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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秋天,我主持举办了“范用先生与三联书店七十年”的活动,重新编辑出版了范先生的三本著作。那时,范先生刚出院回家,整日躺在床上,也不太说话。做展览需要一些他的资料,但不能跟他明说是为了办展览,因为他肯定会拒绝。我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却说:“等我有空再找”。我想,他每天躺在床上,“空”多得很,怎么还说等有空?
其实,从那次出院,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几乎没有气力做任何事情,只是翻翻书、看看编辑出版史方面的杂志。有时候心血来潮,写几个字的信,托朋友买书。那次出院后他再也没有出门,直到今年6月2日去医院,却再也没有回家。
范用先生是一位职业出版家、一个纯粹的爱书人。书对于他而言,就是生活和生命。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绥青的传记时,范先生建议书名为《为书籍的一生》,也是他自己心灵的写照。他热爱书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把书看作有生命的整体,无论是内容、开本、纸张、封面、扉页、书眉、页码、字体字号、行距字距,甚至封底、勒口的新书预告。他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常人无法想象范先生拿到一本里外都美的好书时的快乐心情,恨不得晚上睡觉也搂着。
他自小喜欢艺术,13岁时用省下的饭钱买了四本一套由鲁迅、郁达夫等编印的“麦绥莱勒木刻连环画”,至今保存如新;他家里的书很多,把几个房间的书架都压弯了,可是与他谈起一本书的内容,他起身快步走到里屋,立刻就把那本书取来了,哗哗哗翻动书页,刹那间找到了谈论的地方。这些细节是许多与他相熟的人都亲见的。对一本值得重印的好书,他甚至不管能否联系到作者,也不管作者何许人也,总是说“先印吧、先印吧”。
范先生是一个特别要好的人,包括穿戴和做派。对所珍爱的书,他更是讲究。讲究并不是豪华,正相反,他讲究书的书卷气,讲究朴素高雅,讲究手感和亲切感。从1938年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起,他就开始设计图书,直到晚年,成为真正继承并发展了鲁迅时代装帧设计风格的书装艺术大家,影响了三联书店几十年来的设计风格,也影响了中国书籍装帧界。由于对书的挚爱,他还策划了《西谛书话》、《晦庵书话》等一批書话,编辑了《爱看书的广告》、《买书琐记》、《叶雨书衣自选集》等有关书的书。
范用先生又是一位一生追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编辑家。在这一点上,更多可以看出他在邹韬奋先生等老一代三联创办人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为抗日救亡和传播进步文化而勇于牺牲的无畏精神。1979年与陈翰伯、陈原等创办《读书》杂志,发表《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傅雷家书》、《牛棚日记》、《随想录》全本、《为人道主义辩护》等书的出版,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文革”后解放思想和文化启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范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策划了《聂绀弩杂文集》、《胡风杂文集》、《高尔基政论杂文集》、《我热爱中国》、《凋谢的花朵》等一批思想性、开放性很强的书。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也是经范先生介绍到香港的杂志发表,后来又力争在国内出版,为此他写了观点鲜明的审稿意见。在这篇审稿意见的最后,他写道: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作“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这套书后来出版了十多种,很受读者欢迎。同一类型的书,已经成为三联书店至今的传统和品牌。
范先生为人的最大特点是真诚和富有童心。夏衍先生说: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也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整个文化界的著名人士都是范用的朋友。他为这些文化人出书,组织一次次的聚会,为了书的事情和他们频繁通信。他把这些内容充实、字迹漂亮的信一封封贴到自制的牛皮纸本子上,在每本封面上写着来信人的名字:茅盾、冰心、巴金、曹禺、夏衍、钱钟书和杨绛、吴祖光和新凤霞、黄苗子和郁风、王世襄、费孝通、黎澍、萧乾、冯亦代、卞之琳、戈宝权、叶浅予、丁聪……他为有很多好朋友而开心,晚年又因为一个个老朋友相继离世而心伤。他的伤心是那样发自肺腑,让我看了不忍心……
仔细想想,范用先生是唯一一位从1938年起直至离休都没有离开三联书店,没有离开出版第一线的出版界前辈。是他全面承继了老三联的珍贵传统,又从各个方面开创了新三联的独特风格和境界。在三联书店的历史上,他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通过他,今天的三联人才能直接汲取到邹韬奋先生的骨气和文气;通过他瘦弱而极富生命力的形象,我们才不断感受到那一代叱咤风云的出版人物的神采……
汪家明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副总经理
其实,从那次出院,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几乎没有气力做任何事情,只是翻翻书、看看编辑出版史方面的杂志。有时候心血来潮,写几个字的信,托朋友买书。那次出院后他再也没有出门,直到今年6月2日去医院,却再也没有回家。
范用先生是一位职业出版家、一个纯粹的爱书人。书对于他而言,就是生活和生命。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绥青的传记时,范先生建议书名为《为书籍的一生》,也是他自己心灵的写照。他热爱书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把书看作有生命的整体,无论是内容、开本、纸张、封面、扉页、书眉、页码、字体字号、行距字距,甚至封底、勒口的新书预告。他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常人无法想象范先生拿到一本里外都美的好书时的快乐心情,恨不得晚上睡觉也搂着。
他自小喜欢艺术,13岁时用省下的饭钱买了四本一套由鲁迅、郁达夫等编印的“麦绥莱勒木刻连环画”,至今保存如新;他家里的书很多,把几个房间的书架都压弯了,可是与他谈起一本书的内容,他起身快步走到里屋,立刻就把那本书取来了,哗哗哗翻动书页,刹那间找到了谈论的地方。这些细节是许多与他相熟的人都亲见的。对一本值得重印的好书,他甚至不管能否联系到作者,也不管作者何许人也,总是说“先印吧、先印吧”。
范先生是一个特别要好的人,包括穿戴和做派。对所珍爱的书,他更是讲究。讲究并不是豪华,正相反,他讲究书的书卷气,讲究朴素高雅,讲究手感和亲切感。从1938年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起,他就开始设计图书,直到晚年,成为真正继承并发展了鲁迅时代装帧设计风格的书装艺术大家,影响了三联书店几十年来的设计风格,也影响了中国书籍装帧界。由于对书的挚爱,他还策划了《西谛书话》、《晦庵书话》等一批書话,编辑了《爱看书的广告》、《买书琐记》、《叶雨书衣自选集》等有关书的书。
范用先生又是一位一生追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编辑家。在这一点上,更多可以看出他在邹韬奋先生等老一代三联创办人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为抗日救亡和传播进步文化而勇于牺牲的无畏精神。1979年与陈翰伯、陈原等创办《读书》杂志,发表《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傅雷家书》、《牛棚日记》、《随想录》全本、《为人道主义辩护》等书的出版,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文革”后解放思想和文化启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范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策划了《聂绀弩杂文集》、《胡风杂文集》、《高尔基政论杂文集》、《我热爱中国》、《凋谢的花朵》等一批思想性、开放性很强的书。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也是经范先生介绍到香港的杂志发表,后来又力争在国内出版,为此他写了观点鲜明的审稿意见。在这篇审稿意见的最后,他写道: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作“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这套书后来出版了十多种,很受读者欢迎。同一类型的书,已经成为三联书店至今的传统和品牌。
范先生为人的最大特点是真诚和富有童心。夏衍先生说: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也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整个文化界的著名人士都是范用的朋友。他为这些文化人出书,组织一次次的聚会,为了书的事情和他们频繁通信。他把这些内容充实、字迹漂亮的信一封封贴到自制的牛皮纸本子上,在每本封面上写着来信人的名字:茅盾、冰心、巴金、曹禺、夏衍、钱钟书和杨绛、吴祖光和新凤霞、黄苗子和郁风、王世襄、费孝通、黎澍、萧乾、冯亦代、卞之琳、戈宝权、叶浅予、丁聪……他为有很多好朋友而开心,晚年又因为一个个老朋友相继离世而心伤。他的伤心是那样发自肺腑,让我看了不忍心……
仔细想想,范用先生是唯一一位从1938年起直至离休都没有离开三联书店,没有离开出版第一线的出版界前辈。是他全面承继了老三联的珍贵传统,又从各个方面开创了新三联的独特风格和境界。在三联书店的历史上,他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通过他,今天的三联人才能直接汲取到邹韬奋先生的骨气和文气;通过他瘦弱而极富生命力的形象,我们才不断感受到那一代叱咤风云的出版人物的神采……
汪家明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