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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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坎佩切州尤卡坦半岛，“为地球植树” 基金会植了630多万棵树。第一片植树区域位于一块洼地，在遭遇飓风后被淹没，很多树都死了。水中的树木“这里有我们在墨西哥种下的第一棵树。”23岁的菲利克斯·芬克百纳说。一块林中空地边有四间粉刷成白色的棚屋，印着德国“为地球植树”基金会图标的海报上写着“欢迎”。这个基金会决定用植树来对抗气候变化。这是菲利克斯九岁时想到的，在其父弗里特约夫的帮助下，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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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坎佩切州尤卡坦半岛，“为地球植树” 基金会植了630多万棵树。第一片植树区域位于一块洼地，在遭遇飓风后被淹没，很多树都死了。
水中的树木
“这里有我们在墨西哥种下的第一棵树。”23岁的菲利克斯·芬克百纳说。一块林中空地边有四间粉刷成白色的棚屋，印着德国“为地球植树”基金会图标的海报上写着“欢迎”。
这个基金会决定用植树来对抗气候变化。这是菲利克斯九岁时想到的，在其父弗里特约夫的帮助下，逐步发展为一个有30多名员工的基金会，有9万多个孩子作为基金会的气候大使活跃在75个国家。五年前，父子俩共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植树造林项目”，目标是在全世界植1万亿棵树，以预防气候灾难。媒体将菲利克斯·芬克百纳尊为“最富影响力的100个德国人”之一。
这里是尤卡坦半岛南部，距离危地马拉边境100公里，计划种1亿棵树。根据基金会数据，每15秒种一棵。“那里有100万棵。”菲利克斯指着不远处说道。只见一艘小船在水面摇晃，岸上有几棵瘦瘦的小树，水中稀疏地伸出弯弯曲曲的树枝，举目皆是死掉的梓树。这个今年一月底看起来像个湖泊的地方，就是基金会的第一块植树区域。这里已被淹没近半年，水深约两米。“水退去后，我们才能看到有多少树还活着。”菲利克斯说。他担心它们全都不能幸免于难，“每棵树都意味着某人捐赠的一欧元，它们都该活下来。现在这样真让人难过。”
洪水也动摇了人们对基金会的信任。去年十二月德国《时代周报》报道被水淹没的种植园后，植下的树木死掉的事情才为世人所知。那之前，“为地球植树”基金会一直向捐赠者许诺“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对基金会工作的质疑声此起彼伏，主要集中在创始人家庭独断专行、暴力决策，“植树救世”理论科学基础薄弱，植树过程缺乏专业指导，植树成果难以验证。
决策结构的缺陷
目前德国约有2.4万个合法的基金会，每天都会新成立大概两家。这一行业如此繁荣，也是因为人们对教堂、国家等权力机构的信任逐渐破灭。“基金会有神圣的光环，每个人都认定它们是做好事的。大家都知道，气候变暖是一个棘手的难题，突然有个人表示愿意接受挑战，并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会带领你们走出困境。’于是，人们开始无条件地相信基金会。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在基金会里做事的也还是人。”曾在“为地球植树”工作的罗伯特·布鲁姆（化名）说。
“为地球植树”基金会成立于2011年11月。父亲弗里特约夫是基金会创始人和主席，儿子菲利克斯成年后接任主席一职。董事会成员除菲利克斯外只有两人——尼泊尔活动分子萨加尔·阿亚尔和基金会捐助人米夏埃尔·杜拉赫。杜拉赫是德国最大的芥末生产商，也是这家人的朋友。而负责决策的基金会委员会成员只有菲利克斯25岁的姐姐弗兰西斯卡和他们的母亲卡洛琳。
“这个家庭总是占据多数，拥有否决权。”基金会前经理布鲁姆说，“这样，根本不会出现讨论。他们想要完全的权力。”
弗里特约夫表示，建立这样的领导结构是有目的的。“我退休后，基金会走向崩塌的风险很大。所以，我必须陪着它，直到它羽翼丰满。应由我们决定方向，这很重要，毕竟这里有我们的很多心血。”基金会的这种领导结构也符合法律规定。“这样可能并不道德，但弗里特约夫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许可范围。”布鲁姆说。
菲利克斯·芬克百纳站在被淹没的洼地边。
而墨西哥分会的成立文件中一次都没提到德国的“为地球植树”基金会。“根本没有监管委员会，这就为资金滥用打开了大门。”税法专家米夏埃尔·斯托贝尔说。尤其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将分会资产转交给其他公益组织。
薄弱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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