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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广州是这样一幅光景:人们不敢戴金项链、不敢当街打手机、不敢和外地口音的人讲话,不敢随便问路。网上曾经有个《安全通过广州火车站攻略》,提出的生存口诀是“不吃、不喝、不说、不问、不答、不停、不理、不管。一直走出广场,以车站为圆心,假定1000米以内所有的陌生人都是贼或者歹人”。 笔者2005年春运乘坐火车凌晨两点到达广州,就在几百米的路上,我一共看见了3起抢劫,那是我一生中最心惊的时刻。
“福莫大于无祸!平安就是福!”这是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对“平安”所下的“定义”。平安对广州人来说不仅仅是记忆犹新,更是一种魂牵梦萦。
钩镰枪、摄像头、便衣
广州市因为安全问题一直饱受外界疑惑的目光,而政府部门也苦苦寻找治理广州的一剂凉茶。
数百年前,为了破连环甲马阵,梁山好汉们用一种独特的钩镰枪来勾连环甲马的腿。几百年后的2003年,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的治安队员们为了对付利用摩托车进行抢夺的“飞车党”,拿起了曾经用来大破连环甲马阵的钩镰枪。
据百度百科介绍:“钩镰枪,枪长七尺二寸,其中枪头为八寸。枪头上尖锐,其下部有侧向突出之倒钩,钩尖内曲。枪杆长六尺,粗圆径为四寸,以木制成,杆尾有铁鐏,长四寸。”而新版的广式钩镰枪长约两米,枪身有拇指粗,全部是用铁制成,枪尖处有3个铁钩。正是这3个铁钩,让一度猖獗的“飞车党”闻风丧胆。
钩镰枪值勤半年以来,广州局部地段飞车抢夺案件逐渐下降。钩镰枪出手煞是威武,副作用未免太大,如果一钩子甩过去,把嫌疑犯摔得个半身不遂,那这个后果就相当棘手。正因为此,钩镰枪一直没有正式推广,而飞车抢夺继续成了广州人闻风色变的巨大毒瘤。
2006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案发后,英国当局通过地铁里的治安视频监视系统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广州以此为鉴,正式决定两年内完成25万个治安监控系统的安装和改造。从此,在广州,从机场、车站、码头、地铁、公园、广场、城市街道等公共场所和重要单位,到党政机关、金融、供水、供电、通讯等重点要害部位,甚至民宅小区的花园和电梯,摄像头都无处不在,每个市民上下班时,估计至少要被电子视频监控到10余次。
为了彻底扭转治安形势,2006年,广州市公安机关率先组建了成建制的便衣警察队伍,共编配便衣警察2000多名,专司打击“两抢”等街面犯罪。为了把警察扮成劫匪、乞丐、闲杂人员,便衣警察有自己的化妆室,里面有男同志用的假发、眉笔,还有搬运工、环卫工的工作服。便衣大队成立后月均破案700多宗。这成为了打击犯罪的一记铁拳。
2007年1月,广州市再次使出了治安杀手锏——“禁摩”。数十万摩托车主失去了代步工具,十余万搭客维生的摩托仔和摩修摩配人员的饭碗被砸,但却意外地没有受到巨大的民意冲击,实在是摩托车危害甚烈,其引发出来的桩桩血案使得大家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
2006年广州的刑事立案数量为94775宗,从此,开始以每年超万宗的幅度连年下降,2007年下降15.8%,2008年下降13.9%,2009年,广州警方刑事立案数为59000宗,是本世纪以来第一次刑事立案数降到6万宗以下。
终于,一向最危险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有人敢打手机了,有人敢穿时髦的衣服来接人了,有人敢把包背在后面了。“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这句曾经在2006年当成笑话的领导语录终于可以理直气壮了。
一个城市的新隐忧
前不久,笔者所在的社区公告栏上又换了新的通告了:“最近社区高层楼宇有入室盗窃案发生,请各位住户加强安全意识,做到守望相助。”通告下面就是一些简单的防盗措施:晚上家里要开一盏小灯或者收音机;一字锁和十字锁要换成月牙锁;留意跟在后面的人。
“都偷到21层来了,到底是怎么上来的。”邻居李伯对于发生在附近社区的盗窃案迷惑不已,一个令广州人担心的新情况发生了:随着广州警方对街头犯罪的打击,犯罪分子开始向内街和社区转移了,典型的犯案类型就是偷盗和诈骗。据统计,2009年1~10月,广州入室盗窃案、诈骗案件同比上升明显,市中心数区入室盗窃直线上升。
天河的一位警察告诉笔者:“现在我们每天接警少的是30~40起,多的是60~70起,而几年前每天接警的次数达到100多起。”这位警察是位巡警,管辖的主要是体育中心一带街面上的犯罪。西方社会有个犯罪转移论,它认为工作做得再好也只能把犯罪压下去一部分,但是它不会消灭,它是转移的,而广州正面临这个困境。
广州还有一个隐忧就是流动人口继续增长。据统计,广州现在共有1000多万人口,其中700万户籍人口,300万外来人口。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其区域内交通发达,无论是外地去珠三角某地,大部分都要经由广州入关。这些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带给广州的不仅仅是商机和劳动力,也带来了犯罪率。所谓人多钱多事就多。
那些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游民,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必然会导致一部分流动人口存在着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这些物质和精神双重失落的青年,他们会选择什么行动来响应这个花花世界?无论是广州公安部门还是研究者,一直反复强调的一组数据是:1979年,广州常住人口在全市抓获作案成员中占比96%,到现在刚好反过来,外来人口犯罪嫌疑人占了87%。
广州的另一个隐忧就是城中村。这里似乎是犯罪的黄金地带:一幢接着一幢密密排开的房子犹如蜘蛛网,两边的房子间宽甚至不过一米,当地人称为“握手楼”。走进这些村子,你终年见不到太阳,也根本想不到这里是广州,甚至它和很多农村的乡镇有着一模一样的风景:杂货店、麻辣烫、烧烤、盗版碟。走进巷子,就如同进入了像棋盘一样的迷宫,每个出发点都可以七弯八拐地通向任何下一个未知世界,而在那个地头,你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等待你出现。
城中村的低廉房价,满足了流动人口方便快捷的生活需求,解决了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但它也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和犯罪现场。
运动治理的短板
广州治安经过一系列的“打黑除恶”、禁毒专项斗争,“两抢一盗”专项斗争后,现在终于脱困,一系列高科技的手段和制度创新为广州摆脱治安困局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但治安问题绝对不是简简单单运动式的专项治理可以一劳永逸的,背后隐藏的是更为严峻、更让人担忧的体制问题与社会矛盾。一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每个社会成员安全感的集体凝练,是从体制上解决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消解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分层与改变农民“二等公民”待遇等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整体考量。从这个角度出发,很难得说广州的治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美国犯罪学家路易斯·谢利研究了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给犯罪率带来的影响后,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犯罪与现代化》,他在书中提出了“现代化进程对犯罪率和犯罪方式都有着明显的普遍的影响”,而且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现代化中为防治犯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广州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肯定要付出相应的治安代价。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而是中国许多矛盾问题的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这样认为。广州的发展道路,应该说是以后中国很多城市的必然之路,基于此,它更具有了一种标本意义。
“福莫大于无祸!平安就是福!”这是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对“平安”所下的“定义”。平安对广州人来说不仅仅是记忆犹新,更是一种魂牵梦萦。
钩镰枪、摄像头、便衣
广州市因为安全问题一直饱受外界疑惑的目光,而政府部门也苦苦寻找治理广州的一剂凉茶。
数百年前,为了破连环甲马阵,梁山好汉们用一种独特的钩镰枪来勾连环甲马的腿。几百年后的2003年,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的治安队员们为了对付利用摩托车进行抢夺的“飞车党”,拿起了曾经用来大破连环甲马阵的钩镰枪。
据百度百科介绍:“钩镰枪,枪长七尺二寸,其中枪头为八寸。枪头上尖锐,其下部有侧向突出之倒钩,钩尖内曲。枪杆长六尺,粗圆径为四寸,以木制成,杆尾有铁鐏,长四寸。”而新版的广式钩镰枪长约两米,枪身有拇指粗,全部是用铁制成,枪尖处有3个铁钩。正是这3个铁钩,让一度猖獗的“飞车党”闻风丧胆。
钩镰枪值勤半年以来,广州局部地段飞车抢夺案件逐渐下降。钩镰枪出手煞是威武,副作用未免太大,如果一钩子甩过去,把嫌疑犯摔得个半身不遂,那这个后果就相当棘手。正因为此,钩镰枪一直没有正式推广,而飞车抢夺继续成了广州人闻风色变的巨大毒瘤。
2006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案发后,英国当局通过地铁里的治安视频监视系统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广州以此为鉴,正式决定两年内完成25万个治安监控系统的安装和改造。从此,在广州,从机场、车站、码头、地铁、公园、广场、城市街道等公共场所和重要单位,到党政机关、金融、供水、供电、通讯等重点要害部位,甚至民宅小区的花园和电梯,摄像头都无处不在,每个市民上下班时,估计至少要被电子视频监控到10余次。
为了彻底扭转治安形势,2006年,广州市公安机关率先组建了成建制的便衣警察队伍,共编配便衣警察2000多名,专司打击“两抢”等街面犯罪。为了把警察扮成劫匪、乞丐、闲杂人员,便衣警察有自己的化妆室,里面有男同志用的假发、眉笔,还有搬运工、环卫工的工作服。便衣大队成立后月均破案700多宗。这成为了打击犯罪的一记铁拳。
2007年1月,广州市再次使出了治安杀手锏——“禁摩”。数十万摩托车主失去了代步工具,十余万搭客维生的摩托仔和摩修摩配人员的饭碗被砸,但却意外地没有受到巨大的民意冲击,实在是摩托车危害甚烈,其引发出来的桩桩血案使得大家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
2006年广州的刑事立案数量为94775宗,从此,开始以每年超万宗的幅度连年下降,2007年下降15.8%,2008年下降13.9%,2009年,广州警方刑事立案数为59000宗,是本世纪以来第一次刑事立案数降到6万宗以下。
终于,一向最危险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有人敢打手机了,有人敢穿时髦的衣服来接人了,有人敢把包背在后面了。“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这句曾经在2006年当成笑话的领导语录终于可以理直气壮了。
一个城市的新隐忧
前不久,笔者所在的社区公告栏上又换了新的通告了:“最近社区高层楼宇有入室盗窃案发生,请各位住户加强安全意识,做到守望相助。”通告下面就是一些简单的防盗措施:晚上家里要开一盏小灯或者收音机;一字锁和十字锁要换成月牙锁;留意跟在后面的人。
“都偷到21层来了,到底是怎么上来的。”邻居李伯对于发生在附近社区的盗窃案迷惑不已,一个令广州人担心的新情况发生了:随着广州警方对街头犯罪的打击,犯罪分子开始向内街和社区转移了,典型的犯案类型就是偷盗和诈骗。据统计,2009年1~10月,广州入室盗窃案、诈骗案件同比上升明显,市中心数区入室盗窃直线上升。
天河的一位警察告诉笔者:“现在我们每天接警少的是30~40起,多的是60~70起,而几年前每天接警的次数达到100多起。”这位警察是位巡警,管辖的主要是体育中心一带街面上的犯罪。西方社会有个犯罪转移论,它认为工作做得再好也只能把犯罪压下去一部分,但是它不会消灭,它是转移的,而广州正面临这个困境。
广州还有一个隐忧就是流动人口继续增长。据统计,广州现在共有1000多万人口,其中700万户籍人口,300万外来人口。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其区域内交通发达,无论是外地去珠三角某地,大部分都要经由广州入关。这些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带给广州的不仅仅是商机和劳动力,也带来了犯罪率。所谓人多钱多事就多。
那些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游民,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必然会导致一部分流动人口存在着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这些物质和精神双重失落的青年,他们会选择什么行动来响应这个花花世界?无论是广州公安部门还是研究者,一直反复强调的一组数据是:1979年,广州常住人口在全市抓获作案成员中占比96%,到现在刚好反过来,外来人口犯罪嫌疑人占了87%。
广州的另一个隐忧就是城中村。这里似乎是犯罪的黄金地带:一幢接着一幢密密排开的房子犹如蜘蛛网,两边的房子间宽甚至不过一米,当地人称为“握手楼”。走进这些村子,你终年见不到太阳,也根本想不到这里是广州,甚至它和很多农村的乡镇有着一模一样的风景:杂货店、麻辣烫、烧烤、盗版碟。走进巷子,就如同进入了像棋盘一样的迷宫,每个出发点都可以七弯八拐地通向任何下一个未知世界,而在那个地头,你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等待你出现。
城中村的低廉房价,满足了流动人口方便快捷的生活需求,解决了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但它也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和犯罪现场。
运动治理的短板
广州治安经过一系列的“打黑除恶”、禁毒专项斗争,“两抢一盗”专项斗争后,现在终于脱困,一系列高科技的手段和制度创新为广州摆脱治安困局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但治安问题绝对不是简简单单运动式的专项治理可以一劳永逸的,背后隐藏的是更为严峻、更让人担忧的体制问题与社会矛盾。一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每个社会成员安全感的集体凝练,是从体制上解决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消解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分层与改变农民“二等公民”待遇等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整体考量。从这个角度出发,很难得说广州的治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美国犯罪学家路易斯·谢利研究了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给犯罪率带来的影响后,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犯罪与现代化》,他在书中提出了“现代化进程对犯罪率和犯罪方式都有着明显的普遍的影响”,而且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现代化中为防治犯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广州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肯定要付出相应的治安代价。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而是中国许多矛盾问题的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这样认为。广州的发展道路,应该说是以后中国很多城市的必然之路,基于此,它更具有了一种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