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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活动在大漠南北，广义分为匈奴、突厥、东胡、肃慎、西域各族五个系统，狭义分为匈奴、突厥、东胡三个系统。其中匈奴、突厥、鲜卑等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已经消亡，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体制以三分制为特点，经济主要为畜牧业。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先于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了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促进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融合，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草原丝绸之路研究在十几年前还是理论界的空白，如今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正在成为热点问题。
【关键词】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古代民族系统；草原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45-03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丛书》分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匈奴史》、《突厥与回纥史》、《东胡史》、五册。作者为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林干教授从事北方少数民族研究达50年之久，如今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他的《匈奴通史》、《东胡史》、《突厥史》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1999年林干应特邀赴布达佩斯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关于匈奴西迁和匈牙利族源问题的考证及观点”的演讲，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关注，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其著作资料详尽，论述精湛，观点独特，在国内外史学界享誉甚高，有的还被译成蒙古文、维吾尔文、韩文出版。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一书中，林干教授提出了中国古代民族的五个系统与三个系统的划分，他认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从广义上应包括匈奴系统、突厥系统、东胡系统、肃慎系统、西域各族。从狭义上则包括匈奴、突厥、东胡三大系统。书中在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做了回顾与展望的同时，还针对研究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和亲”问题、族源问题等阐述了较为全面的学术看法。书中附有可供参考的示意图8张。这是一部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上述问题的著作，代表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理论和学术观点。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中作者对于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长期的主要活动范围做了概括，即大漠南北。大漠南北疆土辽阔，北界西伯利亚，西接阿尔泰山，东连大兴安岭，南逾阴山，大体上包括清朝初年以来所称的内、外蒙古。在内外蒙古之间，横亘着一片大戈壁，故史书上称这个区域为大漠南北，或者分别称为漠北、漠南。作者认为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经常迁徙流动，居住分散，政权组织也比较简单分散，大漠南北得到统一后，虽然名义上有了大体的行政划分，各行政划分内部仍然按照氏族部落的组织聚居和管理。因此，对于大漠南北的历史地理沿革，除了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受中原中央王朝管辖者外，它的行政区划不能按照中原中央王朝行政区域的标准去理解。此外，林干教授在书中论证了匈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民族。匈奴发源于阴山，后来发生分裂和分化，有的入塞与汉人杂居，逐渐与汉人融合；也有加入了鲜卑，随后鲜卑化，还有的柔然化了。据林干教授考证，西迁的匈奴只占了匈奴人口的十三分之一，匈奴的主体都在留在了国内，因此匈奴始终没有脱离国内民族的范围和性质。此番论证驳斥了“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有利于消除民族分裂主义的借口，加强民族统一。与此同时，作者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中对此问题也有进一步的阐述。即作者通过证明匈奴人不是突厥人和维吾尔人的祖先，驳斥了“泛突厥主义”的理论。泛突厥理论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匈奴人后裔的突厥人和维吾尔人，也应该继承和恢复匈奴单于国的独立大业，重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种观点为“新疆地区一贯独立论”者和泛突厥主义者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然而根据作者考证，汉文史书及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中记载，突厥与铁勒同族，铁勒在汉代称为丁零。丁零在南北朝时期被称为敕勒（亦名高车），至隋代时期始称铁勒。突厥是铁勒所包含的众多的部落之一。匈奴虽然是突厥种，但是在战国秦汉时期，自始即与丁零各成一族，因此匈奴不是突厥族的族源，而只是突厥系统中的一个别支。在突厥文《厥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都有记载：“九姓回纥，吾之同族也”回纥与突厥同族，所以不可能与匈奴同族。根据《新唐书·回鹘传》中记载回纥的祖先出自南北朝时期高车六氏之一的袁纥。回纥又是现代维吾尔族的祖先，因此匈奴人也不是维吾尔人的祖先，这就在理论上有力的反驳了新疆地区一贯“独立论”者和泛突厥主义者所谓的“依据”。民族理论的研究看似枯燥或者烦琐，然而却在事实上为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方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只有民族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与完善才能彻底消解民族分裂势力混淆视听的理论的影响。
林干教授在《匈奴史》、《突厥与回纥史》、《东胡史》、中对三大民族系统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认为这三大族系的上层建筑即政治体制是三分制。比如匈奴建立的庞大的奴隶制国家——单于国。匈奴国家政权机构分为单于庭和左贤王、右贤王管理国家。突厥则是分为可汗，可汗之下有突利和达头分管东西二部分。蒙古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之间，就把各部分为“左手万户”、“右手万户”和“中军万户”，在蒙古汗国建立之后又将这种军事编制演变为统治地区的行政区域。作者认为产生三分制政治体制是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这种特点和规律是由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三大族系的政权组织都是建筑在分散流动的游牧经济之上，这是出现三分制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紧密联系的经济作基础，所以不可能出现巩固的上层建筑，更不能形成类似中原封建王朝那样的中央集权制。因此三大族系的国家形式比较脆弱和松散。当最高首领立足以控制全局时，政局便比较稳定；一但最高首领死亡或者力量不足以控制全局时，政权便容易趋于瓦解。
在经济结构上，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中原农业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这种原始社会末期以来产生的畜牧业和农业的社会分工使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必须进行大宗商品的交换。因此形成了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朝贡、互市和战争。一般情况下，北方草原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商品交换通过朝贡和互市来实现。但是，中原地区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出于自身的局限并不能长期维持朝贡和互市，而中原地区的粮食和生活用品是北方草原地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旦通过和平的方式不能取得，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就会通过战争强行获得中原地区的物资和人力。古代北方草原地区和中原地区进行物资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草原地区和中原地区物质、文化交流畅通的时代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畅通兴盛的时代，反之如果交流阻塞，则引发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战争，从而使草原丝绸之路凋敝。 作者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进行了考证，认为历史上的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匈奴人从中原走向漠北及从漠北走向西域、中亚和欧洲的路线。第二条是突厥在大漠南北及西域、中亚的交通网络。第三条是契丹耶律大石西行的路线。第四条是蒙元时期大漠南北的驿道。作者成书的时间是90年代末2000年初，当时学界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各方面问题普遍缺乏关注。在此期间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有，卢明辉：《“草原丝绸之路”一亚欧大陆草原通道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3年03期；卢明辉：《13世纪以后亚欧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与蒙古游牧文化的变迁》，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7年06期。2000年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逐渐趋热，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的出台，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即将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现阶段草原丝绸之路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草原丝绸之路”问题本身的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研究、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如何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
对“草原丝绸之路”问题本身进一步研究的有：洪用斌：《草原丝绸之路概述》，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王大方：《论草原丝绸之路》，前沿，2005年第9期；潘照东、刘俊宝：《草原丝绸之路探析》，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石云涛：《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09期；梅园：《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和历史作用》，内蒙古日报（汉），2015年8月28日第10版；张景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四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等。这些研究进一步明确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历史中的作用，解决了草原丝绸之路“是什么”的问题。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研究有：盖山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丝绸之路草原文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马永真：《草原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地位与作用》，内蒙古日报（汉），2015年8月28日第10版；钟昌斌：《草原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形成发展中的作用》，实践（思想理论版），2015年10期；杨建华、邵会秋：《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包来军：《让草原丝绸之路纪录片推动草原文化的传播》，数字传媒研究，2015年04期等，这些文章从文化上阐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精神。
关于草原丝绸之路考古的研究有，《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五辑）收录的内蒙古钱币学会草原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宋阳：《草原丝绸之路兴盛时期中西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辽上京、元上都及其周边发现为例》，沧桑，2013年第4期；张景明：《从明清金银器看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等，为草原丝绸之路历史上的繁华兴盛做了有力的佐证。
关于如何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有，李加洞：《构筑丝绸之路右翼—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可行性分析与内蒙古的路径选择》，前沿，2015年第3期；马永真：《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若干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6期；华倩：《“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研究》，国际展望，2015年06期；孙永：《论草原丝绸之路的复兴》，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7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希光：《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与丝绸之路文化复兴》，当代传播，2015年06期；王友文、李敏：《中哈两国丝绸之路旅游合作模式探析——以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草原丝绸之路旅游合作为视角》，西部學刊，2015年10期等，这些文章对当下如何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做了探究。
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和平友谊之路。而草原丝绸之路是三条通道中最早开辟的道路，它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驿道，也是商旅的商道。草原丝绸之路既促进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的交流，也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往来。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特别值得当下去发现、发扬。草原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历史见证。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和平与友善，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中华文明内在的优秀品格充分展现出来，将会更加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而且在处理邻国关系、以及推进全球的战略布局的过程中，将会使得友邦感受到更多的友善，减少猜忌，减小合作的阻力。当下草原丝绸之路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构建“新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北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承载着连接中国北疆以及与中国北部、西部邻近国家的战略作用。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要贯彻国家的战略方针，比如说“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段是亚欧大通道的重要平台和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容纳的重要内容。“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西段效应也很明显，它是“沙漠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它以呼和浩特、包头、临河为重要连接点，将宁夏、青海、甘肃与新疆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成为经典的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和蒙古是中国北部邻居，内蒙古可以通过满洲里和二连浩特两个铁路节点与俄罗斯和蒙古的铁路网进行对接，形成连接中国内地和俄罗斯、蒙古及欧洲腹地的重要节点。①基于这样的路线规划，形成中国与西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区域，推动西部乃至中国的发展。
蓝图的设计要建立在对历史上形成的古草原丝绸之路的必要研究之上，把主要承担商业贸易功能的古丝绸之路，逐步变为基于新丝绸之路上的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经济带。目前的有关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行性分析和建设性方案，但是从整体上讲，这个问题的还待继续深入。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国内的多个省区以及国外多国，因此推进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需要国家的统一规划以及地区间协调，需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区位优势。也需要完善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际区域间合作机制。
本书的启发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要注意北方民族问题。“新草原丝绸之路”覆盖及辐射的区域主要为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即内蒙古以及连接新疆传统丝绸之路必经的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多数与三大族系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比如说蒙古族、达斡尔、东乡族、土族、保安族等民族是东胡的后裔，裕固族、撒拉族等民族是突厥的后裔，满族是肃慎的后裔。了解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从而在推动“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更好的处理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林干教授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北方民族三大系统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并且考证了古丝绸之路的路线，探索了古代草原交通（在此之前，由于缺乏对于草原地区历史地理的探索，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呈现空白）。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对于研究北方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北方边疆问题、北方少数民族民俗风情都有一定的价值。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以及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如何处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可能遇到的民族问题有重要参考作用。
注释：
①大陆桥网[DB.OL].“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定位.http：//www.landbridgenet.com/wenku/2014-11-13/15751.html.
【关键词】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古代民族系统；草原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45-03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丛书》分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匈奴史》、《突厥与回纥史》、《东胡史》、五册。作者为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林干教授从事北方少数民族研究达50年之久，如今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他的《匈奴通史》、《东胡史》、《突厥史》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1999年林干应特邀赴布达佩斯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关于匈奴西迁和匈牙利族源问题的考证及观点”的演讲，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关注，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其著作资料详尽，论述精湛，观点独特，在国内外史学界享誉甚高，有的还被译成蒙古文、维吾尔文、韩文出版。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一书中，林干教授提出了中国古代民族的五个系统与三个系统的划分，他认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从广义上应包括匈奴系统、突厥系统、东胡系统、肃慎系统、西域各族。从狭义上则包括匈奴、突厥、东胡三大系统。书中在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做了回顾与展望的同时，还针对研究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和亲”问题、族源问题等阐述了较为全面的学术看法。书中附有可供参考的示意图8张。这是一部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上述问题的著作，代表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理论和学术观点。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中作者对于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长期的主要活动范围做了概括，即大漠南北。大漠南北疆土辽阔，北界西伯利亚，西接阿尔泰山，东连大兴安岭，南逾阴山，大体上包括清朝初年以来所称的内、外蒙古。在内外蒙古之间，横亘着一片大戈壁，故史书上称这个区域为大漠南北，或者分别称为漠北、漠南。作者认为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经常迁徙流动，居住分散，政权组织也比较简单分散，大漠南北得到统一后，虽然名义上有了大体的行政划分，各行政划分内部仍然按照氏族部落的组织聚居和管理。因此，对于大漠南北的历史地理沿革，除了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受中原中央王朝管辖者外，它的行政区划不能按照中原中央王朝行政区域的标准去理解。此外，林干教授在书中论证了匈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民族。匈奴发源于阴山，后来发生分裂和分化，有的入塞与汉人杂居，逐渐与汉人融合；也有加入了鲜卑，随后鲜卑化，还有的柔然化了。据林干教授考证，西迁的匈奴只占了匈奴人口的十三分之一，匈奴的主体都在留在了国内，因此匈奴始终没有脱离国内民族的范围和性质。此番论证驳斥了“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有利于消除民族分裂主义的借口，加强民族统一。与此同时，作者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中对此问题也有进一步的阐述。即作者通过证明匈奴人不是突厥人和维吾尔人的祖先，驳斥了“泛突厥主义”的理论。泛突厥理论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匈奴人后裔的突厥人和维吾尔人，也应该继承和恢复匈奴单于国的独立大业，重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种观点为“新疆地区一贯独立论”者和泛突厥主义者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然而根据作者考证，汉文史书及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中记载，突厥与铁勒同族，铁勒在汉代称为丁零。丁零在南北朝时期被称为敕勒（亦名高车），至隋代时期始称铁勒。突厥是铁勒所包含的众多的部落之一。匈奴虽然是突厥种，但是在战国秦汉时期，自始即与丁零各成一族，因此匈奴不是突厥族的族源，而只是突厥系统中的一个别支。在突厥文《厥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都有记载：“九姓回纥，吾之同族也”回纥与突厥同族，所以不可能与匈奴同族。根据《新唐书·回鹘传》中记载回纥的祖先出自南北朝时期高车六氏之一的袁纥。回纥又是现代维吾尔族的祖先，因此匈奴人也不是维吾尔人的祖先，这就在理论上有力的反驳了新疆地区一贯“独立论”者和泛突厥主义者所谓的“依据”。民族理论的研究看似枯燥或者烦琐，然而却在事实上为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方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只有民族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与完善才能彻底消解民族分裂势力混淆视听的理论的影响。
林干教授在《匈奴史》、《突厥与回纥史》、《东胡史》、中对三大民族系统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认为这三大族系的上层建筑即政治体制是三分制。比如匈奴建立的庞大的奴隶制国家——单于国。匈奴国家政权机构分为单于庭和左贤王、右贤王管理国家。突厥则是分为可汗，可汗之下有突利和达头分管东西二部分。蒙古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之间，就把各部分为“左手万户”、“右手万户”和“中军万户”，在蒙古汗国建立之后又将这种军事编制演变为统治地区的行政区域。作者认为产生三分制政治体制是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这种特点和规律是由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三大族系的政权组织都是建筑在分散流动的游牧经济之上，这是出现三分制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紧密联系的经济作基础，所以不可能出现巩固的上层建筑，更不能形成类似中原封建王朝那样的中央集权制。因此三大族系的国家形式比较脆弱和松散。当最高首领立足以控制全局时，政局便比较稳定；一但最高首领死亡或者力量不足以控制全局时，政权便容易趋于瓦解。
在经济结构上，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中原农业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这种原始社会末期以来产生的畜牧业和农业的社会分工使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必须进行大宗商品的交换。因此形成了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朝贡、互市和战争。一般情况下，北方草原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商品交换通过朝贡和互市来实现。但是，中原地区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出于自身的局限并不能长期维持朝贡和互市，而中原地区的粮食和生活用品是北方草原地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旦通过和平的方式不能取得，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就会通过战争强行获得中原地区的物资和人力。古代北方草原地区和中原地区进行物资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草原地区和中原地区物质、文化交流畅通的时代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畅通兴盛的时代，反之如果交流阻塞，则引发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战争，从而使草原丝绸之路凋敝。 作者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进行了考证，认为历史上的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匈奴人从中原走向漠北及从漠北走向西域、中亚和欧洲的路线。第二条是突厥在大漠南北及西域、中亚的交通网络。第三条是契丹耶律大石西行的路线。第四条是蒙元时期大漠南北的驿道。作者成书的时间是90年代末2000年初，当时学界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各方面问题普遍缺乏关注。在此期间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有，卢明辉：《“草原丝绸之路”一亚欧大陆草原通道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3年03期；卢明辉：《13世纪以后亚欧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与蒙古游牧文化的变迁》，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7年06期。2000年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逐渐趋热，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的出台，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即将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现阶段草原丝绸之路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草原丝绸之路”问题本身的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研究、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如何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
对“草原丝绸之路”问题本身进一步研究的有：洪用斌：《草原丝绸之路概述》，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王大方：《论草原丝绸之路》，前沿，2005年第9期；潘照东、刘俊宝：《草原丝绸之路探析》，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石云涛：《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09期；梅园：《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和历史作用》，内蒙古日报（汉），2015年8月28日第10版；张景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四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等。这些研究进一步明确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历史中的作用，解决了草原丝绸之路“是什么”的问题。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研究有：盖山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丝绸之路草原文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马永真：《草原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地位与作用》，内蒙古日报（汉），2015年8月28日第10版；钟昌斌：《草原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形成发展中的作用》，实践（思想理论版），2015年10期；杨建华、邵会秋：《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包来军：《让草原丝绸之路纪录片推动草原文化的传播》，数字传媒研究，2015年04期等，这些文章从文化上阐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精神。
关于草原丝绸之路考古的研究有，《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五辑）收录的内蒙古钱币学会草原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宋阳：《草原丝绸之路兴盛时期中西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辽上京、元上都及其周边发现为例》，沧桑，2013年第4期；张景明：《从明清金银器看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等，为草原丝绸之路历史上的繁华兴盛做了有力的佐证。
关于如何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有，李加洞：《构筑丝绸之路右翼—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可行性分析与内蒙古的路径选择》，前沿，2015年第3期；马永真：《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若干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6期；华倩：《“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研究》，国际展望，2015年06期；孙永：《论草原丝绸之路的复兴》，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7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希光：《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与丝绸之路文化复兴》，当代传播，2015年06期；王友文、李敏：《中哈两国丝绸之路旅游合作模式探析——以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草原丝绸之路旅游合作为视角》，西部學刊，2015年10期等，这些文章对当下如何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做了探究。
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和平友谊之路。而草原丝绸之路是三条通道中最早开辟的道路，它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驿道，也是商旅的商道。草原丝绸之路既促进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的交流，也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往来。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特别值得当下去发现、发扬。草原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历史见证。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和平与友善，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中华文明内在的优秀品格充分展现出来，将会更加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而且在处理邻国关系、以及推进全球的战略布局的过程中，将会使得友邦感受到更多的友善，减少猜忌，减小合作的阻力。当下草原丝绸之路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构建“新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北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承载着连接中国北疆以及与中国北部、西部邻近国家的战略作用。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要贯彻国家的战略方针，比如说“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段是亚欧大通道的重要平台和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容纳的重要内容。“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西段效应也很明显，它是“沙漠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它以呼和浩特、包头、临河为重要连接点，将宁夏、青海、甘肃与新疆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成为经典的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和蒙古是中国北部邻居，内蒙古可以通过满洲里和二连浩特两个铁路节点与俄罗斯和蒙古的铁路网进行对接，形成连接中国内地和俄罗斯、蒙古及欧洲腹地的重要节点。①基于这样的路线规划，形成中国与西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区域，推动西部乃至中国的发展。
蓝图的设计要建立在对历史上形成的古草原丝绸之路的必要研究之上，把主要承担商业贸易功能的古丝绸之路，逐步变为基于新丝绸之路上的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经济带。目前的有关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行性分析和建设性方案，但是从整体上讲，这个问题的还待继续深入。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国内的多个省区以及国外多国，因此推进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需要国家的统一规划以及地区间协调，需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区位优势。也需要完善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际区域间合作机制。
本书的启发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要注意北方民族问题。“新草原丝绸之路”覆盖及辐射的区域主要为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即内蒙古以及连接新疆传统丝绸之路必经的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多数与三大族系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比如说蒙古族、达斡尔、东乡族、土族、保安族等民族是东胡的后裔，裕固族、撒拉族等民族是突厥的后裔，满族是肃慎的后裔。了解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从而在推动“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更好的处理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林干教授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北方民族三大系统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并且考证了古丝绸之路的路线，探索了古代草原交通（在此之前，由于缺乏对于草原地区历史地理的探索，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呈现空白）。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对于研究北方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北方边疆问题、北方少数民族民俗风情都有一定的价值。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以及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如何处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可能遇到的民族问题有重要参考作用。
注释：
①大陆桥网[DB.OL].“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定位.http：//www.landbridgenet.com/wenku/2014-11-13/15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