，两人保持着密切联系。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再次见到了这位湖南好友。当得知李中与陈独秀的关系后，毛泽东决定由李中介绍，亲自登门拜访陈独秀。其实，毛泽东与陈独秀相识已久。早前，毛泽东作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曾在杨昌济的推荐下踊跃向杂志投稿。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也曾多次见过陈独秀，旁听过他的课程。1919年当得知陈独秀被捕入狱后，毛泽东还专门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署名文章呼吁营救陈独秀。经李中介绍，毛泽东走进了老渔阳里2号，再一次见到了陈独秀。
在上海期间，李中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流。一次，李中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在江南造船厂开展工人运动的经历，畅谈了自己在工厂做工的体会，还提起李启汉已改名李森，在沪西纱厂做工的事情。李中还曾劝说毛泽东也进入上海工厂从事工人运动。这在毛泽东1920年11月26日致罗学瓒信中也有提及。他写道：“我现在很想作（做）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作（做）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已渐得到每月工钱十二元。他寓居上海法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
从毛泽东的信中不难看出，他对李中的提议是颇为心动的，但为了完成陈独秀交付的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的任务，毛泽东只得匆匆离开上海，赶回湖南长沙。后来，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后，李中仍住在老渔阳里2号。毛泽东、何叔衡作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开会，湖南老乡李达给他们寄了路费，李中则接待他们入住老渔阳里2号。待各地代表到齐后，毛泽东、何叔衡才搬到法租界蒲柏路389号博文女校，借宿在闲置的教室中。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中转移到浙江水产学校避难，却不幸被捕，经各方人士营救才被释放。此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身回到湖南。适逢长沙邮政局招考新生，李中为生计所迫复用原名李声澥报考，被录取为分发报纸的邮工。不到两年，李中选择离开长沙，返回家乡重操家业，从事教育工作。他先是在清水塘和罗忠杰公祠开办私塾，抗战胜利后，又在永丰等处开办“求实补习学校”，并担任双峰中学校长多年，培养出来的学生数以千计，成绩斐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目睹着长期以来心中改造社会的理想变成了现实，李中再一次动念要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就在湖南湘乡解放后的第二天，李中就送三儿子李炳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外，他还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请求重新回归党的组织，继续参与党的工作。毛泽东接连三次回信，并邀请他到北京面谈。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1951年7月9日，李中在赴京途中不幸染病逝世，时年54岁。（题图为位于上海太平桥公园南侧的上海机器工会纪念雕塑）
（责任编辑：钱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