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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泽民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家茅盾（沈雁冰）的弟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就读的沈泽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与挚友张闻天赴日本留学。1921年初回国后，在其兄沈雁冰的介绍下，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鄂豫皖省委书记，1933年不幸因病逝世。
激进青年
1900年，沈泽民出生于浙江桐乡县（今桐乡市）乌镇一个亦商亦医的家庭。20世纪初，清王朝日趋衰败没落，革命风起云涌。地处江南的浙江桐乡文化底蕴深厚、开放程度高。沈家思想开明，倾向科学、崇尚维新、笃信实业救国，胞兄沈雁冰勤奋好学、奋发向上，这些都无形地影响和塑造着沈泽民。1916年，沈泽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虽然遵照父亲遗愿学习工科，但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令沈泽民大开眼界，不少进步和宣传革命的报纸杂志，如《新青年》《申报》《时报》《救国日报》等成为沈泽民的精神食粮和良师益友。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文章深深地鼓舞着沈泽民。沈泽民在吮吸着革命思想的同时，勤于思考，勤于笔耕，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工程科学的兴趣越来越小，对社会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同时以较多精力关注文学、投身文学，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将救国的路径由科学转向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沈泽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南京学生联合会活动。5月9日上午8时，南京6000多名学生在操场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会后游行街市，沿路散发白话传单，高呼口号。5月中旬，南京学界联合会成立，掀起抵制日貨运动。6月上旬，南京开始实行声势浩大的“三罢”（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面对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反动当局惊恐万分，指令学校提前放假，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根据指令提前于6月9日放暑假，但沈泽民、张闻天等学生领袖没有离校，坚守在校内与反动当局作斗争。当江苏督军署得知沈泽民、张闻天等学生领袖还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活动时，“欲逮捕之”，幸亏校长许肇南得知消息，让沈泽民等连夜离开学校，才幸免于难。
革命运动锻炼了沈泽民，也鼓舞了沈泽民。1919年暑假，沈泽民参与创办《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担任编辑工作，并积极撰文。与此同时，他回到家乡，与兄长沈雁冰，同乡萧觉先、王敏台等发起成立“桐乡青年社”，以此为阵地，在青年中宣传革命思想，并出版不定期刊物《新乡人》，发表关注和揭示底层劳苦人民生活疾苦的革命文学作品。7月，沈泽民参与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在李大钊的鼓动下，于11月在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担任《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校勘、编务工作和主要撰稿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播火人
在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中，沈泽民在革命的锻炼中认可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0年下半年，与挚友张闻天一起赴日本留学。1921年初回国后，在沈雁冰的介绍下，他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泽民一方面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致力于翻译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进步刊物发表革命文章，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播火人和布道者。1921年，他参与李达主持的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丛书的编译工作。12月，他翻译列宁的《讨论进行计划书》《论策略书》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22年，他翻译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共产国际文献汇编，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珍贵文本。
1921年3月，沈泽民经恽代英介绍到安徽芜湖五中任教员，同高语罕等进步教员组织了“芜湖学社”，创办了《芜湖》半月刊，改造青年思想，发展革命力量。7月，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大会，同恽代英、高君宇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一起对国家主义分子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1922年5月，他到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团中央第一届中央委员，与施存统、俞秀松、张太雷一起主持首届团中央工作。这次会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被确定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此后，他积极向青年介绍进步报刊和十月革命情况，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沈泽民积极参与创办夜校、女校，在工人和妇女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年春，他从芜湖五中回到上海，与李达、陈独秀、沈雁冰等捐资建立平民女校，启蒙妇女，改造妇女思想。1924年1月，他在上海与邓中夏、瞿秋白在沪西小河渡举办工人夜校，与项英一起建立小河渡工友俱乐部，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他们深入工人了解疾苦，传播革命思想，对推动工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期间，他和瞿秋白等人一起创办《热血日报》，他们密切联系社会各界各阶层，了解各方动态，积极采访，昼夜赶写文章，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出色地发挥了宣传、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25年10月，沈泽民随李立三、蔡和森等一起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沈泽民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会议于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李立三在会上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会议听取中国代表团的报告后，专门作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中特别重视农民问题，认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底（的）基本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决议案对中国农民状况进行切实分析，认为农村的贫困化使农民“变为革命力量底（的）巨大的后备军了”。同时，也分析了中国农民的弱点，认为“中国农民还是散漫的，而他的组织事业还很少有推进。”决议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基本任务便是“向全国农民群众解释，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同盟的基础上组织独立的革命民主政权，才能急剧地改进农民底（的）物质的和政治的地位。”作为翻译的沈泽民，经历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召开的会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都得到了提高和锻炼。 这次会议以后，他们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会后，沈泽民留在了莫斯科，并于1926年暑假后入中山大学学习。沈泽民革命经验丰富，文化理论水平和外语水平高，进校便被编入第七班，该班也称“特别班”“理论班”。这个班里除了沈泽民外，还有邓小平、俞秀松、左权等。沈泽民入校后，学习十分用功，刻苦钻研，“每晚学习必至深夜”，他的勤奋和热情使他在“特别班”里很快就崭露头角。他原本已懂得英文、日文，现在又掌握了俄文，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熟悉，更使他成为“特别班”中的佼佼者。在中山大学，沈泽民既当学生，又当教员（助教），还常常被各种讲演、报告抽去当翻译，多场合的锻炼让他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1927年，沈泽民留任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师。他留校任教后，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仍不放松，孜孜不倦，通宵达旦工作，用所学理论来思索中国革命。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引起了广大革命者的愤怒。中山大学不少中国留学生由愤怒转而失望、迷茫。学生们都迫切希望力推国共合作的联共（布）给予解释。5月13日，斯大林应约来到中山大学作报告。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和女学生沈联春4人轮流替斯大林的讲演做翻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存在隔膜，对不少问题认识不够准确，但他在演讲中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性质与任务，澄清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给学生们带来思想启迪。
1928年，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沈泽民参加了党的六大的会务工作。会议从6月18日至7月11日共开了20多天，通过参加党的六大的工作，他的政治眼界得到进一步开阔。9月，沈泽民和张闻天、王稼祥、郭绍棠一起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在中山大学引起巨大反响，他们被称为“四大教授”。红色教授学院课业繁重，沈泽民一如既往努力学习，刻苦钻研。
在莫斯科的岁月里，沈泽民全身心投入革命理論的学习和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曲折、苏联革命的成功使得以俄为师的概念深入到他的血液里，也促使他更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根据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精心安排，带着《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于1930年10月离开莫斯科，取道法国，回到上海。
鄂豫皖苏区的领导者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沈泽民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党中央向全国各地派遣了中央代表，成立苏区中央代表机关。在接到中央派遣到鄂豫皖苏区的任务后，沈泽民于1931年3月20日左右携妻子张琴秋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动身离沪踏上西去的列车。22日，辗转到达苏区后，沈泽民立刻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工作。次日，他就参加了党中央指定的中共皖西中心县委成员及中心县委所辖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此后，“一天到晚忙于走路和开会，帮助当地的工作”，深入了解苏区的形势和任务。在皖西北，他走访了商城、六安、霍山、霍邱等地，了解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和长江大水灾给鄂豫皖苏区带来的严重饥荒，了解到苏区党委在宣传、组织等方面工作存在的弊端，了解到红军行动受牵制的因素等等。4月，沈泽民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鄂豫皖分局书记。5月，鄂豫皖分局正式成立，沈泽民任委员、常委。1932年1月，沈泽民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
沈泽民着力规范苏区的组织、宣传等方面工作。他亲自传授苏区干部宣传的方法，并替他们编辑一期《火花》创刊号，作为此后编辑党报的范本。他推动鄂豫皖分局就党报问题发布决议，要求各级党部设立党报委员会和党报编辑部，宣传党的政策，还组织读报班等，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将党的影响逐渐扩大到群众中去。
沈泽民下大力气解决由于战争和水灾带来的粮食匮乏问题。他发起粮食运动周，倡导后方苏维埃、党的机关及广大群众节约粮食，扩大种植面积，号召在苏区每一片土地上播种。推动中央分局成立粮食委员会，要求“在粮食委员会领导之下，各乡苏维埃须募集粮食，立即设立粥厂救济没有饭吃的工友、农友，尤其是对于红军家属必须至少担保其每天三顿粥吃，同时应尽可能地用种种方法，应用群众力量帮助红军家属的生活。”
沈泽民提出“坚决武装地方农民群众”，成立地方武装力量。他主张“把多余的枪支武装给当地农民，使之有自卫能力”，以保卫苏区，不受敌人骚扰。这样使得红军的行动不被粮食需要所驱使，不受保卫地方的任务所牵累，能够实行“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一个要点或弱点”的军事策略，能够集中兵力、取得攻势、获取胜利、树立威信、巩固苏区。
至1932年6月，鄂豫皖苏区进入全盛时期，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底成立，并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成功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总兵力达到4.5万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苏区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巩固、扩大，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拥有6座县城，建立了2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红色区域。作为主要领导者之一的沈泽民，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矛盾暂时缓解之后，纠集30多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面对敌人六倍于己的兵力，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战3个月，最终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外，以约20万兵力继续对根据地进行“围剿”，限令在12月15日以前彻底消灭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形势十分危急。
在敌人重兵“围剿”，又不知主力红军行动去向的情况下，沈泽民于11月29日在红安县檀树岗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独立坚持斗争，重建红二十五军。由于沈泽民在会前作了大量工作，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11月30日，新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在檀树岗村南的河滩成立，全军约7000人。红二十五军重建后，初步结束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斗争力量分散和局面混乱的状态，成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
重建初期，以沈泽民为书记的鄂豫皖省委明确提出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红二十五军很快就统一了领导、集中了力量。由于作战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能够灵活地集中兵力，采取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打击孤立、薄弱之敌，红二十五军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但是，鄂豫皖根据地总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敌强我弱、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1933年11月20日，在转战途中，沈泽民吐血不止，最终魂归大别山。1934年春，为了纪念沈泽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定，将由瞿秋白任校长的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1963年春，红安人民举行隆重的迁葬追悼仪式，将沈泽民的遗骨移葬于红安县烈士陵园，董必武亲笔为墓碑题字：“沈泽民同志之墓。”
（责任编辑：钱海峰）
激进青年
1900年，沈泽民出生于浙江桐乡县（今桐乡市）乌镇一个亦商亦医的家庭。20世纪初，清王朝日趋衰败没落，革命风起云涌。地处江南的浙江桐乡文化底蕴深厚、开放程度高。沈家思想开明，倾向科学、崇尚维新、笃信实业救国，胞兄沈雁冰勤奋好学、奋发向上，这些都无形地影响和塑造着沈泽民。1916年，沈泽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虽然遵照父亲遗愿学习工科，但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令沈泽民大开眼界，不少进步和宣传革命的报纸杂志，如《新青年》《申报》《时报》《救国日报》等成为沈泽民的精神食粮和良师益友。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文章深深地鼓舞着沈泽民。沈泽民在吮吸着革命思想的同时，勤于思考，勤于笔耕，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工程科学的兴趣越来越小，对社会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同时以较多精力关注文学、投身文学，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将救国的路径由科学转向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沈泽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南京学生联合会活动。5月9日上午8时，南京6000多名学生在操场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会后游行街市，沿路散发白话传单，高呼口号。5月中旬，南京学界联合会成立，掀起抵制日貨运动。6月上旬，南京开始实行声势浩大的“三罢”（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面对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反动当局惊恐万分，指令学校提前放假，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根据指令提前于6月9日放暑假，但沈泽民、张闻天等学生领袖没有离校，坚守在校内与反动当局作斗争。当江苏督军署得知沈泽民、张闻天等学生领袖还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活动时，“欲逮捕之”，幸亏校长许肇南得知消息，让沈泽民等连夜离开学校，才幸免于难。
革命运动锻炼了沈泽民，也鼓舞了沈泽民。1919年暑假，沈泽民参与创办《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担任编辑工作，并积极撰文。与此同时，他回到家乡，与兄长沈雁冰，同乡萧觉先、王敏台等发起成立“桐乡青年社”，以此为阵地，在青年中宣传革命思想，并出版不定期刊物《新乡人》，发表关注和揭示底层劳苦人民生活疾苦的革命文学作品。7月，沈泽民参与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在李大钊的鼓动下，于11月在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担任《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校勘、编务工作和主要撰稿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播火人
在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中，沈泽民在革命的锻炼中认可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0年下半年，与挚友张闻天一起赴日本留学。1921年初回国后，在沈雁冰的介绍下，他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泽民一方面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致力于翻译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进步刊物发表革命文章，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播火人和布道者。1921年，他参与李达主持的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丛书的编译工作。12月，他翻译列宁的《讨论进行计划书》《论策略书》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22年，他翻译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共产国际文献汇编，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珍贵文本。
1921年3月，沈泽民经恽代英介绍到安徽芜湖五中任教员，同高语罕等进步教员组织了“芜湖学社”，创办了《芜湖》半月刊，改造青年思想，发展革命力量。7月，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大会，同恽代英、高君宇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一起对国家主义分子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1922年5月，他到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团中央第一届中央委员，与施存统、俞秀松、张太雷一起主持首届团中央工作。这次会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被确定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此后，他积极向青年介绍进步报刊和十月革命情况，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沈泽民积极参与创办夜校、女校，在工人和妇女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年春，他从芜湖五中回到上海，与李达、陈独秀、沈雁冰等捐资建立平民女校，启蒙妇女，改造妇女思想。1924年1月，他在上海与邓中夏、瞿秋白在沪西小河渡举办工人夜校，与项英一起建立小河渡工友俱乐部，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他们深入工人了解疾苦，传播革命思想，对推动工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期间，他和瞿秋白等人一起创办《热血日报》，他们密切联系社会各界各阶层，了解各方动态，积极采访，昼夜赶写文章，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出色地发挥了宣传、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25年10月，沈泽民随李立三、蔡和森等一起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沈泽民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会议于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李立三在会上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会议听取中国代表团的报告后，专门作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中特别重视农民问题，认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底（的）基本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决议案对中国农民状况进行切实分析，认为农村的贫困化使农民“变为革命力量底（的）巨大的后备军了”。同时，也分析了中国农民的弱点，认为“中国农民还是散漫的，而他的组织事业还很少有推进。”决议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基本任务便是“向全国农民群众解释，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同盟的基础上组织独立的革命民主政权，才能急剧地改进农民底（的）物质的和政治的地位。”作为翻译的沈泽民，经历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召开的会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都得到了提高和锻炼。 这次会议以后，他们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会后，沈泽民留在了莫斯科，并于1926年暑假后入中山大学学习。沈泽民革命经验丰富，文化理论水平和外语水平高，进校便被编入第七班，该班也称“特别班”“理论班”。这个班里除了沈泽民外，还有邓小平、俞秀松、左权等。沈泽民入校后，学习十分用功，刻苦钻研，“每晚学习必至深夜”，他的勤奋和热情使他在“特别班”里很快就崭露头角。他原本已懂得英文、日文，现在又掌握了俄文，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熟悉，更使他成为“特别班”中的佼佼者。在中山大学，沈泽民既当学生，又当教员（助教），还常常被各种讲演、报告抽去当翻译，多场合的锻炼让他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1927年，沈泽民留任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师。他留校任教后，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仍不放松，孜孜不倦，通宵达旦工作，用所学理论来思索中国革命。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引起了广大革命者的愤怒。中山大学不少中国留学生由愤怒转而失望、迷茫。学生们都迫切希望力推国共合作的联共（布）给予解释。5月13日，斯大林应约来到中山大学作报告。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和女学生沈联春4人轮流替斯大林的讲演做翻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存在隔膜，对不少问题认识不够准确，但他在演讲中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性质与任务，澄清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给学生们带来思想启迪。
1928年，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沈泽民参加了党的六大的会务工作。会议从6月18日至7月11日共开了20多天，通过参加党的六大的工作，他的政治眼界得到进一步开阔。9月，沈泽民和张闻天、王稼祥、郭绍棠一起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在中山大学引起巨大反响，他们被称为“四大教授”。红色教授学院课业繁重，沈泽民一如既往努力学习，刻苦钻研。
在莫斯科的岁月里，沈泽民全身心投入革命理論的学习和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曲折、苏联革命的成功使得以俄为师的概念深入到他的血液里，也促使他更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根据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精心安排，带着《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于1930年10月离开莫斯科，取道法国，回到上海。
鄂豫皖苏区的领导者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沈泽民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党中央向全国各地派遣了中央代表，成立苏区中央代表机关。在接到中央派遣到鄂豫皖苏区的任务后，沈泽民于1931年3月20日左右携妻子张琴秋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动身离沪踏上西去的列车。22日，辗转到达苏区后，沈泽民立刻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工作。次日，他就参加了党中央指定的中共皖西中心县委成员及中心县委所辖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此后，“一天到晚忙于走路和开会，帮助当地的工作”，深入了解苏区的形势和任务。在皖西北，他走访了商城、六安、霍山、霍邱等地，了解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和长江大水灾给鄂豫皖苏区带来的严重饥荒，了解到苏区党委在宣传、组织等方面工作存在的弊端，了解到红军行动受牵制的因素等等。4月，沈泽民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鄂豫皖分局书记。5月，鄂豫皖分局正式成立，沈泽民任委员、常委。1932年1月，沈泽民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
沈泽民着力规范苏区的组织、宣传等方面工作。他亲自传授苏区干部宣传的方法，并替他们编辑一期《火花》创刊号，作为此后编辑党报的范本。他推动鄂豫皖分局就党报问题发布决议，要求各级党部设立党报委员会和党报编辑部，宣传党的政策，还组织读报班等，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将党的影响逐渐扩大到群众中去。
沈泽民下大力气解决由于战争和水灾带来的粮食匮乏问题。他发起粮食运动周，倡导后方苏维埃、党的机关及广大群众节约粮食，扩大种植面积，号召在苏区每一片土地上播种。推动中央分局成立粮食委员会，要求“在粮食委员会领导之下，各乡苏维埃须募集粮食，立即设立粥厂救济没有饭吃的工友、农友，尤其是对于红军家属必须至少担保其每天三顿粥吃，同时应尽可能地用种种方法，应用群众力量帮助红军家属的生活。”
沈泽民提出“坚决武装地方农民群众”，成立地方武装力量。他主张“把多余的枪支武装给当地农民，使之有自卫能力”，以保卫苏区，不受敌人骚扰。这样使得红军的行动不被粮食需要所驱使，不受保卫地方的任务所牵累，能够实行“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一个要点或弱点”的军事策略，能够集中兵力、取得攻势、获取胜利、树立威信、巩固苏区。
至1932年6月，鄂豫皖苏区进入全盛时期，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底成立，并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成功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总兵力达到4.5万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苏区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巩固、扩大，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拥有6座县城，建立了2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红色区域。作为主要领导者之一的沈泽民，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矛盾暂时缓解之后，纠集30多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面对敌人六倍于己的兵力，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战3个月，最终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外，以约20万兵力继续对根据地进行“围剿”，限令在12月15日以前彻底消灭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形势十分危急。
在敌人重兵“围剿”，又不知主力红军行动去向的情况下，沈泽民于11月29日在红安县檀树岗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独立坚持斗争，重建红二十五军。由于沈泽民在会前作了大量工作，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11月30日，新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在檀树岗村南的河滩成立，全军约7000人。红二十五军重建后，初步结束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斗争力量分散和局面混乱的状态，成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
重建初期，以沈泽民为书记的鄂豫皖省委明确提出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红二十五军很快就统一了领导、集中了力量。由于作战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能够灵活地集中兵力，采取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打击孤立、薄弱之敌，红二十五军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但是，鄂豫皖根据地总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敌强我弱、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1933年11月20日，在转战途中，沈泽民吐血不止，最终魂归大别山。1934年春，为了纪念沈泽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定，将由瞿秋白任校长的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1963年春，红安人民举行隆重的迁葬追悼仪式，将沈泽民的遗骨移葬于红安县烈士陵园，董必武亲笔为墓碑题字：“沈泽民同志之墓。”
（责任编辑：钱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