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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电子政务与腐败关系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以EGDI（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为自变量，以CPI（清廉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利用Eviews7.0统计软件，在对全球158个国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电子政务对腐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关键词：电子政务;腐败治理;清廉指数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36-0133-02
许多学者从理论层面论述了电子政务对腐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鲜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电子政务与腐败关系的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电子政务对腐败的预防作用。李卫东、徐晓林（2004）认为，构建电子政务联网核查系统模型可以实现对政府的动态监督，从而达到预防腐败的效果[1];杜志洲（2007）认为，电子政务能够通过以下五个途径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第一，电子政务能够提高腐败的发现率，从而扩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第二，电子政务通过优化政府的运行结构，减小了腐败发生的空间;第三，电子政务通过增强政务的透明度，进而产生“鱼缸效应”来预防腐败;第四，电子政务使制度得以严格执行;第五，电子政务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宣传的警示与教育作用[2]。夏义■（2013）通过比较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电子政务准备度指数与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之间的关系，发现电子政务越发达国家往往清廉指数也较高，但是并未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3]。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虽然从不同角度对电子政务能够预防腐败做了阐述，但目前缺少定量分析，未有学者对电子政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预防腐败以及在不同地区是否具有不同的预防效果进行研究。随着电子政务测评指标与腐败指标测量体系的日趋完善，为我们进行定量研究提供了可能。
二、实证研究
本文假设电子政务的发展能够预防腐败，并进行回归分析。
由表1可知，EGDI最高的国家（韩国）0.9283与最低的国家（索马里）0.064相比多14倍;CPI最高的国家（丹麦）90与最低的国家相比多11倍。这说明，无论从EGDI还是从CPI来看，样本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表明样本的代表性较好，涵盖了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各种层次的国家。
由表2的相关系数可知，EGDI与CPI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638，说明EGDI与CPI有很大的相关性，并且为正值，说明一国的EGDI指标越大，CPI的指标也越大，国家腐败程度越低。
三、分析結果
由于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时，随机误差项必须要满足：一是同方差假定，即所有随机误差项的方差相等;二是无序列相关性假定，即随机误差项之间的无序列相关性。因此，本文对模型进行诊断和修正，第一，对方程的异方差性进行怀特（White）检验，结果显示，方程怀特检验结果中的Obs*R-sqaured的概率值大于显著水平0.05，则接受原假设，方程不存在异方差;第二，对方程自相关的检验采取对DW值进行观测，结果显示模型中的DW值偏离2，表明原方程存在自相关。在此基础上采用AR（2）模型对方程进行修正[4]。本文采用Eviews7.0统计软件，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从表3的估测结果来看，R2=0.5834，表明整个方程的拟合程度不是特别好，但对于截面数据而言，当R2>0.5时就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各变量t值都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的检验，说明EGDI的水平对CPI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就DW值而言，1.2218偏离DW的临界值2，说明存在自相关。因此推测，当期的CPI水平可能受到前期EGDI的影响，因此对方程自相关性进行修正，修正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DW值近似于2，说明此时的自相关程度已经非常低。而各变量的系数除了常数项C外，都通过了1%的显著水平，说明模型修正的效果很好。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R2也提升到0.6818，此时方程的拟合程度有显著提高。因此说明，当期的CPI水平受到当期和前两期EGDI水平的影响，即电子政务对腐败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虽然当期可以产生效果，但在后续会产生持续的效果，说明电子政务对腐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5]。根据上述检验及修正结果，EGDI对CPI的影响估测方程如下：
上述模型虽然说明了电子政务对腐败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考虑到地域文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以联合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中对各地区的划分对不同地区的EGDI与CPI分别进行研究，进而探讨电子政务在不同地区对腐败的预防作用是否有差别，表5列出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地区。
从各地区的回归模型来看，不同地区电子政务对腐败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东亚地区的R2达到了0.99，方程拟合优度非常好，并且EGDI的系数也居各地区之首，达到了106.64。所以，无论是从电子政务对腐败的影响程度还是方程的有效性来看，东亚地区电子政务的发展能够很好地预防腐败[6]。而在其他很多地区，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EGDI与CPI之间的回归关系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7]。
参考文献：
[1] 李卫东，徐晓林.电子政务：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11）：132-133.
[2] 杜志洲.电子政务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的作用[J].新闻聚焦，2007，（7）：10-11.
[3] 夏义堃.电子政务与反腐败关系的多维度思考[J].电子政务，2013，（1）：67-74.
[4] 马慧慧.Eviews统计分析与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86-98.
[5] 张亚明，党春梅，唐朝生，刘邦凡.生态位视域下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协调度研究[J].生态经济，2016，（7）：148-152.
[6] 高源鸿.沈阳生产性服务业对其经济增长影响实证分析[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0.
[7] 王燕，刘邦凡，赵天航.论我国海洋能的研究与发展[J].生态经济，2017，（4）：102-106.
关键词：电子政务;腐败治理;清廉指数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36-0133-02
许多学者从理论层面论述了电子政务对腐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鲜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电子政务与腐败关系的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电子政务对腐败的预防作用。李卫东、徐晓林（2004）认为，构建电子政务联网核查系统模型可以实现对政府的动态监督，从而达到预防腐败的效果[1];杜志洲（2007）认为，电子政务能够通过以下五个途径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第一，电子政务能够提高腐败的发现率，从而扩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第二，电子政务通过优化政府的运行结构，减小了腐败发生的空间;第三，电子政务通过增强政务的透明度，进而产生“鱼缸效应”来预防腐败;第四，电子政务使制度得以严格执行;第五，电子政务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宣传的警示与教育作用[2]。夏义■（2013）通过比较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电子政务准备度指数与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之间的关系，发现电子政务越发达国家往往清廉指数也较高，但是并未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3]。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虽然从不同角度对电子政务能够预防腐败做了阐述，但目前缺少定量分析，未有学者对电子政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预防腐败以及在不同地区是否具有不同的预防效果进行研究。随着电子政务测评指标与腐败指标测量体系的日趋完善，为我们进行定量研究提供了可能。
二、实证研究
本文假设电子政务的发展能够预防腐败，并进行回归分析。
由表1可知，EGDI最高的国家（韩国）0.9283与最低的国家（索马里）0.064相比多14倍;CPI最高的国家（丹麦）90与最低的国家相比多11倍。这说明，无论从EGDI还是从CPI来看，样本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表明样本的代表性较好，涵盖了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各种层次的国家。
由表2的相关系数可知，EGDI与CPI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638，说明EGDI与CPI有很大的相关性，并且为正值，说明一国的EGDI指标越大，CPI的指标也越大，国家腐败程度越低。
三、分析結果
由于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时，随机误差项必须要满足：一是同方差假定，即所有随机误差项的方差相等;二是无序列相关性假定，即随机误差项之间的无序列相关性。因此，本文对模型进行诊断和修正，第一，对方程的异方差性进行怀特（White）检验，结果显示，方程怀特检验结果中的Obs*R-sqaured的概率值大于显著水平0.05，则接受原假设，方程不存在异方差;第二，对方程自相关的检验采取对DW值进行观测，结果显示模型中的DW值偏离2，表明原方程存在自相关。在此基础上采用AR（2）模型对方程进行修正[4]。本文采用Eviews7.0统计软件，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从表3的估测结果来看，R2=0.5834，表明整个方程的拟合程度不是特别好，但对于截面数据而言，当R2>0.5时就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各变量t值都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的检验，说明EGDI的水平对CPI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就DW值而言，1.2218偏离DW的临界值2，说明存在自相关。因此推测，当期的CPI水平可能受到前期EGDI的影响，因此对方程自相关性进行修正，修正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DW值近似于2，说明此时的自相关程度已经非常低。而各变量的系数除了常数项C外，都通过了1%的显著水平，说明模型修正的效果很好。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R2也提升到0.6818，此时方程的拟合程度有显著提高。因此说明，当期的CPI水平受到当期和前两期EGDI水平的影响，即电子政务对腐败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虽然当期可以产生效果，但在后续会产生持续的效果，说明电子政务对腐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5]。根据上述检验及修正结果，EGDI对CPI的影响估测方程如下：
上述模型虽然说明了电子政务对腐败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考虑到地域文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以联合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中对各地区的划分对不同地区的EGDI与CPI分别进行研究，进而探讨电子政务在不同地区对腐败的预防作用是否有差别，表5列出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地区。
从各地区的回归模型来看，不同地区电子政务对腐败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东亚地区的R2达到了0.99，方程拟合优度非常好，并且EGDI的系数也居各地区之首，达到了106.64。所以，无论是从电子政务对腐败的影响程度还是方程的有效性来看，东亚地区电子政务的发展能够很好地预防腐败[6]。而在其他很多地区，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EGDI与CPI之间的回归关系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7]。
参考文献：
[1] 李卫东，徐晓林.电子政务：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11）：132-133.
[2] 杜志洲.电子政务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的作用[J].新闻聚焦，2007，（7）：10-11.
[3] 夏义堃.电子政务与反腐败关系的多维度思考[J].电子政务，2013，（1）：67-74.
[4] 马慧慧.Eviews统计分析与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86-98.
[5] 张亚明，党春梅，唐朝生，刘邦凡.生态位视域下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协调度研究[J].生态经济，2016，（7）：148-152.
[6] 高源鸿.沈阳生产性服务业对其经济增长影响实证分析[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0.
[7] 王燕，刘邦凡，赵天航.论我国海洋能的研究与发展[J].生态经济，2017，（4）：1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