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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全日制本科毕业，就能给你办上北京户口。要价60万元，绝对靠谱，我朋友的叔叔是户籍科的，以前我们就办过。如果要一个全新的户口，名字年龄全换，像龚爱爱那样的，就贵了，得100万元。”
如果不认识敖向东（化名），很难想象在户籍严格管理的中国，会有像他这样的一群人，专职贩卖合法“身份”：只要提供自己要求的名字、年龄、照片，他们就能给你一个全新的合法身份，一个毫无破绽的新户口——这样办出的第二代身份证，可以通过公安身份识别系统全国联网查证。“光我知道的这种户口，就有近百人，遍及全国11个省24个市的32个区县。”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志愿者仔仔（化名）说。
这是一个松散而庞大的户口贩卖网络，每个组成单元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购买者-中介-户籍管理人员，有时还要加上计生部门和村（居）委会工作人员。购买这些“身份”的人群，既有超计划生育的3岁以下儿童，也有生于上世纪80年代甚至70年代的成人——他们有人为了买房、上学、参军，有人为了骗取保险金，也有人因为遭到公安部门通缉急需一个新身份“漂白”自己等；中介们谨守“行规”，没人关心“客户”是因为什么需要新的身份。他们只关心价钱——要价随风险递增，最便宜的儿童户口要1万-4万元，成人则要6万-10万元，北京等地的城市户口，则要价更高。“客户”提出要求后，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人员挑选合适的“挂靠”对象，中介通过计生部门或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开具伪造材料，最后由户籍民警依据这些伪造材料办理出新户口。
这些新户口的来源五花八门：有些通过伪造材料进行虚伪出生申报，有些冒名顶替已经死去的人，有些通过虚假手续迁入，甚至还有一些是由中介自行申报的“囤货”，随时准备出售。无论是哪一种，都与公安户籍部门的管理疏漏，以及个别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难脱干系。
一般来说，新生儿应持出生证、父母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赴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进行出生申报。户口迁移则需向迁入地派出所申请，依据迁入理由（如买房、结婚等）出具相关证明材料，以及被投靠人的户籍证明，开具调户函后，再由原籍派出所开具准迁证方可办理。成人户口补录的情况较为少见，审核也相对严格，需要出具父母身份资料，能够证明申请人生活轨迹的材料，并经户籍民警实地访查约谈证明人后，报派出所或更高一级领导审核，方可办理。
由于部门区隔导致出生、生活轨迹证明较难跨系统核实，人口流动带来的人户分离现状加大了民警入户访查难度，自落户开始，户籍管理就已埋下隐患。在户口迁移环节，全国联网的实时户籍信息查询系统缺位，则为虚假迁移留下了空间。更不用说，户籍管理部门内还存在一小部分监守自盗的寻租者。
2013年6月，仔仔偶然得知有人通过网络贩卖合法“身份”。他经人指点，加入了一个名叫“黑户办理户口”的QQ群，在那里结识了大量“代办户口”的中介。当年12月，仔仔与敖向东接触，让他“帮忙给孩子上个户口”。
自称为人谨慎的敖向东要求仔仔出示自己和妻子的身份证、结婚证等证明，这些正是为3岁以下新生儿办理户口所需的证件。尽管各省的户籍管理制度各有差异，但对新生儿出生户口登记，都有最基本的要求，即母亲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以及新生婴儿出生医学证明。若孩子为非婚生子女，则无需结婚证。“以前我还会亲自到人家去看一下孩子，万一这个孩子是被拐卖的，我的风险就大了。”敖向东说。
然而在仔仔提供了两个完全不存在的身份证号以后，敖向东也并未起疑。反而为了获得“客户”的信任，他出示了经手办成的户籍身份资料以供查证，并承诺“在公安系统查到再付钱”。这也是此类中介通用的交易手法：不收定金，办好户口再付钱。
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孩子，很快获得了一张出生医学证明。按照仔仔的要求，这个孩子名叫杨智，出生于2012年10月18日。不过，当《财经》记者前往证明所署的出生地点河南省邓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查问时，该院妇产科负责开具出生证的护士却表示，这家医院所有出生证编码均以“N”字开头，这张以“M”字开头的证明，绝非出自她本人之手。其出示的出生证登记册亦证明了这一点。
再三追问之下，敖向东承认证明并非出自邓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而是出自他计划为“杨智”办理户口的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的一家医院。“证是通过熟人开的，肯定查不出来（是假的）。”他还解释了自己的操作手法：在其“代办”过的户籍中，挑选一位女性充当孩子的母亲，让孩子随母亲落户，以此解决新生儿的姓氏问题——多数家庭会让孩子随父姓。
这样的操作手法看似简单，却十分安全。敖向东之前已在湖北、广西等地替人“代办”了许多户口，这些户籍材料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旦有了新的“客户”，他便可以在其中寻找合适的“户主”，充当新生儿的父母，或是成年人的亲戚。被利用的当事人，因其身份本身即为虚拟，对此并不在意。由此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成员彼此互不知情的“虚拟家族”。
2014年1月6日，“杨智”作为“李×晶”的儿子，成功落户于老河口市薛集镇老街1-65号。其实“李×晶”几个月前刚刚落户于此，至1月2日时，身份证还在敖向东手中。
与“李×晶”相近时间在同一地区办理户口的，还有齐×飞、何×、秦×毅三人，新户籍分别在三个地址。不过，由于人户分离（长期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同），《财经》记者在当地多方查访，并未见到他们。在这个居民之间几乎全部知根知底的小镇上，也没有人听说过这几个名字。
一位身份中介随身携带的笔记上记录着密密麻麻的身份，供“客户”随意挑拣。这些身份全部都是成人，经《财经》记者核实真实存在。
对于“杨智”的合法身份，敖向东的要价是2.6万元。他再三申明这个价钱十分合理：“‘打点’派出所的人就给了1万元，还有请吃饭510元，打麻将故意输钱600元。不给钱谁帮你办啊？都要冒风险的。”《财经》记者未能证实这一说法。户口办成后，仔仔通过湖北省公安民警违法违纪12389专用举报电话报案，暂时未获回复。 尽管各地规定略有差异，但在为新生儿办理户口时，若为非婚生子（不能提供父母结婚证明），多数户籍管理部门会要求提供大量额外材料，至少需要户籍所在地民警的调查核实，以及办证派出所的领导审批，或是有当地居（村）委会的证明。“杨智”如何获得上述证明并最终通过审批，不得而知。
事后，在北京交付户口时，敖向东因涉嫌伪造身份信息被北京警方查处。目前此事正在调查中。
与敖向东手中的庞大“虚拟家族”不同，绝大多数“代办户口”的中介，选择的是另一种途径：根据需要办理新身份的姓氏，选择一户家庭“挂靠”。在《财经》记者掌握的名单中，不少新生儿的户口都是如此操作。
经仔仔举报，河南省南阳市已于2013年查处了一起这样的案例。当地警方透露，办理户口的是一名超生的孩子，由其家人通过关系，经辖区民警选择一户同姓家庭“挂靠”。这是民警和对方家庭之间的“交易”，被“挂靠”者完全不知情。
目前，“挂靠”户口已被注销，孩子的亲生父母受到行政处罚。不过，对这一“交易”的事后处理却浅尝辄止。当地警方称“未能找到法律依据”，涉事民警尚未受到处理。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夏楠律师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当事民警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如有收受贿赂的情节，还有构成受贿罪的可能。
2013年12月河南商丘一起类似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商丘市公安局对外发表声明称，当地一派出所临时人员李某在没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找到该所户籍民警马某，马某按李某提供的信息，擅自为四名“新生儿”违规入户。现马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处理，李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该所所长被免职。
资深户政干部严明（化名）介绍，在“没有合法手续办理户口”的做法中，户籍民警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很多派出所只有一名户籍民警，一干就是十多年，这样的警员要为别人选一户‘挂靠’家庭很容易。绝大多数家庭的户口本用个十几二十几年都不会换，就算要换也由这名警员经手，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家中‘多’了个人。这种做法背后都是利益，不单是一名干警，甚至可能涉及一个单位。”这位从事户政工作近30年的老警察认为，仅靠“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根本不足以撼动庞大的“灰色户口”地下市场。
除了公安系统的户籍管理人员，计生或卫生部门负责开具出生证明的工作人员，以及中介们贩卖身份所在地的居（村）委会，也是他们“打点”的目标。
在基层派出所办理户口，主要是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核。新版出生医学证明虽然采用了六项防伪技术，但同样可以造假。“因为出生证不像身份证，可以全国联网查询，派出所只能检查那张纸本身是否伪造，不能查证其中信息的真实性。”严明解释，医院或妇幼保健所的出生证是一年一领，虽然按照规定当年用不完的部分应予销毁，但缺乏监督机制，“这些证明落在部分工作人员手中之后，用来干什么就不好说了”。
成人落户漏洞更大，主要的依据就是户籍所在地居（村）委会证明。“有的随便送个礼，村里就给你开个证明，说你长期在此居住，民警就算去调查，也很难发现。”严明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敖向东被捕后即供认，在一些交易中，他的“上线”正是村支书。
因为这样的漏洞存在，一些中介甚至明目张胆地制造假身份以便随时出售。仔仔曾在江西省南昌市碰到一位中介，对方随身携带一本笔记，记录着30多个身份，供“客户”随意挑拣。这些身份全部都是成人，且落户地址几乎都在湾里区招贤路的一所学校。经《财经》记者核实，这些身份真实存在。
这位中介自称，其是由当地公安的“关系”生成使用外省号码的身份证，事实上并不在当地落户，而是直接利用虚假户口迁移手续落户于南昌市后贩卖。
仔仔据此向江西省12389平台举报，目前暂时未获回复。
对于“灰色户口”，成年人的需要大多是“一人多户”。不过，即便不是刻意经营，多重身份也不鲜见，部分是由于历史原因。
严明介绍，在1998年全国户籍信息化的期间，因为录入人员多为临时招聘，且工作量十分巨大，出现了不少身份信息被两次或多次记录的情况。此外，迁出户口因工作疏忽未及时注销，当事人异地重新申报户口未通知原籍，或是死亡人员身份被人顶替等情况也不鲜见。这些因为意外增加的户口，同样成为一些人利用的对象。
河北省邯郸市的索亚男（化名）正是这种情况。她早年被过继给舅父一家领养，尽管养父母为其重新申报了户口，原有身份信息却并未注销。因无力支付女儿的社会抚养费，索亚男决定卖掉一个户口换钱，向“买主”要价2万元。
她直接让男友将暗访的“买主”带到了派出所，谎称离家多年需要补办第二代身份证。对于这样一位出生于1982年却没有身份证的成年人，户籍室的工作人员尽管已经起疑，却没有进行太多盘问。即便“买主”回答问题时错漏频出，一会儿声称从未办过身份证，一会儿又称此前持有的一代身份证丢失，仍在系统中还存着“索亚男”第一代身份证照片的情况下，于10分钟内就完成了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手续，冒名顶替成了“索亚男”。
一位当地公安人员事后对此解释，由于目前正在进行户口清查工作，尤其强调第二代身份证换证率，“有个人要来办二代证，第一个念头是非常高兴，可能因此放松了审核”。他还表示，该派出所辖区近10万人，只有一名户籍民警，工作量很大，难以亲自入户排查，就连日常工作也依靠聘用大量文职人员完成。
据索亚男称，她原本是想把户口卖给另一个人，对方因为出了点“经济问题”，急于漂白身份，最终价高者得未成交。这让当地警方心有余悸。事发第二天，该所已将经办人员停职并开始全所整顿。
骗取保险金和逃避债务也是成年人办理多重户口的理由。“比如说你是张三，花10万元买个户口，叫李四。然后拿着李四的身份证去购房、购车、办信用卡等。办完以后，把所有的东西卖掉，买个死亡证明，把户口注销。银行要账发现人死了，就不再找了，成呆账了，明白了吗？”一位中介如此“循循善诱”。 长期志愿从事打拐工作的仔仔还担心，毫无证明材料，捏造几个身份就能为孩子“买”个身份，客观上为藏匿被拐儿童提供了条件。“如果身份被合法化，被拐儿童在法律上与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寻找起来肯定更加困难。”
至于像在2013年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获刑的陕西“房姐”龚爱爱那样，出于规避房屋限购政策、隐匿财产，或是意欲通过新身份获取经济保障房、廉租住房甚至低保的情况，在已披露的案例中较为常见。
2014年1月中旬，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陕西省榆林市与户籍管理部门负责人和基层户籍民警座谈时表示，去年以来，针对一些地方违规办理户口、身份证出现的一人多户多证问题，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全面开展户口清理整顿，共发现和注销了79万个重复户口，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
对于类似索亚男的情况，邯郸市公安局人口支队一位李姓负责人称，实际上当地对成年人补录户口的规定十分严格。除前文提及的户籍所在地居（村）委会证明外，还需要当事人父母户籍证明或是DNA鉴定，如果父母双亡则要提供学历、工作证明，以及同龄人证明其生活轨迹，最终形成民警的调查报告经市局审核方可。
不过他也坦承，由于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人户分离现象普遍，对于类似索亚男这样已有双重、多重身份的情况，核查起来并不容易。2012年龚爱爱事件后，全国公安系统都进行了核查。他透露，核查主要是针对同名同姓同出生年月，以及户籍地址一样的重户口。这与严明所说的重复录入、迁出户口未在原址注销等因疏忽造成的情况相吻合。
“但是，通过违法违规手段落户的很难查。小孩子可以看他与家庭成员的关系，父母与子女间出现第三姓的比较可疑，其他家庭成员，比如外甥、舅母等，就不太好查。”这位负责人说。
严明补充，有经验、警惕性较高的户籍民警可以识破一些明显问题。比如当事人落户之后很快迁走的，迁入地证明资料不全的，父母未达生育年龄或兄弟姐妹间出生时间相距过近的，以及户籍地址内长期没有成员变动，且成员长期不在公安机关身份系统中出现的等。
至于刻意造假，尤其是使用假的出生证明或村（居）委会证明的，则很难证伪。对此，李姓负责人介绍，邯郸市在进行排查的过程中，主要使用实地核查的方法。“让警员下到村里和街道进行核对，找到人，再查出他是哪一家，有没有重复身份，工作量很大。”他强调，派出所的工作繁琐沉重，对于成年人的活动情况很难比当地居民更了解，因此易受蒙骗；同时因为无权调阅卫生部门的出生证明档案，警方对于记录假信息的真出生证防不胜防。
目前“身份中介”的活动仍旧活跃。在多次向各地举报后，仔仔加入的QQ群仍然活跃着，不断有人办好户口后离开，也不断有新人为办理户口加入。只是为了防范“间谍”，对新加入者的审核变得更加严格。
2013年12月28日，仔仔在调查途中短暂停留上海，被一名中介追到。对方出示他的身份信息、各种联系方式，甚至其家庭成员的情况，试图让他“闭嘴”。同时，仔仔前往河南商丘调查的行踪，也在第一时间被泄露。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区，“身份黑市”已成产业。不少以此为业的中介来自山东，他们抱团结伙，在全国各地刻意结识户籍管理人员，随时探听、交流查处信息。一些人甚至配备专业设备，专门用于调查“客户”是否为调查人员。
公安系统正在推进的全国人像比对系统建设，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一人多户”等灰色户口难题。据《财经》记者了解，包括河北在内的一些省份，已经在此前的清查工作中使用了这一手段。
不过，严明透露，据他所知，很多地区的第二代身份证换证率都在95%以下，“也就是说，一个千万人口城市有50万人未换证，甚至没有一代身份证，而这些往往就是长期没有变动的可疑户口。没有照片，也就谈不上比对。”
一位就职于知名刑侦技术机构的资深管理人员则介绍，就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像识别精度远低于指纹识别等其他识别方式，只适合作为甄别的辅助手段，最终还需人工落实。
长期从事户籍研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证实了这一说法。“因为身份证是标准照，可能会好一些，但也有些人身份证照片不清楚又不愿意重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与印度等国家相比，我们缺乏能够把居民身份信息唯一化的身份鉴定。”
此前2012年5月30日，新修订的《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指纹信息。2013年1月起，中国已全面启动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和停用一代证。
“一些人也担心，留存生物信息将来可能会出现‘自证有罪’的情况。但反过来说，这些信息同样能用于社会服务和社会救济领域。而且这些信息的收集都是公正、公平、公开的，并不存在侵权问题。”王太元说。
同时，建立全国联网的户籍管理系统迫在眉睫。“我们现在的户籍管理系统并不是真正全国联网的，充其量是两级系统。一些地级市以下实现了全市的网络化管理，在一些地方还仅仅只能在派出所内部查询信息有无重复。就全国范围而言，任何一个地方超出省域就无法实时核查。”王太元透露。
在公安系统外部，同样需要建立与卫生等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机制，以便审查出生证等办理户籍所需材料的真实性，防范记录假信息的真出生证等情况出现。而要防范成人补录户口环节的恶意造假，则只能更多依靠基层民警的实地调查。
王太元称，在多数基层派出所，除了本职工作，户籍民警每天还要承担许多其他任务，基本的户籍管理工作投入远远不足。“户籍管理这些所谓的‘软任务’，完全是在各种值勤、培训、请示、汇报工作之外‘抽空’完成的。”
目前，法律体系对于如何防范和惩处伪造身份，同样不足。“伪造户口或是身份证，还是对附着于这个身份上的社会权益的侵犯。山东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人顶替他人身份读书，毕业后参加工作，分了房子，最后赔偿被顶替者7万元。对被顶替者的一生造成影响，赔7万元完全不够。”王太元认为，如果不从法律设置和司法管理制度着手，对伪造身份行为进行重新定义，它的违法低成本仍可能会让一些人心存侥幸。
他认为，仅仅将伪造身份现象屡禁不止归咎于涉事者或个别违法违纪的干警并不够。部分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将教育、社会保障等种种权利与户口挂钩，甚至在收取税费的时候，都在滥用户口。“这本身就是个‘懒政’。这种社会体制机制存在的状态，不是公安机关用一种行政或是司法方式就能解决的。只要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利益仍然存在，‘一人多户’的需求就不会消失，由此多年积累形成的地下市场也难以摧毁。”
在王太元看来，出路仍在于户籍改革，还原户口本色：“户口本身只是个人身份信息的载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识别一个人，不能让他以其他身份存在，就是这一个功能。”
如果不认识敖向东（化名），很难想象在户籍严格管理的中国，会有像他这样的一群人，专职贩卖合法“身份”：只要提供自己要求的名字、年龄、照片，他们就能给你一个全新的合法身份，一个毫无破绽的新户口——这样办出的第二代身份证，可以通过公安身份识别系统全国联网查证。“光我知道的这种户口，就有近百人，遍及全国11个省24个市的32个区县。”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志愿者仔仔（化名）说。
这是一个松散而庞大的户口贩卖网络，每个组成单元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购买者-中介-户籍管理人员，有时还要加上计生部门和村（居）委会工作人员。购买这些“身份”的人群，既有超计划生育的3岁以下儿童，也有生于上世纪80年代甚至70年代的成人——他们有人为了买房、上学、参军，有人为了骗取保险金，也有人因为遭到公安部门通缉急需一个新身份“漂白”自己等；中介们谨守“行规”，没人关心“客户”是因为什么需要新的身份。他们只关心价钱——要价随风险递增，最便宜的儿童户口要1万-4万元，成人则要6万-10万元，北京等地的城市户口，则要价更高。“客户”提出要求后，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人员挑选合适的“挂靠”对象，中介通过计生部门或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开具伪造材料，最后由户籍民警依据这些伪造材料办理出新户口。
这些新户口的来源五花八门：有些通过伪造材料进行虚伪出生申报，有些冒名顶替已经死去的人，有些通过虚假手续迁入，甚至还有一些是由中介自行申报的“囤货”，随时准备出售。无论是哪一种，都与公安户籍部门的管理疏漏，以及个别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难脱干系。
一般来说，新生儿应持出生证、父母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赴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进行出生申报。户口迁移则需向迁入地派出所申请，依据迁入理由（如买房、结婚等）出具相关证明材料，以及被投靠人的户籍证明，开具调户函后，再由原籍派出所开具准迁证方可办理。成人户口补录的情况较为少见，审核也相对严格，需要出具父母身份资料，能够证明申请人生活轨迹的材料，并经户籍民警实地访查约谈证明人后，报派出所或更高一级领导审核，方可办理。
由于部门区隔导致出生、生活轨迹证明较难跨系统核实，人口流动带来的人户分离现状加大了民警入户访查难度，自落户开始，户籍管理就已埋下隐患。在户口迁移环节，全国联网的实时户籍信息查询系统缺位，则为虚假迁移留下了空间。更不用说，户籍管理部门内还存在一小部分监守自盗的寻租者。
不存在的孩子
2013年6月，仔仔偶然得知有人通过网络贩卖合法“身份”。他经人指点，加入了一个名叫“黑户办理户口”的QQ群，在那里结识了大量“代办户口”的中介。当年12月，仔仔与敖向东接触，让他“帮忙给孩子上个户口”。
自称为人谨慎的敖向东要求仔仔出示自己和妻子的身份证、结婚证等证明，这些正是为3岁以下新生儿办理户口所需的证件。尽管各省的户籍管理制度各有差异，但对新生儿出生户口登记，都有最基本的要求，即母亲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以及新生婴儿出生医学证明。若孩子为非婚生子女，则无需结婚证。“以前我还会亲自到人家去看一下孩子，万一这个孩子是被拐卖的，我的风险就大了。”敖向东说。
然而在仔仔提供了两个完全不存在的身份证号以后，敖向东也并未起疑。反而为了获得“客户”的信任，他出示了经手办成的户籍身份资料以供查证，并承诺“在公安系统查到再付钱”。这也是此类中介通用的交易手法：不收定金，办好户口再付钱。
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孩子，很快获得了一张出生医学证明。按照仔仔的要求，这个孩子名叫杨智，出生于2012年10月18日。不过，当《财经》记者前往证明所署的出生地点河南省邓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查问时，该院妇产科负责开具出生证的护士却表示，这家医院所有出生证编码均以“N”字开头，这张以“M”字开头的证明，绝非出自她本人之手。其出示的出生证登记册亦证明了这一点。
再三追问之下，敖向东承认证明并非出自邓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而是出自他计划为“杨智”办理户口的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的一家医院。“证是通过熟人开的，肯定查不出来（是假的）。”他还解释了自己的操作手法：在其“代办”过的户籍中，挑选一位女性充当孩子的母亲，让孩子随母亲落户，以此解决新生儿的姓氏问题——多数家庭会让孩子随父姓。
这样的操作手法看似简单，却十分安全。敖向东之前已在湖北、广西等地替人“代办”了许多户口，这些户籍材料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旦有了新的“客户”，他便可以在其中寻找合适的“户主”，充当新生儿的父母，或是成年人的亲戚。被利用的当事人，因其身份本身即为虚拟，对此并不在意。由此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成员彼此互不知情的“虚拟家族”。
2014年1月6日，“杨智”作为“李×晶”的儿子，成功落户于老河口市薛集镇老街1-65号。其实“李×晶”几个月前刚刚落户于此，至1月2日时，身份证还在敖向东手中。
与“李×晶”相近时间在同一地区办理户口的，还有齐×飞、何×、秦×毅三人，新户籍分别在三个地址。不过，由于人户分离（长期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同），《财经》记者在当地多方查访，并未见到他们。在这个居民之间几乎全部知根知底的小镇上，也没有人听说过这几个名字。
对于“杨智”的合法身份，敖向东的要价是2.6万元。他再三申明这个价钱十分合理：“‘打点’派出所的人就给了1万元，还有请吃饭510元，打麻将故意输钱600元。不给钱谁帮你办啊？都要冒风险的。”《财经》记者未能证实这一说法。户口办成后，仔仔通过湖北省公安民警违法违纪12389专用举报电话报案，暂时未获回复。 尽管各地规定略有差异，但在为新生儿办理户口时，若为非婚生子（不能提供父母结婚证明），多数户籍管理部门会要求提供大量额外材料，至少需要户籍所在地民警的调查核实，以及办证派出所的领导审批，或是有当地居（村）委会的证明。“杨智”如何获得上述证明并最终通过审批，不得而知。
事后，在北京交付户口时，敖向东因涉嫌伪造身份信息被北京警方查处。目前此事正在调查中。
“灰色户口”链条
与敖向东手中的庞大“虚拟家族”不同，绝大多数“代办户口”的中介，选择的是另一种途径：根据需要办理新身份的姓氏，选择一户家庭“挂靠”。在《财经》记者掌握的名单中，不少新生儿的户口都是如此操作。
经仔仔举报，河南省南阳市已于2013年查处了一起这样的案例。当地警方透露，办理户口的是一名超生的孩子，由其家人通过关系，经辖区民警选择一户同姓家庭“挂靠”。这是民警和对方家庭之间的“交易”，被“挂靠”者完全不知情。
目前，“挂靠”户口已被注销，孩子的亲生父母受到行政处罚。不过，对这一“交易”的事后处理却浅尝辄止。当地警方称“未能找到法律依据”，涉事民警尚未受到处理。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夏楠律师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当事民警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如有收受贿赂的情节，还有构成受贿罪的可能。
2013年12月河南商丘一起类似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商丘市公安局对外发表声明称，当地一派出所临时人员李某在没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找到该所户籍民警马某，马某按李某提供的信息，擅自为四名“新生儿”违规入户。现马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处理，李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该所所长被免职。
资深户政干部严明（化名）介绍，在“没有合法手续办理户口”的做法中，户籍民警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很多派出所只有一名户籍民警，一干就是十多年，这样的警员要为别人选一户‘挂靠’家庭很容易。绝大多数家庭的户口本用个十几二十几年都不会换，就算要换也由这名警员经手，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家中‘多’了个人。这种做法背后都是利益，不单是一名干警，甚至可能涉及一个单位。”这位从事户政工作近30年的老警察认为，仅靠“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根本不足以撼动庞大的“灰色户口”地下市场。
除了公安系统的户籍管理人员，计生或卫生部门负责开具出生证明的工作人员，以及中介们贩卖身份所在地的居（村）委会，也是他们“打点”的目标。
在基层派出所办理户口，主要是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核。新版出生医学证明虽然采用了六项防伪技术，但同样可以造假。“因为出生证不像身份证，可以全国联网查询，派出所只能检查那张纸本身是否伪造，不能查证其中信息的真实性。”严明解释，医院或妇幼保健所的出生证是一年一领，虽然按照规定当年用不完的部分应予销毁，但缺乏监督机制，“这些证明落在部分工作人员手中之后，用来干什么就不好说了”。
成人落户漏洞更大，主要的依据就是户籍所在地居（村）委会证明。“有的随便送个礼，村里就给你开个证明，说你长期在此居住，民警就算去调查，也很难发现。”严明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敖向东被捕后即供认，在一些交易中，他的“上线”正是村支书。
因为这样的漏洞存在，一些中介甚至明目张胆地制造假身份以便随时出售。仔仔曾在江西省南昌市碰到一位中介，对方随身携带一本笔记，记录着30多个身份，供“客户”随意挑拣。这些身份全部都是成人，且落户地址几乎都在湾里区招贤路的一所学校。经《财经》记者核实，这些身份真实存在。
这位中介自称，其是由当地公安的“关系”生成使用外省号码的身份证，事实上并不在当地落户，而是直接利用虚假户口迁移手续落户于南昌市后贩卖。
仔仔据此向江西省12389平台举报，目前暂时未获回复。
“一人多户”乱象
对于“灰色户口”，成年人的需要大多是“一人多户”。不过，即便不是刻意经营，多重身份也不鲜见，部分是由于历史原因。
严明介绍，在1998年全国户籍信息化的期间，因为录入人员多为临时招聘，且工作量十分巨大，出现了不少身份信息被两次或多次记录的情况。此外，迁出户口因工作疏忽未及时注销，当事人异地重新申报户口未通知原籍，或是死亡人员身份被人顶替等情况也不鲜见。这些因为意外增加的户口，同样成为一些人利用的对象。
河北省邯郸市的索亚男（化名）正是这种情况。她早年被过继给舅父一家领养，尽管养父母为其重新申报了户口，原有身份信息却并未注销。因无力支付女儿的社会抚养费，索亚男决定卖掉一个户口换钱，向“买主”要价2万元。
她直接让男友将暗访的“买主”带到了派出所，谎称离家多年需要补办第二代身份证。对于这样一位出生于1982年却没有身份证的成年人，户籍室的工作人员尽管已经起疑，却没有进行太多盘问。即便“买主”回答问题时错漏频出，一会儿声称从未办过身份证，一会儿又称此前持有的一代身份证丢失，仍在系统中还存着“索亚男”第一代身份证照片的情况下，于10分钟内就完成了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手续，冒名顶替成了“索亚男”。
一位当地公安人员事后对此解释，由于目前正在进行户口清查工作，尤其强调第二代身份证换证率，“有个人要来办二代证，第一个念头是非常高兴，可能因此放松了审核”。他还表示，该派出所辖区近10万人，只有一名户籍民警，工作量很大，难以亲自入户排查，就连日常工作也依靠聘用大量文职人员完成。
据索亚男称，她原本是想把户口卖给另一个人，对方因为出了点“经济问题”，急于漂白身份，最终价高者得未成交。这让当地警方心有余悸。事发第二天，该所已将经办人员停职并开始全所整顿。
骗取保险金和逃避债务也是成年人办理多重户口的理由。“比如说你是张三，花10万元买个户口，叫李四。然后拿着李四的身份证去购房、购车、办信用卡等。办完以后，把所有的东西卖掉，买个死亡证明，把户口注销。银行要账发现人死了，就不再找了，成呆账了，明白了吗？”一位中介如此“循循善诱”。 长期志愿从事打拐工作的仔仔还担心，毫无证明材料，捏造几个身份就能为孩子“买”个身份，客观上为藏匿被拐儿童提供了条件。“如果身份被合法化，被拐儿童在法律上与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寻找起来肯定更加困难。”
至于像在2013年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获刑的陕西“房姐”龚爱爱那样，出于规避房屋限购政策、隐匿财产，或是意欲通过新身份获取经济保障房、廉租住房甚至低保的情况，在已披露的案例中较为常见。
2014年1月中旬，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陕西省榆林市与户籍管理部门负责人和基层户籍民警座谈时表示，去年以来，针对一些地方违规办理户口、身份证出现的一人多户多证问题，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全面开展户口清理整顿，共发现和注销了79万个重复户口，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
漏洞下的黑市
对于类似索亚男的情况，邯郸市公安局人口支队一位李姓负责人称，实际上当地对成年人补录户口的规定十分严格。除前文提及的户籍所在地居（村）委会证明外，还需要当事人父母户籍证明或是DNA鉴定，如果父母双亡则要提供学历、工作证明，以及同龄人证明其生活轨迹，最终形成民警的调查报告经市局审核方可。
不过他也坦承，由于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人户分离现象普遍，对于类似索亚男这样已有双重、多重身份的情况，核查起来并不容易。2012年龚爱爱事件后，全国公安系统都进行了核查。他透露，核查主要是针对同名同姓同出生年月，以及户籍地址一样的重户口。这与严明所说的重复录入、迁出户口未在原址注销等因疏忽造成的情况相吻合。
“但是，通过违法违规手段落户的很难查。小孩子可以看他与家庭成员的关系，父母与子女间出现第三姓的比较可疑，其他家庭成员，比如外甥、舅母等，就不太好查。”这位负责人说。
严明补充，有经验、警惕性较高的户籍民警可以识破一些明显问题。比如当事人落户之后很快迁走的，迁入地证明资料不全的，父母未达生育年龄或兄弟姐妹间出生时间相距过近的，以及户籍地址内长期没有成员变动，且成员长期不在公安机关身份系统中出现的等。
至于刻意造假，尤其是使用假的出生证明或村（居）委会证明的，则很难证伪。对此，李姓负责人介绍，邯郸市在进行排查的过程中，主要使用实地核查的方法。“让警员下到村里和街道进行核对，找到人，再查出他是哪一家，有没有重复身份，工作量很大。”他强调，派出所的工作繁琐沉重，对于成年人的活动情况很难比当地居民更了解，因此易受蒙骗；同时因为无权调阅卫生部门的出生证明档案，警方对于记录假信息的真出生证防不胜防。
目前“身份中介”的活动仍旧活跃。在多次向各地举报后，仔仔加入的QQ群仍然活跃着，不断有人办好户口后离开，也不断有新人为办理户口加入。只是为了防范“间谍”，对新加入者的审核变得更加严格。
2013年12月28日，仔仔在调查途中短暂停留上海，被一名中介追到。对方出示他的身份信息、各种联系方式，甚至其家庭成员的情况，试图让他“闭嘴”。同时，仔仔前往河南商丘调查的行踪，也在第一时间被泄露。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区，“身份黑市”已成产业。不少以此为业的中介来自山东，他们抱团结伙，在全国各地刻意结识户籍管理人员，随时探听、交流查处信息。一些人甚至配备专业设备，专门用于调查“客户”是否为调查人员。
解决之道
公安系统正在推进的全国人像比对系统建设，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一人多户”等灰色户口难题。据《财经》记者了解，包括河北在内的一些省份，已经在此前的清查工作中使用了这一手段。
不过，严明透露，据他所知，很多地区的第二代身份证换证率都在95%以下，“也就是说，一个千万人口城市有50万人未换证，甚至没有一代身份证，而这些往往就是长期没有变动的可疑户口。没有照片，也就谈不上比对。”
一位就职于知名刑侦技术机构的资深管理人员则介绍，就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像识别精度远低于指纹识别等其他识别方式，只适合作为甄别的辅助手段，最终还需人工落实。
长期从事户籍研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证实了这一说法。“因为身份证是标准照，可能会好一些，但也有些人身份证照片不清楚又不愿意重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与印度等国家相比，我们缺乏能够把居民身份信息唯一化的身份鉴定。”
此前2012年5月30日，新修订的《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指纹信息。2013年1月起，中国已全面启动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和停用一代证。
“一些人也担心，留存生物信息将来可能会出现‘自证有罪’的情况。但反过来说，这些信息同样能用于社会服务和社会救济领域。而且这些信息的收集都是公正、公平、公开的，并不存在侵权问题。”王太元说。
同时，建立全国联网的户籍管理系统迫在眉睫。“我们现在的户籍管理系统并不是真正全国联网的，充其量是两级系统。一些地级市以下实现了全市的网络化管理，在一些地方还仅仅只能在派出所内部查询信息有无重复。就全国范围而言，任何一个地方超出省域就无法实时核查。”王太元透露。
在公安系统外部，同样需要建立与卫生等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机制，以便审查出生证等办理户籍所需材料的真实性，防范记录假信息的真出生证等情况出现。而要防范成人补录户口环节的恶意造假，则只能更多依靠基层民警的实地调查。
王太元称，在多数基层派出所，除了本职工作，户籍民警每天还要承担许多其他任务，基本的户籍管理工作投入远远不足。“户籍管理这些所谓的‘软任务’，完全是在各种值勤、培训、请示、汇报工作之外‘抽空’完成的。”
目前，法律体系对于如何防范和惩处伪造身份，同样不足。“伪造户口或是身份证，还是对附着于这个身份上的社会权益的侵犯。山东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人顶替他人身份读书，毕业后参加工作，分了房子，最后赔偿被顶替者7万元。对被顶替者的一生造成影响，赔7万元完全不够。”王太元认为，如果不从法律设置和司法管理制度着手，对伪造身份行为进行重新定义，它的违法低成本仍可能会让一些人心存侥幸。
他认为，仅仅将伪造身份现象屡禁不止归咎于涉事者或个别违法违纪的干警并不够。部分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将教育、社会保障等种种权利与户口挂钩，甚至在收取税费的时候，都在滥用户口。“这本身就是个‘懒政’。这种社会体制机制存在的状态，不是公安机关用一种行政或是司法方式就能解决的。只要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利益仍然存在，‘一人多户’的需求就不会消失，由此多年积累形成的地下市场也难以摧毁。”
在王太元看来，出路仍在于户籍改革，还原户口本色：“户口本身只是个人身份信息的载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识别一个人，不能让他以其他身份存在，就是这一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