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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于2010年7月成立，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指导下，依托于中国音乐学院，至今已经经过了两期建设，历时六年。基地聘请了全国十多个单位，48名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工作，由此形成了学科集群优势。目前，基地已经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的重要综合性学术研究平台之一。
2017年1月7日至8日，由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暨多元与建构——中国音乐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学术年会在北京亚奥国际酒店成功举办。
本次年会以“多元与建构——中国音乐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位学者参会，云集了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
一、音乐史学研究
音乐史学研究是中国民族音乐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次年会史学研究既有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乐文化的研究，也有从乐律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等分支学科针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
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以《乐与国学》为题作了发言。作者从大学术界把“六艺之学”释为国学这一定位出发，根据“六艺”与“六经”的社会定位进行思考，认为把国学定位于六艺，最应把握“乐”之属性。其从整体上把中国“乐”文化按礼乐、俗乐类分。进而从源头上辨析“乐”之国学初义，指出其首重礼乐之意义，进而指出俗乐为礼乐有机构成，而二者必有本体形态支撑，此为“律调谱器”之于国学研究的意义，并探讨了在“礼与俗之间的琴乐”研究和宗教用乐研究的意义。
乐律学研究是史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次年会相关研究者对燕乐二十八调、七宫还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积极的学术互动，推动了对相关问题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音乐学院赵为民教授以《“金风调”律声调名考辨》为题作了发言。作者指出，从声名入手是解决金风调律声调名的关键。经过分析与排除，作者认为“金风调”的声名只有“商”这一种选择；律名位置只能对应仙吕（即无射）。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玫研究员以《被误解的角调》为题的发言指出，唐宋间及至元代，所有与燕乐二十八调相关的叙事文本中，角调的叙述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逻辑矛盾，认为：角调的闰角属性，具有移宫犯调不出均的调发展张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宏锋博士《“七宫还原”音律模型拟构》通过对“七宫还原”的音律模型解析，指出其作为核心生律依据的狭五度音程，并以传统十二律理论中用两件（或更多）调高不同（多为相差一律，即半音之差）的同类乐器的平行音列组合的方法实现的“阴阳旋宫”为依据，指出七宫还原是以狭五度取代纯五度，进而分配于管色七个音位的结果，是十二律旋宫驭繁于简的变通办法，是在阴阳旋宫基础上的简化与变异。
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音乐考古学与古代音乐遗迹研究》从考古“遗物”与“遗跡”之双重维度切入，指出既要注重对乐器、乐谱、图像、文献的研究保护，也要关照遗迹发生的地点和场景，即考古环境，同时也应拓展音响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清雷博士《也谈海昏侯墓编钟》关注了被列入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海昏侯墓，对墓葬编钟的“形”与“制”进行了分析。忻州师范学院刘晓伟博士《正统化：北朝政权博弈，与隋唐音乐的转型》则关注到北朝墓葬的相关音乐图像，意在探讨“国家正统”的权威性与独权性以及礼乐文化在构建发展中的博弈与变迁。
音乐文献学研究中，西南大学的李方元教授《文体视野下的宋代乐论书写》以“文体”视角为出发点，探讨了宋代乐论的文体、社会及身份内涵。中国音乐学院徐天祥博士《关注现代音乐文献的版本问题——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的版本考证为例》对古典文献与现代文献的版本问题进行对比论证。
另外，结合当前“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的现状分析》认为将“一带一路”由大陆丝绸之路延伸到海上丝绸之路，强调乐器研究与乐谱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要回归历史原貌，复制古传乐器，再现传统乐舞，共建“历史音响”的丝绸之路音乐。河南大学陈文革博士《中国音乐研究：请再把目光投向世界》也围绕这一战略进行了思考，提出以世界视野看待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借助东方文化丛这一概念解释古代亚细亚对于欧亚大陆乃至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既能使长期困绕中国音乐学界的“二十八调”来源问题获得历史学意义的阐释，并以更加平实的心态面对当代中国的诸多现代性的困绕。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
民族音乐学历来是基地年会中参与学者最多的学科领域。今年的年会，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更多体现出的是对学科的反思。如对应用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与后现代思维、音乐民族志、局内人与局外人新的思考与定位等问题，反映出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新的理论动向及多元化建构。
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视角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介绍了“应用民族音乐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简述其发展历程，并将“非遗”与“应用民族音乐学”纳入同一范畴进行探讨，认为“非遗”工作应在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视角之中对非遗通过行政机构、资金投入、“非遗”保护法、多层“非遗”项目、“非遗”认知、宣传及举措等多方渠道加以研究与保护。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的题目是《由音乐符号线索追踪到‘隐喻—象征’文化阐释——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的‘共时—历时’视角转换》，他首先介绍了“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两个转型期”，结合“模式与变体”的研究方法，将结构主义以“静态、内敛的分析思维和方法”予以总结，并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以系谱学的叙事代替了本体论，指出了形成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两相对照的理论研究范式。
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振涛研究员《“局内人、局外人”的定位与反思》认为应摒弃“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二元论，并将二者加以整合，以“一体化”模式呈现。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从自身的田野谈“局内感”》也谈到了局内人、局外人的问题，认为以自然的局内人和习得性的局内人之二分法，将田野考察中人物的角色重新加以定位，从局内观与局内观之双重视角审视问题。 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如何处理与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后现代思维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关系受到与会学者高度的关注。福建师范大学蓝雪霏教授《音乐乎？文化乎？——音乐与文化天平失衡及两张皮现象反省》指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中“重文化轻音乐”且音乐和文化互不关联的“两张皮”现象，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应容许多元的理论运用和探索，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深厚的音乐文化学养和犀利的学术眼光，善于捕捉民族音乐中的前沿问题或空白点问题。南京艺术学院杨曦帆教授《民族音乐学的文化认同研究》认为文化认同旨在强调局内人的自我认识，如音乐的主体性表达，个体与文化、族群间的关系以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音乐的建构、分层与再生过程中文化符号的作用等问题。河北师范大学赵书峰博士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后现代思维》从“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体现出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学术观念的转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族性界定的反本质主义思考、后现代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的后现代思维、反本质主义视域下的‘非遗’问题的再思考”五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西南大学胡晓东博士的《佛乐研究中的性别与伦理视角——以重庆罗汉寺为例》就仪式文本性别文化的研究与解读及音乐伦理学两个角度，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解读。另外，萧璇《同“俗”同“歌”不同“调”》谈及作者近十年来对中国西南西北两性“对歌”四个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并对中国两性对歌层级区域与表征差异，曲调、歌词与歌俗、仪式性等层面进行了理论阐释。
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瑜博士《制度、信仰、礼俗互动中的晋北民间道教科仪音乐研究》从制度、民间信仰以及礼俗等角度对流传在山西北部城镇的民间道教科仪音乐传统进行探讨。作者认为，道士曾是承载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重要、稳定的群体，而制度、信仰、礼俗是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视角，晋北民间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宗教音樂活动和国家制度、民间信仰、礼俗结合的典型范例，其内涵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三、传统音乐、音乐美学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关于建立中国传统音乐话语体系的思考》指出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成果和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传统音乐的实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建立中国人的传统音乐话语体系。并不断推进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促进当代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的实践，推动中国音乐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传统音乐、艺术音乐与流行音乐基本概念的再辨析与中国乐派的使命》分别辨析了传统音乐、艺术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概念，结合中国乐派的建设，认为中国乐派的概念是以传统音乐为基础，为传承对象，并以此发展艺术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概念。
武汉音乐学院蔡际洲教授《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研究范式、科学精神、如何跨界、介入当下”四个问题，并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需要建立“成熟的中国范式”，应该坚持并体现出“科学精神”，倡导“学科跨界”，并关注当前现实存在的问题。
集美大学臧艺兵教授《论传统音乐的纯粹性》谈了对传统概念内涵的认识，其包含传承的传统、传入的传统、传播的传统三个方面。作者还对全球化、多元化的负面进行了反思，并指出在当前社会主流文化中，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教育，没有真正传承的传统，只有所谓传入的传统，所以也就没有真正传统音乐的传播，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以上学者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另有研究者从微观视角对具体的传统音乐事项进行了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傅利民教授《宜春三星鼓音乐考察与现状分析》对三星鼓的乐器、乐队、乐社、乐人及常用曲目进行介绍。延边大学张翼善教授《朝鲜族传统乐器多变多种的现状研究》介绍了玄鹤琴、箜篌、牙筝、琵琶等十类朝鲜族传统乐器研究现状，对历史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做了有力的佐证。浙江音乐学院孟凡玉教授《浙北传统婚礼仪式歌曲浪柳园探析》介绍了“浪柳园”这种流传于浙江北部海盐、海宁一带的传统婚礼仪式歌曲使用的基本场合以及与“啰哩嗹”的源流关系。西安音乐学院辛雪峰教授《制度、变迁与文化调适，秦腔改革的三大模式》对20世纪秦腔改革的三大模式进行了分析总结。中国音乐学院楚高娃博士《文本到音声——蒙古佛教诵经音乐结构生成特征探析》对蒙古佛教诵经音乐与文本形式加以分析，进而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江西师范大学刘雯博士的《苏州评弹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对“苏州评弹”之“词、曲、律、调、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李晓冬教授以“从音乐美学走向音乐文化批判”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认为音乐美学需要走向音乐文化批判：首先是成为内行，打破学院或自身学术局限，力求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行家”；其次是观念联合，需要音乐美学学者更新知识结构；最后是问题导向，要求音乐美学学者勇于打破学科藩篱，以具体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某种学科或观念的先入之见来看待日趋多元和复杂多样的音乐实践活动。
四、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及学术方法探索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岩研究员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题，谈了一些启示，提倡音乐研究中也应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多创作打动人心的音乐作品。浙江音乐学院田耀农教授《中西音乐“旋律”观念的比较》通过比较中西旋律形态差异，提出“纯旋律”概念，即“组织起来的一连串前后相继的单个乐音构成的音高序列”。
从多学科方法论上，中国音乐学院丁旭东博士《口述音乐史的内涵、特性与操作关键》认为口述音乐史在根本上是以史料的征集来进行口述历史的一种构建，来达到整个目的。并提出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口述历史建设的数字化、数据库、资源共享等问题。浙江师范大学韩启超博士从“音乐声学”视角研究了戏曲嗓音问题，并认为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一个不应忽略的视域。西安音乐学院高贺杰博士《声音的特写——从纪录片〈触摸声音：葛雷妮的声音之旅〉看民族音乐学的视觉研究》提出音乐纪录片应成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值得关注的学术论点之一。
河南理工大学张燚副教授《成为教师：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亟需补课》具体指出作为一名高教教师，需要对“音乐能力不等于教育素质、教育必须熟知现代教育理念、教师必须熟悉多种教学方法、教师必须完成角色定位、教师必须从自然教学转为自觉教学”五个方面来提升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结 语
上述发言内容展示了本次年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凸显了基地作为综合性学术研究平台在打破学科壁垒，形成学科集群优势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必将进一步加强基地新型学术的生态的形成，及至对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引领。
程超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2017年1月7日至8日，由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暨多元与建构——中国音乐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学术年会在北京亚奥国际酒店成功举办。
本次年会以“多元与建构——中国音乐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位学者参会，云集了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
一、音乐史学研究
音乐史学研究是中国民族音乐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次年会史学研究既有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乐文化的研究，也有从乐律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等分支学科针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
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以《乐与国学》为题作了发言。作者从大学术界把“六艺之学”释为国学这一定位出发，根据“六艺”与“六经”的社会定位进行思考，认为把国学定位于六艺，最应把握“乐”之属性。其从整体上把中国“乐”文化按礼乐、俗乐类分。进而从源头上辨析“乐”之国学初义，指出其首重礼乐之意义，进而指出俗乐为礼乐有机构成，而二者必有本体形态支撑，此为“律调谱器”之于国学研究的意义，并探讨了在“礼与俗之间的琴乐”研究和宗教用乐研究的意义。
乐律学研究是史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次年会相关研究者对燕乐二十八调、七宫还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积极的学术互动，推动了对相关问题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音乐学院赵为民教授以《“金风调”律声调名考辨》为题作了发言。作者指出，从声名入手是解决金风调律声调名的关键。经过分析与排除，作者认为“金风调”的声名只有“商”这一种选择；律名位置只能对应仙吕（即无射）。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玫研究员以《被误解的角调》为题的发言指出，唐宋间及至元代，所有与燕乐二十八调相关的叙事文本中，角调的叙述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逻辑矛盾，认为：角调的闰角属性，具有移宫犯调不出均的调发展张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宏锋博士《“七宫还原”音律模型拟构》通过对“七宫还原”的音律模型解析，指出其作为核心生律依据的狭五度音程，并以传统十二律理论中用两件（或更多）调高不同（多为相差一律，即半音之差）的同类乐器的平行音列组合的方法实现的“阴阳旋宫”为依据，指出七宫还原是以狭五度取代纯五度，进而分配于管色七个音位的结果，是十二律旋宫驭繁于简的变通办法，是在阴阳旋宫基础上的简化与变异。
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音乐考古学与古代音乐遗迹研究》从考古“遗物”与“遗跡”之双重维度切入，指出既要注重对乐器、乐谱、图像、文献的研究保护，也要关照遗迹发生的地点和场景，即考古环境，同时也应拓展音响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清雷博士《也谈海昏侯墓编钟》关注了被列入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海昏侯墓，对墓葬编钟的“形”与“制”进行了分析。忻州师范学院刘晓伟博士《正统化：北朝政权博弈，与隋唐音乐的转型》则关注到北朝墓葬的相关音乐图像，意在探讨“国家正统”的权威性与独权性以及礼乐文化在构建发展中的博弈与变迁。
音乐文献学研究中，西南大学的李方元教授《文体视野下的宋代乐论书写》以“文体”视角为出发点，探讨了宋代乐论的文体、社会及身份内涵。中国音乐学院徐天祥博士《关注现代音乐文献的版本问题——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的版本考证为例》对古典文献与现代文献的版本问题进行对比论证。
另外，结合当前“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的现状分析》认为将“一带一路”由大陆丝绸之路延伸到海上丝绸之路，强调乐器研究与乐谱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要回归历史原貌，复制古传乐器，再现传统乐舞，共建“历史音响”的丝绸之路音乐。河南大学陈文革博士《中国音乐研究：请再把目光投向世界》也围绕这一战略进行了思考，提出以世界视野看待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借助东方文化丛这一概念解释古代亚细亚对于欧亚大陆乃至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既能使长期困绕中国音乐学界的“二十八调”来源问题获得历史学意义的阐释，并以更加平实的心态面对当代中国的诸多现代性的困绕。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
民族音乐学历来是基地年会中参与学者最多的学科领域。今年的年会，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更多体现出的是对学科的反思。如对应用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与后现代思维、音乐民族志、局内人与局外人新的思考与定位等问题，反映出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新的理论动向及多元化建构。
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视角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介绍了“应用民族音乐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简述其发展历程，并将“非遗”与“应用民族音乐学”纳入同一范畴进行探讨，认为“非遗”工作应在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视角之中对非遗通过行政机构、资金投入、“非遗”保护法、多层“非遗”项目、“非遗”认知、宣传及举措等多方渠道加以研究与保护。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的题目是《由音乐符号线索追踪到‘隐喻—象征’文化阐释——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的‘共时—历时’视角转换》，他首先介绍了“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两个转型期”，结合“模式与变体”的研究方法，将结构主义以“静态、内敛的分析思维和方法”予以总结，并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以系谱学的叙事代替了本体论，指出了形成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两相对照的理论研究范式。
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振涛研究员《“局内人、局外人”的定位与反思》认为应摒弃“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二元论，并将二者加以整合，以“一体化”模式呈现。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从自身的田野谈“局内感”》也谈到了局内人、局外人的问题，认为以自然的局内人和习得性的局内人之二分法，将田野考察中人物的角色重新加以定位，从局内观与局内观之双重视角审视问题。 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如何处理与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后现代思维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关系受到与会学者高度的关注。福建师范大学蓝雪霏教授《音乐乎？文化乎？——音乐与文化天平失衡及两张皮现象反省》指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中“重文化轻音乐”且音乐和文化互不关联的“两张皮”现象，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应容许多元的理论运用和探索，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深厚的音乐文化学养和犀利的学术眼光，善于捕捉民族音乐中的前沿问题或空白点问题。南京艺术学院杨曦帆教授《民族音乐学的文化认同研究》认为文化认同旨在强调局内人的自我认识，如音乐的主体性表达，个体与文化、族群间的关系以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音乐的建构、分层与再生过程中文化符号的作用等问题。河北师范大学赵书峰博士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后现代思维》从“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体现出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学术观念的转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族性界定的反本质主义思考、后现代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的后现代思维、反本质主义视域下的‘非遗’问题的再思考”五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西南大学胡晓东博士的《佛乐研究中的性别与伦理视角——以重庆罗汉寺为例》就仪式文本性别文化的研究与解读及音乐伦理学两个角度，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解读。另外，萧璇《同“俗”同“歌”不同“调”》谈及作者近十年来对中国西南西北两性“对歌”四个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并对中国两性对歌层级区域与表征差异，曲调、歌词与歌俗、仪式性等层面进行了理论阐释。
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瑜博士《制度、信仰、礼俗互动中的晋北民间道教科仪音乐研究》从制度、民间信仰以及礼俗等角度对流传在山西北部城镇的民间道教科仪音乐传统进行探讨。作者认为，道士曾是承载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重要、稳定的群体，而制度、信仰、礼俗是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视角，晋北民间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宗教音樂活动和国家制度、民间信仰、礼俗结合的典型范例，其内涵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三、传统音乐、音乐美学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关于建立中国传统音乐话语体系的思考》指出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成果和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传统音乐的实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建立中国人的传统音乐话语体系。并不断推进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促进当代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的实践，推动中国音乐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传统音乐、艺术音乐与流行音乐基本概念的再辨析与中国乐派的使命》分别辨析了传统音乐、艺术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概念，结合中国乐派的建设，认为中国乐派的概念是以传统音乐为基础，为传承对象，并以此发展艺术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概念。
武汉音乐学院蔡际洲教授《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研究范式、科学精神、如何跨界、介入当下”四个问题，并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需要建立“成熟的中国范式”，应该坚持并体现出“科学精神”，倡导“学科跨界”，并关注当前现实存在的问题。
集美大学臧艺兵教授《论传统音乐的纯粹性》谈了对传统概念内涵的认识，其包含传承的传统、传入的传统、传播的传统三个方面。作者还对全球化、多元化的负面进行了反思，并指出在当前社会主流文化中，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教育，没有真正传承的传统，只有所谓传入的传统，所以也就没有真正传统音乐的传播，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以上学者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另有研究者从微观视角对具体的传统音乐事项进行了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傅利民教授《宜春三星鼓音乐考察与现状分析》对三星鼓的乐器、乐队、乐社、乐人及常用曲目进行介绍。延边大学张翼善教授《朝鲜族传统乐器多变多种的现状研究》介绍了玄鹤琴、箜篌、牙筝、琵琶等十类朝鲜族传统乐器研究现状，对历史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做了有力的佐证。浙江音乐学院孟凡玉教授《浙北传统婚礼仪式歌曲浪柳园探析》介绍了“浪柳园”这种流传于浙江北部海盐、海宁一带的传统婚礼仪式歌曲使用的基本场合以及与“啰哩嗹”的源流关系。西安音乐学院辛雪峰教授《制度、变迁与文化调适，秦腔改革的三大模式》对20世纪秦腔改革的三大模式进行了分析总结。中国音乐学院楚高娃博士《文本到音声——蒙古佛教诵经音乐结构生成特征探析》对蒙古佛教诵经音乐与文本形式加以分析，进而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江西师范大学刘雯博士的《苏州评弹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对“苏州评弹”之“词、曲、律、调、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李晓冬教授以“从音乐美学走向音乐文化批判”为题进行了发言，作者认为音乐美学需要走向音乐文化批判：首先是成为内行，打破学院或自身学术局限，力求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行家”；其次是观念联合，需要音乐美学学者更新知识结构；最后是问题导向，要求音乐美学学者勇于打破学科藩篱，以具体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某种学科或观念的先入之见来看待日趋多元和复杂多样的音乐实践活动。
四、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及学术方法探索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岩研究员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题，谈了一些启示，提倡音乐研究中也应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多创作打动人心的音乐作品。浙江音乐学院田耀农教授《中西音乐“旋律”观念的比较》通过比较中西旋律形态差异，提出“纯旋律”概念，即“组织起来的一连串前后相继的单个乐音构成的音高序列”。
从多学科方法论上，中国音乐学院丁旭东博士《口述音乐史的内涵、特性与操作关键》认为口述音乐史在根本上是以史料的征集来进行口述历史的一种构建，来达到整个目的。并提出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口述历史建设的数字化、数据库、资源共享等问题。浙江师范大学韩启超博士从“音乐声学”视角研究了戏曲嗓音问题，并认为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一个不应忽略的视域。西安音乐学院高贺杰博士《声音的特写——从纪录片〈触摸声音：葛雷妮的声音之旅〉看民族音乐学的视觉研究》提出音乐纪录片应成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值得关注的学术论点之一。
河南理工大学张燚副教授《成为教师：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亟需补课》具体指出作为一名高教教师，需要对“音乐能力不等于教育素质、教育必须熟知现代教育理念、教师必须熟悉多种教学方法、教师必须完成角色定位、教师必须从自然教学转为自觉教学”五个方面来提升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结 语
上述发言内容展示了本次年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凸显了基地作为综合性学术研究平台在打破学科壁垒，形成学科集群优势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必将进一步加强基地新型学术的生态的形成，及至对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引领。
程超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