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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生于北京，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
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年開始，袁隆平就随父母东迁西徙。1949年8月，袁隆平考入重庆北碚夏贝相辉农学院农学系学习，1950年11月，因院系调整，并入重庆新建的西南农学院系就读。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大学毕业。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他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果然，湖南省农业厅一纸介绍信将他推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袁隆平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安江农校早稻品种试验田里，袁隆平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将其所有谷粒留作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这些种子生长的禾苗，长得高矮不一，抽穗的时间也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超过它们的前代。袁隆平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蒙德尔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应该不会分离，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待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艰苦的条件和不规律的饮食，让他患上了肠胃病。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
1964年7月5日，突然，袁隆平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这一重大发现，大大加快了研究杂交水稻的进程。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1966年2月，他终于写成引起国内外科技界高度重视的“惊世”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论文的发表标志着袁隆平正式走进了杂交水稻研究领域，但在那个年代，它无疑被视为反动学说。好在国家科委发来一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北京公函”给“预备黑帮”袁隆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让他避过了“文革”的疾风骤雨，得以在动荡的岁月继续开展自己的杂交水稻研究和试验。然而，即使有了来自北京的“保护伞”，他也没有躲过身边的猜忌和暗算。
袁隆平饱尝被孤立的痛苦，但“让所有人都吃饱饭不再挨饿”的诺言却让他意志异常坚定，每当遇到阻力的时候，他都告诫自己戒骄戒躁，为长远打算。
寒来暑往，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执着将困难一一化解。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但袁隆平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农民一样的老头：瘦小的身子，高高的颧骨，黝黑的皮肤，背微微地驼着，身上穿着的永远都是他最钟爱的“物美价廉牌”的衣服。
◎ 撰文|段新权
◎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减
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年開始，袁隆平就随父母东迁西徙。1949年8月，袁隆平考入重庆北碚夏贝相辉农学院农学系学习，1950年11月，因院系调整，并入重庆新建的西南农学院系就读。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大学毕业。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他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果然，湖南省农业厅一纸介绍信将他推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袁隆平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安江农校早稻品种试验田里，袁隆平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将其所有谷粒留作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这些种子生长的禾苗，长得高矮不一，抽穗的时间也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超过它们的前代。袁隆平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蒙德尔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应该不会分离，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待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艰苦的条件和不规律的饮食，让他患上了肠胃病。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
1964年7月5日，突然，袁隆平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这一重大发现，大大加快了研究杂交水稻的进程。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1966年2月，他终于写成引起国内外科技界高度重视的“惊世”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论文的发表标志着袁隆平正式走进了杂交水稻研究领域，但在那个年代，它无疑被视为反动学说。好在国家科委发来一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北京公函”给“预备黑帮”袁隆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让他避过了“文革”的疾风骤雨，得以在动荡的岁月继续开展自己的杂交水稻研究和试验。然而，即使有了来自北京的“保护伞”，他也没有躲过身边的猜忌和暗算。
袁隆平饱尝被孤立的痛苦，但“让所有人都吃饱饭不再挨饿”的诺言却让他意志异常坚定，每当遇到阻力的时候，他都告诫自己戒骄戒躁，为长远打算。
寒来暑往，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执着将困难一一化解。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但袁隆平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农民一样的老头：瘦小的身子，高高的颧骨，黝黑的皮肤，背微微地驼着，身上穿着的永远都是他最钟爱的“物美价廉牌”的衣服。
◎ 撰文|段新权
◎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