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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者以十足的信心去呈现有血有肉的译文是需要极高的语言功底和人文修养的。本文介绍了杨绛翻译思想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杨绛;翻译思想;启示
【作者简介】冯琳娜（1982-），女，陕西西安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正如谢国先在《人类学翻译批评初编》中所言，“对作者，译者应该怀有必要的敬意，不要曲解他们的思想;对读者，译者应该抱有基本的同情，不要误导他们。”翻译家杨绛（1911～2016）就是这样一名既尊重原作者又尊重译文读者的译者。
杨绛的一生，做过教师，当过校长，写过剧本，编过小说，并著有杂文若干。而经她之手翻译的外文作品，颇受读者欢迎。杨绛著有译作《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作品》等。董衡簨这样评价杨绛的译作，他说：“杨绛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译者，在于她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这一评论说明杨绛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了在忠实于原作基础上的灵活处理，以使译作不仅忠实于原作，且对译文读者而言具有可读性。因此，杨绛自己感慨，“这是一件苦差事。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为此，杨绛总结经验，提出了“翻译度”这一翻译理论。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曾见译者因为把握不稳，怕冒风险，以为里原文愈近愈安全——也就是说翻译度越小越妥;即使译文不通顺，至少是信的。”“死译，硬译，直译，大约都是认为翻译度越小越妥的表现。”可见，杨绛是不主张为了贴近原文的表达而牺牲译文的审美的。在她看来，“翻译度”愈小的译文，可能在字面上与原文“贴的愈近”。可是这么一来，“在意思的表达上就愈来愈远”。因此，杨绛认为，“畅达的译文未必信”而“词不达意的译文必定不信。” ，对于杨绛的这一理论，不少学者给予支持和赞同。罗银胜在《杨绛传》里这样写道：“文学翻译不同于商业合同和法律条文的翻译，后者当然要死扣字义，容不得译者有任何想象和艺术修饰;而文学翻译不仅要求传达原意，还要有文采，更要注重文化解读以求完美地体现原作者的创作思想。” 可见，他赞同杨绛的翻译思想，赞同译者对文字做一些再加工，以期达到更好地展现译文风采的目的。
除了“翻译度”这一翻译理论的提出，杨绛还总结了一套翻译的实践方法。她认为，翻译时，应当以需要翻译的原文的每一个“句子”为翻译的单位，逐句翻译。但是，由于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的差异性，导致“原文的一句，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特别是在进行原文是英文而目标语是汉语的翻译时，由于上文所述的两种语言的差异性，在处理英文的复句时，要进行合适的断句和词组的排列组合，“使这一词组重新组合的断句，读起来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个意思。”从英汉语言差异的角度分析，杨绛的这种翻译方法是有理有据的。汉语的句子结构相对松散，一个句子无论看起来有多么复杂，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说明。如果一个分句说不清的话，就多罗列几个分句，意思最终表达清楚即可。而英语句子结构在语法上要求至少有一个主谓结构（省略句除外）。“假如将这个主谓结构比作一棵树的主干，则句子的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其他的非主干成分则以树叶的面貌附着在主干之上。当然，这些非主干的句子成分，不见得一定以单词或是词组的面貌示人，也有可能是以句子即从句的形式出现。”而且，汉英两种语言的语序和句子重心也有显著的区别。正因为考虑到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杨绛在总结翻译方法时特别强调译者对于这种差异性的灵活把握和应对。这种从语言本身的文法出发考量译法的思想，和美学大师朱光潜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朱光潜认为，“翻译上的错误不外两种，不是上文所说的字义的误解，就是语句的文法组织没有弄清楚。”
译者以十足的信心去呈现有血有肉的译文是需要极高的语言功底和人文修养的。杨绛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译者，和她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翻译家杨绛八岁时便就读于上海启明女校，并在这所教会学校得到了良好的英文启蒙，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院就读于外文系。1935年，杨绛在与钱钟书婚后同赴牛津大学，“也因在这里的旁听和阅读，很好的充实了自己的知识涵养和外语水平”。“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成为一名好的译者，自身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首先要过关。
杨绛的翻译理论对翻译教学的启示意义有以下几点：
第一，翻译教学中强调的基本功应当不仅限于基本的翻译理论和方法的教学，还应当狠抓学生的语言素养。这里所指的语言素养，应当是涵盖了原文的语言和译文的语言这两种语言素养。也就是说，一名合格的译者应当在原文的语言和译文的语言这两种语言上都具备扎实的语言理论功底和良好的语言感受能力即语感。语言理论功底应当包含基本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而语感则表现在对语言文字敏锐的领悟和感受能力。只有在原文的语言和译文的语言这两种语言的语言素养都极高的前提下，译者才有可能在这两种语言的翻译转换中游刃有余。否则不仅译者自己翻译时绞尽脑汁苦不堪言，读者面对的译文也很有可能晦涩难懂，毫无美感可言。因此，笔者以为，要做好的译者，就要向大师学习，像杨绛那样既博览群书又勤于写作，方可提高自身的语言素养，為翻译打下夯实的语言基础。提高语言素养，包括原文和译文的语言素养，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以及写作来实现。
阅读的益处有以下几点：其一，词汇量的积累和巩固。阅读可以不断地碰到和复习所学过的原有词汇，将他们在不同语境下的各种用法巩固起来在阅读中当然亦会遇见不熟识的词汇及用法，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以及原有词汇群来辅助理解这些对陌生的词汇，并且将这些新的词汇“一回生二回熟”地慢慢累积，收入囊中。其二，阅读经典读物可以扩大视野，从文化的层面对语言载体加以熟悉，而文化的渗入本身又能提高语言的学习兴趣。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由于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介绍的重视，学生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的确有所深入。然而，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影响反而薄弱了。特别是在一些大中城市，年轻一族往往疯狂追逐所谓洋节，比如圣诞节、情人节。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做法未免有崇洋媚外之嫌。沈艳蕾等学者一致认为，英语教师给学生推荐的阅读材料应该是中西兼顾的，唯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中国文化失语症，从而增强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其三，英文阅读一定要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脉络，紧跟语言发展步伐，通过时事阅读接触最新的英文表达。像《中国日报》的英文版上就会有许多官方对于一些新生事物的翻译，这些词汇的表达方式甚至已经被国外媒体接纳。阅读这样的内容，可以学习到地道的新生事物的译法。比如，2015年由于二孩政策的放开，诞生了新词“普遍二孩政策”，《中国日报》的英文版对该词的翻译为“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如果不及时进行时事阅读，就无法接触到这些新鲜的表达。
【关键词】杨绛;翻译思想;启示
【作者简介】冯琳娜（1982-），女，陕西西安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正如谢国先在《人类学翻译批评初编》中所言，“对作者，译者应该怀有必要的敬意，不要曲解他们的思想;对读者，译者应该抱有基本的同情，不要误导他们。”翻译家杨绛（1911～2016）就是这样一名既尊重原作者又尊重译文读者的译者。
杨绛的一生，做过教师，当过校长，写过剧本，编过小说，并著有杂文若干。而经她之手翻译的外文作品，颇受读者欢迎。杨绛著有译作《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作品》等。董衡簨这样评价杨绛的译作，他说：“杨绛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译者，在于她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这一评论说明杨绛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了在忠实于原作基础上的灵活处理，以使译作不仅忠实于原作，且对译文读者而言具有可读性。因此，杨绛自己感慨，“这是一件苦差事。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为此，杨绛总结经验，提出了“翻译度”这一翻译理论。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曾见译者因为把握不稳，怕冒风险，以为里原文愈近愈安全——也就是说翻译度越小越妥;即使译文不通顺，至少是信的。”“死译，硬译，直译，大约都是认为翻译度越小越妥的表现。”可见，杨绛是不主张为了贴近原文的表达而牺牲译文的审美的。在她看来，“翻译度”愈小的译文，可能在字面上与原文“贴的愈近”。可是这么一来，“在意思的表达上就愈来愈远”。因此，杨绛认为，“畅达的译文未必信”而“词不达意的译文必定不信。” ，对于杨绛的这一理论，不少学者给予支持和赞同。罗银胜在《杨绛传》里这样写道：“文学翻译不同于商业合同和法律条文的翻译，后者当然要死扣字义，容不得译者有任何想象和艺术修饰;而文学翻译不仅要求传达原意，还要有文采，更要注重文化解读以求完美地体现原作者的创作思想。” 可见，他赞同杨绛的翻译思想，赞同译者对文字做一些再加工，以期达到更好地展现译文风采的目的。
除了“翻译度”这一翻译理论的提出，杨绛还总结了一套翻译的实践方法。她认为，翻译时，应当以需要翻译的原文的每一个“句子”为翻译的单位，逐句翻译。但是，由于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的差异性，导致“原文的一句，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特别是在进行原文是英文而目标语是汉语的翻译时，由于上文所述的两种语言的差异性，在处理英文的复句时，要进行合适的断句和词组的排列组合，“使这一词组重新组合的断句，读起来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个意思。”从英汉语言差异的角度分析，杨绛的这种翻译方法是有理有据的。汉语的句子结构相对松散，一个句子无论看起来有多么复杂，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说明。如果一个分句说不清的话，就多罗列几个分句，意思最终表达清楚即可。而英语句子结构在语法上要求至少有一个主谓结构（省略句除外）。“假如将这个主谓结构比作一棵树的主干，则句子的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其他的非主干成分则以树叶的面貌附着在主干之上。当然，这些非主干的句子成分，不见得一定以单词或是词组的面貌示人，也有可能是以句子即从句的形式出现。”而且，汉英两种语言的语序和句子重心也有显著的区别。正因为考虑到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杨绛在总结翻译方法时特别强调译者对于这种差异性的灵活把握和应对。这种从语言本身的文法出发考量译法的思想，和美学大师朱光潜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朱光潜认为，“翻译上的错误不外两种，不是上文所说的字义的误解，就是语句的文法组织没有弄清楚。”
译者以十足的信心去呈现有血有肉的译文是需要极高的语言功底和人文修养的。杨绛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译者，和她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翻译家杨绛八岁时便就读于上海启明女校，并在这所教会学校得到了良好的英文启蒙，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院就读于外文系。1935年，杨绛在与钱钟书婚后同赴牛津大学，“也因在这里的旁听和阅读，很好的充实了自己的知识涵养和外语水平”。“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成为一名好的译者，自身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首先要过关。
杨绛的翻译理论对翻译教学的启示意义有以下几点：
第一，翻译教学中强调的基本功应当不仅限于基本的翻译理论和方法的教学，还应当狠抓学生的语言素养。这里所指的语言素养，应当是涵盖了原文的语言和译文的语言这两种语言素养。也就是说，一名合格的译者应当在原文的语言和译文的语言这两种语言上都具备扎实的语言理论功底和良好的语言感受能力即语感。语言理论功底应当包含基本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而语感则表现在对语言文字敏锐的领悟和感受能力。只有在原文的语言和译文的语言这两种语言的语言素养都极高的前提下，译者才有可能在这两种语言的翻译转换中游刃有余。否则不仅译者自己翻译时绞尽脑汁苦不堪言，读者面对的译文也很有可能晦涩难懂，毫无美感可言。因此，笔者以为，要做好的译者，就要向大师学习，像杨绛那样既博览群书又勤于写作，方可提高自身的语言素养，為翻译打下夯实的语言基础。提高语言素养，包括原文和译文的语言素养，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以及写作来实现。
阅读的益处有以下几点：其一，词汇量的积累和巩固。阅读可以不断地碰到和复习所学过的原有词汇，将他们在不同语境下的各种用法巩固起来在阅读中当然亦会遇见不熟识的词汇及用法，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以及原有词汇群来辅助理解这些对陌生的词汇，并且将这些新的词汇“一回生二回熟”地慢慢累积，收入囊中。其二，阅读经典读物可以扩大视野，从文化的层面对语言载体加以熟悉，而文化的渗入本身又能提高语言的学习兴趣。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由于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介绍的重视，学生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的确有所深入。然而，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影响反而薄弱了。特别是在一些大中城市，年轻一族往往疯狂追逐所谓洋节，比如圣诞节、情人节。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做法未免有崇洋媚外之嫌。沈艳蕾等学者一致认为，英语教师给学生推荐的阅读材料应该是中西兼顾的，唯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中国文化失语症，从而增强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其三，英文阅读一定要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脉络，紧跟语言发展步伐，通过时事阅读接触最新的英文表达。像《中国日报》的英文版上就会有许多官方对于一些新生事物的翻译，这些词汇的表达方式甚至已经被国外媒体接纳。阅读这样的内容，可以学习到地道的新生事物的译法。比如，2015年由于二孩政策的放开，诞生了新词“普遍二孩政策”，《中国日报》的英文版对该词的翻译为“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如果不及时进行时事阅读，就无法接触到这些新鲜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