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越来越觉得，我所处的这个岗位很边缘，能学到的东西有限。
在进入教育培训行业之初，丛鱼和曲音不曾料到，一年之间，这个行业会经历如此的跌宕起伏。“双减政策”（《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前后，教培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要么转型，要么瘦身。网课老师、课程开发部员工、运营成员或早或晚地面临裁员或团队缩减的命运。
我们采访了这个行业里被迫“主动”离职和打算离职的两位员工，他们讲述了各自的亲历见闻以及反思与蜕变。
把课程当消费品来设计
丛鱼：27岁，课程开发岗位，深圳
说起来也很有趣，过去一年里我经历了两次裁员，都是教培行业。
我上上家公司是做AI课程的公司。疫情之后开始裁员，只剩几个维护课程的人。那是2020年11月的事情。
2020年12月，我到了上一家公司，到今年8月14日，又被裁退。整个过程像过山车一样。
这是一家以外教为主的线上教培企业，我在课程开发部，算是比较核心的部门，我们组最开始有80多人。“双减”政策7月底落地，到8月初，部门就陆续裁了20多人，而后每个星期都有人离开。
从8月初开始，公司陆续有警察出现，我们感到氛围有些紧张。虽然公司没出现直接的、公开爆发的争吵，但大家从蛛丝马迹里感受到了各种不寻常：
我们以前是从公司正门坐客梯进入公司。8月开始，正门电梯被关闭，我们只能从小门绕道后面的货梯上楼，而每层楼的门口都有保安坐着，他们会检查确认为公司员工，才允许进入。
有传言说公司的CEO跑到英国去了，部门领导为了让我们安心，特地告诉我们，CEO没跑，还在深圳（公司高层也不允许他跑掉）。但为了避免冲突升级，也让他别来公司。部门领导告诉我们：有一次CEO来公司开会，半路上就被人给堵了。他目前处于较危险的状态，轻易不敢出门。
8月13日，公司高层开会。会议结束后，部门领导跟我们说了公司目前所处的状态、可能会怎么对待员工，也分析了我们可以做出的几个选择。公司要求我们签离职协议，签了之后可以拿到目前还没有发放的这一个半月的月薪，并承诺会给我们半个月的补偿。
8月14日，我和同事到公司时，已经知道当天会有裁员消息出来，所以大家就没有做事，互相闲聊，等待部门领导叫过去。约谈之后，就去人事部门排队办理离职手续。
在等待时，我们听到办公室外面有人吵了起来。我去看时，争吵的人已经被团团围住，不便挤进去，也不确定是因为什么，但场面非常混乱。我们后来猜测，争吵不外乎几种：内部团队自己吵架（不满意公司辞退方式）、购课家长要求退费不成，以及一些线下合作商要求解决方案。
当天是公司一次大规模、突发性的裁员，几乎所有团队都只剩下维持基本运作的人，我们团队甚至只剩下了五六个人。外教老师虽然没有被裁，但因他们是按课时收费，也已经不再安排上课了。
在我离职当天，警察来了三次，争吵在公司不断发生。当我办完离职手续之后，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了，根本不敢多待，唯恐发生什么意外。
回想起来，进入该行业半年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当我们在设计一个课程产品时，我们其实是把它当作消费品来设计，以用户的买单情况来衡量这个产品的好坏，落脚点不是它本身输出的教育价值。我们关注的是阅读率、转化率，关注经济效益，却不关注，它是不是真的帮到了应该帮助的人。
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很没意思，现在刚好有个契机让我能停下来。
虽然没裁员，但我已在骑驴找马
曲音：23岁，运营岗，深圳
我在一家同时做线上和线下教培的头部公司。
7月双减政策发布后，网校团队就开始大幅裁员，只剩下了维持基本运转的人员。而我所在的线下团队，至今还没有开始裁员。但我觉得，总有一天，达摩克利斯之剑会落下来。
政策刚下达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大的压力。在我看来，我所在的这家公司家大业大，我所在的整个事业部也很用心地做教育，用户反馈也很好。何况，只要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不变，学校培优难以实现，教培怎么可能会死？就算死，哪儿轮得到我们？
不过，在经过了2到3轮审查后，我发现，我所在的部门什么都做不了。这时，我的心态才开始崩塌。
我所在的线下运营岗，简单来说，就是把本地的人群，通过线上方式聚拢到流量池（企业微信、微信群）内，在流量池内营销短期和低价课程（如7天期末冲刺等）。家长购买后，学生到线下上课。
在这种工作方式下，我们其实并不会受到政策的直接影响。最初的审查也基本是审查学校资质、老师资质，对我们来说几乎没有影响，但后来审查越来越严，最新的一次审查，开始审查“培训广告”。
按政策要求，“要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理”，主流媒体、新媒体、公共场所、居民区的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都不能刊登和播放校外培训的广告，对夸大培训效果、制造焦虑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实际上，在这个行业里想要做私域流量、促进购买，广告是避不开的一环。而广告要吸引人購买，也必然需要更好地展现优势和可能给学生带来的裨益，这也是我们最主要做的事：给家长们展现我们的优势。但这些行为涉不涉及“夸大”“焦虑”，其实是很难判断的。在风声正紧的情况下，不碰才是稳妥的。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用户群还是在运营，但不再涉及新课，也不再涉及新的运营活动，只做家长的答疑或退款。公众号会定期发布内容，但只发布不痛不痒、不触红线的内容，所有的运营动作，都深谙一个“稳”字。
其实，我们很多同事现在已经在骑驴找马，寻找新的工作了。大家都知道这种状态不可能持久。而在经历了之前那波心态炸裂之后，慢慢地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越来越觉得，我所处的这个岗位很边缘，能学到的东西有限。
论玩法，我们比不过线上，他们能直接触达全国用户。论对家长的影响力，我们比不过老师。所以，我所在的岗位变得特别鸡肋。而且我也逐渐发现，运营的天花板是比较容易触达的，现在靠运营已经挣不了多少钱了，我想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能挣更多钱的工作，比如销售。
摘编自“界面新闻”2021年9月1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在进入教育培训行业之初，丛鱼和曲音不曾料到，一年之间，这个行业会经历如此的跌宕起伏。“双减政策”（《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前后，教培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要么转型，要么瘦身。网课老师、课程开发部员工、运营成员或早或晚地面临裁员或团队缩减的命运。
我们采访了这个行业里被迫“主动”离职和打算离职的两位员工，他们讲述了各自的亲历见闻以及反思与蜕变。
把课程当消费品来设计
丛鱼：27岁，课程开发岗位，深圳
说起来也很有趣，过去一年里我经历了两次裁员，都是教培行业。
我上上家公司是做AI课程的公司。疫情之后开始裁员，只剩几个维护课程的人。那是2020年11月的事情。
2020年12月，我到了上一家公司，到今年8月14日，又被裁退。整个过程像过山车一样。
这是一家以外教为主的线上教培企业，我在课程开发部，算是比较核心的部门，我们组最开始有80多人。“双减”政策7月底落地，到8月初，部门就陆续裁了20多人，而后每个星期都有人离开。
从8月初开始，公司陆续有警察出现，我们感到氛围有些紧张。虽然公司没出现直接的、公开爆发的争吵，但大家从蛛丝马迹里感受到了各种不寻常：
我们以前是从公司正门坐客梯进入公司。8月开始，正门电梯被关闭，我们只能从小门绕道后面的货梯上楼，而每层楼的门口都有保安坐着，他们会检查确认为公司员工，才允许进入。
有传言说公司的CEO跑到英国去了，部门领导为了让我们安心，特地告诉我们，CEO没跑，还在深圳（公司高层也不允许他跑掉）。但为了避免冲突升级，也让他别来公司。部门领导告诉我们：有一次CEO来公司开会，半路上就被人给堵了。他目前处于较危险的状态，轻易不敢出门。
8月13日，公司高层开会。会议结束后，部门领导跟我们说了公司目前所处的状态、可能会怎么对待员工，也分析了我们可以做出的几个选择。公司要求我们签离职协议，签了之后可以拿到目前还没有发放的这一个半月的月薪，并承诺会给我们半个月的补偿。
8月14日，我和同事到公司时，已经知道当天会有裁员消息出来，所以大家就没有做事，互相闲聊，等待部门领导叫过去。约谈之后，就去人事部门排队办理离职手续。
在等待时，我们听到办公室外面有人吵了起来。我去看时，争吵的人已经被团团围住，不便挤进去，也不确定是因为什么，但场面非常混乱。我们后来猜测，争吵不外乎几种：内部团队自己吵架（不满意公司辞退方式）、购课家长要求退费不成，以及一些线下合作商要求解决方案。
当天是公司一次大规模、突发性的裁员，几乎所有团队都只剩下维持基本运作的人，我们团队甚至只剩下了五六个人。外教老师虽然没有被裁，但因他们是按课时收费，也已经不再安排上课了。
在我离职当天，警察来了三次，争吵在公司不断发生。当我办完离职手续之后，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了，根本不敢多待，唯恐发生什么意外。
回想起来，进入该行业半年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当我们在设计一个课程产品时，我们其实是把它当作消费品来设计，以用户的买单情况来衡量这个产品的好坏，落脚点不是它本身输出的教育价值。我们关注的是阅读率、转化率，关注经济效益，却不关注，它是不是真的帮到了应该帮助的人。
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很没意思，现在刚好有个契机让我能停下来。
虽然没裁员，但我已在骑驴找马
曲音：23岁，运营岗，深圳
我在一家同时做线上和线下教培的头部公司。
7月双减政策发布后，网校团队就开始大幅裁员，只剩下了维持基本运转的人员。而我所在的线下团队，至今还没有开始裁员。但我觉得，总有一天，达摩克利斯之剑会落下来。
政策刚下达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大的压力。在我看来，我所在的这家公司家大业大，我所在的整个事业部也很用心地做教育，用户反馈也很好。何况，只要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不变，学校培优难以实现，教培怎么可能会死？就算死，哪儿轮得到我们？
不过，在经过了2到3轮审查后，我发现，我所在的部门什么都做不了。这时，我的心态才开始崩塌。
我所在的线下运营岗，简单来说，就是把本地的人群，通过线上方式聚拢到流量池（企业微信、微信群）内，在流量池内营销短期和低价课程（如7天期末冲刺等）。家长购买后，学生到线下上课。
在这种工作方式下，我们其实并不会受到政策的直接影响。最初的审查也基本是审查学校资质、老师资质，对我们来说几乎没有影响，但后来审查越来越严，最新的一次审查，开始审查“培训广告”。
按政策要求，“要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理”，主流媒体、新媒体、公共场所、居民区的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都不能刊登和播放校外培训的广告，对夸大培训效果、制造焦虑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实际上，在这个行业里想要做私域流量、促进购买，广告是避不开的一环。而广告要吸引人購买，也必然需要更好地展现优势和可能给学生带来的裨益，这也是我们最主要做的事：给家长们展现我们的优势。但这些行为涉不涉及“夸大”“焦虑”，其实是很难判断的。在风声正紧的情况下，不碰才是稳妥的。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用户群还是在运营，但不再涉及新课，也不再涉及新的运营活动，只做家长的答疑或退款。公众号会定期发布内容，但只发布不痛不痒、不触红线的内容，所有的运营动作，都深谙一个“稳”字。
其实，我们很多同事现在已经在骑驴找马，寻找新的工作了。大家都知道这种状态不可能持久。而在经历了之前那波心态炸裂之后，慢慢地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越来越觉得，我所处的这个岗位很边缘，能学到的东西有限。
论玩法，我们比不过线上，他们能直接触达全国用户。论对家长的影响力，我们比不过老师。所以，我所在的岗位变得特别鸡肋。而且我也逐渐发现，运营的天花板是比较容易触达的，现在靠运营已经挣不了多少钱了，我想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能挣更多钱的工作，比如销售。
摘编自“界面新闻”2021年9月1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