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假想，是大脑的运转；行动，却是肉身的启动和消耗。在行动的过程中，感知需要最充分的调动，意志和勇气，以及瞬息万变的思考，都在高度复杂的肉身反应中交汇起来，百感交集、超越思议又难以重演。行动是如此复杂和困难，以致它远远超越了静坐中的假想。对勤于思考却懒于行动的人来说，从假想到行动有难以跨越的鸿沟，假想可以清晰、明确，一旦行动，面对的是无穷的未知和难言的混沌。
杨千有娴熟的绘画技巧，但总是不安分于绘画本身。他在趋于封闭的艺术系统里可以安身，但他越来越渴望出走，直接进入社会现场中，迎接令人既不安又兴奋的未知，在不断的遭遇刺激中，扩展体悟。
他的《行走》系列，是这种取向的产物，随时在实地行走，又不断地转化为绘画。每天，杨千大量的行走，在这个过程中，随时伴随着观看和思考。行走时的具体现场历历在目，激发出杨千对它们的丰富认知。这些认知和杨千的个人意志发生关系，激发出杨千在这些现场中的诉求。面对坚硬强大的现场，这些个人诉求并不能立刻实现，但是否把它们表达出来，却是个体的自由选择。作为习惯用视觉方式来表达的艺术家，杨千把他的行走轨迹转化为视觉形象，这时，他寻找到一种转化的媒介：在智能手机中使用的运动软件，比如“咕咚”软件。
这种软件能记录下使用者的运动路线，还能邂逅也在运动的其他使用者。杨千有意识的让自己的行走路线形成视觉形象，每次行走结束后，他的行走路线显现在软件中的地图上，形成一個个表达个人诉求的形象。行走时的现场，则显现为地图。这种方式，把行走、现场、视觉形象、个人诉求联接起来，杨千在具体现场的真实行动，转化为表达个人诉求的视觉产物。行走时的每一步，作为肉身行动具有了明确的观念指向。
这种表达方式一旦形成，每次行走时所选择的现场，和行走时形成的路线，变得至关重要。选择现场方面，杨千将预选和偶遇结合起来，越来越重视偶发，随机应变。把现场转化为绘画中的背景时，最初，他原样复制平面化的二维地图，后来逐渐画出具有卫星照片效果的地图来。这时，地图的形象、色彩、笔触、肌理等更丰富、更有视觉魅力，也具有了更多的信息。在具体而微的现场中，一步一步的行走很难准确形成预想的图像，这方面，杨千忠实于软件的记录，走出了什么样的形象，都是肉身的真实表现。当然，他尽可能追求“准确”的行走，但这难度非常高，因为真实的行动总是远远大于假想。有时，他还邀请别人一起加入这种行走中，共同走出特定的形象，这引入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让行走出的形象蕴含了更丰富的观念。用颜料画出地图后，行走出的形象不再画出来，而是用霓虹灯或光纤做出来，通电后的光效应，凸显出生命活力、个体意志的炽热。
不同的现场和不同的行走路线，表达着杨千的丰富诉求。在无法进入的政治空间，他完整地环绕一周，比如在紫禁城。在中国本土传统的宗教空间中，他走出了其它宗教的符号，比如在天坛。在高楼鳞次栉比的发达都市中，他走出了山水。在发生灾难的地带，他走出了烛光……在日复一日的行走中，他不断步入新的现场，让陌生的情境和他的人生经历、知识储备等发生复杂的关系，在获得新的体悟时，产生新的视觉表达。在画家梵高旺盛创作、凄惨自杀的法国阿尔田野，在巴黎郊外，在森林中……杨千行走出的形象也随境而变，形象越来越出入意料，观念也越来越超出常规认知。
反复观看行走出的简洁形象和细腻丰富的地图时，个人诉求和现场的关系介于直观和想象之间，这种张力关系，调动着观者自身的经验和判断。在真实的行走中，杨千获得不可替代、无法重现的现场体会，这些体会让难言的观念生长、涌现。在表达的过程中，难言的观念必须通过形式、材料转化出来，这个过程中，观念逐渐从混沌到清晰。当下一次行走开始时，肉身又进入新的未知世界中……
杨千有娴熟的绘画技巧，但总是不安分于绘画本身。他在趋于封闭的艺术系统里可以安身，但他越来越渴望出走，直接进入社会现场中，迎接令人既不安又兴奋的未知，在不断的遭遇刺激中，扩展体悟。
他的《行走》系列，是这种取向的产物，随时在实地行走，又不断地转化为绘画。每天，杨千大量的行走，在这个过程中，随时伴随着观看和思考。行走时的具体现场历历在目，激发出杨千对它们的丰富认知。这些认知和杨千的个人意志发生关系，激发出杨千在这些现场中的诉求。面对坚硬强大的现场，这些个人诉求并不能立刻实现，但是否把它们表达出来，却是个体的自由选择。作为习惯用视觉方式来表达的艺术家，杨千把他的行走轨迹转化为视觉形象，这时，他寻找到一种转化的媒介：在智能手机中使用的运动软件，比如“咕咚”软件。
这种软件能记录下使用者的运动路线，还能邂逅也在运动的其他使用者。杨千有意识的让自己的行走路线形成视觉形象，每次行走结束后，他的行走路线显现在软件中的地图上，形成一個个表达个人诉求的形象。行走时的现场，则显现为地图。这种方式，把行走、现场、视觉形象、个人诉求联接起来，杨千在具体现场的真实行动，转化为表达个人诉求的视觉产物。行走时的每一步，作为肉身行动具有了明确的观念指向。
这种表达方式一旦形成，每次行走时所选择的现场，和行走时形成的路线，变得至关重要。选择现场方面，杨千将预选和偶遇结合起来，越来越重视偶发，随机应变。把现场转化为绘画中的背景时，最初，他原样复制平面化的二维地图，后来逐渐画出具有卫星照片效果的地图来。这时，地图的形象、色彩、笔触、肌理等更丰富、更有视觉魅力，也具有了更多的信息。在具体而微的现场中，一步一步的行走很难准确形成预想的图像，这方面，杨千忠实于软件的记录，走出了什么样的形象，都是肉身的真实表现。当然，他尽可能追求“准确”的行走，但这难度非常高，因为真实的行动总是远远大于假想。有时，他还邀请别人一起加入这种行走中，共同走出特定的形象，这引入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让行走出的形象蕴含了更丰富的观念。用颜料画出地图后，行走出的形象不再画出来，而是用霓虹灯或光纤做出来，通电后的光效应，凸显出生命活力、个体意志的炽热。
不同的现场和不同的行走路线，表达着杨千的丰富诉求。在无法进入的政治空间，他完整地环绕一周，比如在紫禁城。在中国本土传统的宗教空间中，他走出了其它宗教的符号，比如在天坛。在高楼鳞次栉比的发达都市中，他走出了山水。在发生灾难的地带，他走出了烛光……在日复一日的行走中，他不断步入新的现场，让陌生的情境和他的人生经历、知识储备等发生复杂的关系，在获得新的体悟时，产生新的视觉表达。在画家梵高旺盛创作、凄惨自杀的法国阿尔田野，在巴黎郊外，在森林中……杨千行走出的形象也随境而变，形象越来越出入意料，观念也越来越超出常规认知。
反复观看行走出的简洁形象和细腻丰富的地图时，个人诉求和现场的关系介于直观和想象之间，这种张力关系，调动着观者自身的经验和判断。在真实的行走中，杨千获得不可替代、无法重现的现场体会，这些体会让难言的观念生长、涌现。在表达的过程中，难言的观念必须通过形式、材料转化出来，这个过程中，观念逐渐从混沌到清晰。当下一次行走开始时，肉身又进入新的未知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