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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退出武汉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４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汉口市长吴国桢宣称：“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的人口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
当天下午１６时３０分，武汉金口，一代名舰中山舰在日军飞机轰炸下，“失去动力，在波涛中旋转，向下游漂流，大量江水急剧涌入舱室，随即轰然一声巨响，水柱冲天”。终因负伤过重沉没于金口龙床矶。
同一天，在武汉各机关团体已基本撤离之时，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出版最后一期报纸口授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声称：“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这一天晚上，作为战时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昌飞往湖南衡阳。临行前，蒋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这道“焦土抗战”的命令，使武汉整整燃烧了两天。同时，武汉城内中国守军按计划开始撤离，至１０月２５日夜全部撤离市区。
早在南京沦陷、武汉成为战时的军事政治中心之时，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蒋百里就向中央政府建议，应该立即采取措施疏散武汉人口，并提出具体办法，由汉口市公安局挨户调查人口，将老弱病残者以及在武汉沦陷后能够做敌后工作的人留下来。凡属青年壮丁、妇孺儿童、各校教师学生、机关工作人员一律分配车辆和船只，有计划地分批撤退，运往后方。他的这一计划在当时各自为政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执行得非常缓慢。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和１９３８年１月２日，工矿调整委员会两次在汉召集各纱厂负责人开会，宣布武汉首先西迁纱厂的纱锭不得少于５万锭，计为震寰、裕华纺织厂３万锭，申新纱厂２万锭。纺织染厂类，机器五金工厂类，其他有一定规范的工厂必须全部撤退。
汉阳铁厂和兵工厂已分两批撤出，一批通过长江上游至重庆，另一批则运往湘西。福顺机器厂、张鸿兴机器厂等则迁往常德等处。据统计，从汉口运出经宜昌进入四川的机件、物资共计４５２６０吨（沿途损失未计在内）。
《武汉文史资料》记载，撤退部队和单位把搬不走的设备用炸药销毁。“马路上没有行人，连交通警也不见了，遍地都是瓦砾和杂物，景象分外凄凉。远处长江江面上烟雾迷蒙，隐隐约约似可见挂旭日旗的敌舰在活动。”
宜昌，４０天成功大转移
１０月２４日当天，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便从宜昌起航，船上除了亟待抢运的物资外，还有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亲自护送的几百名免费上船的孤儿难童。正是从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２２艘轮船和８５０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此拉开了帷幕。
峡口之城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１５００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卢作孚一到宜昌，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１０月２４日清晨，亲自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
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４天，返回顺江而下需２天，来回一趟６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３０００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８５０余只，运载轻型物资。
不几日，２０多艘轮船，８５０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
撤退中的抗日浪潮
这段时间，只有１０．５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３万。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据当时报载，１９３８年先后到过宜昌的军政要员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汪精卫等。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到宜昌后即参加抗日演讲。华东及上海等地的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演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陶金、陈波儿等在宜演出抗日救亡剧目；贺绿汀在宜昌哀欧拿中学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刘真、马识途等来宜开展鄂西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也同样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
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４日直到宜昌沦陷前，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１５０余万人，货物１００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１９３９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据当时民生公司所做的统计，包括：兵工署２２厂、２３厂、２４厂、２５厂、金陵兵工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在远离东部地区数千里的西部四川省，工厂和钢铁厂重新组装起来，一些设备厂则隐蔽在山洞里，中小学和大学也向西部转移，到１９３９年秋，在大学注册的人数达４万－－比战前的最后一学年多８０００多人。基本力量和设备得以保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宜昌组织的成功撤退使得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得以保存，政治实体、工业命脉、教育传承以及商业和文化种种事业随之转移到陪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和远东抗战的中心。一大批工厂、大量的机器通过长江水道转移至重庆，为接下来的持久抗日提供了经济支持。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４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汉口市长吴国桢宣称：“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的人口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
当天下午１６时３０分，武汉金口，一代名舰中山舰在日军飞机轰炸下，“失去动力，在波涛中旋转，向下游漂流，大量江水急剧涌入舱室，随即轰然一声巨响，水柱冲天”。终因负伤过重沉没于金口龙床矶。
同一天，在武汉各机关团体已基本撤离之时，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出版最后一期报纸口授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声称：“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这一天晚上，作为战时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昌飞往湖南衡阳。临行前，蒋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这道“焦土抗战”的命令，使武汉整整燃烧了两天。同时，武汉城内中国守军按计划开始撤离，至１０月２５日夜全部撤离市区。
早在南京沦陷、武汉成为战时的军事政治中心之时，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蒋百里就向中央政府建议，应该立即采取措施疏散武汉人口，并提出具体办法，由汉口市公安局挨户调查人口，将老弱病残者以及在武汉沦陷后能够做敌后工作的人留下来。凡属青年壮丁、妇孺儿童、各校教师学生、机关工作人员一律分配车辆和船只，有计划地分批撤退，运往后方。他的这一计划在当时各自为政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执行得非常缓慢。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和１９３８年１月２日，工矿调整委员会两次在汉召集各纱厂负责人开会，宣布武汉首先西迁纱厂的纱锭不得少于５万锭，计为震寰、裕华纺织厂３万锭，申新纱厂２万锭。纺织染厂类，机器五金工厂类，其他有一定规范的工厂必须全部撤退。
汉阳铁厂和兵工厂已分两批撤出，一批通过长江上游至重庆，另一批则运往湘西。福顺机器厂、张鸿兴机器厂等则迁往常德等处。据统计，从汉口运出经宜昌进入四川的机件、物资共计４５２６０吨（沿途损失未计在内）。
《武汉文史资料》记载，撤退部队和单位把搬不走的设备用炸药销毁。“马路上没有行人，连交通警也不见了，遍地都是瓦砾和杂物，景象分外凄凉。远处长江江面上烟雾迷蒙，隐隐约约似可见挂旭日旗的敌舰在活动。”
宜昌，４０天成功大转移
１０月２４日当天，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便从宜昌起航，船上除了亟待抢运的物资外，还有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亲自护送的几百名免费上船的孤儿难童。正是从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２２艘轮船和８５０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此拉开了帷幕。
峡口之城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１５００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卢作孚一到宜昌，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１０月２４日清晨，亲自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
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４天，返回顺江而下需２天，来回一趟６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３０００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８５０余只，运载轻型物资。
不几日，２０多艘轮船，８５０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
撤退中的抗日浪潮
这段时间，只有１０．５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３万。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据当时报载，１９３８年先后到过宜昌的军政要员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汪精卫等。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到宜昌后即参加抗日演讲。华东及上海等地的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演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陶金、陈波儿等在宜演出抗日救亡剧目；贺绿汀在宜昌哀欧拿中学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刘真、马识途等来宜开展鄂西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也同样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
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４日直到宜昌沦陷前，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１５０余万人，货物１００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１９３９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据当时民生公司所做的统计，包括：兵工署２２厂、２３厂、２４厂、２５厂、金陵兵工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在远离东部地区数千里的西部四川省，工厂和钢铁厂重新组装起来，一些设备厂则隐蔽在山洞里，中小学和大学也向西部转移，到１９３９年秋，在大学注册的人数达４万－－比战前的最后一学年多８０００多人。基本力量和设备得以保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宜昌组织的成功撤退使得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得以保存，政治实体、工业命脉、教育传承以及商业和文化种种事业随之转移到陪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和远东抗战的中心。一大批工厂、大量的机器通过长江水道转移至重庆，为接下来的持久抗日提供了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