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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对档案的定义、本质属性、形成过程等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点评，并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对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构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直接形成；探索
《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由刘东斌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笔者自收到该书的第一时间起，就冒着室外最高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认真拜读并爱不释手。仅仅用三天的时间就浏览了全书，并紧接着进入重点内容的细读。该书是刘东斌先生苦坐冷板凳十余载，遍览相关方面的论述，不畏艰辛深入研究，终于将他对“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观点思考与论证的结果以鸿篇巨制的形式，向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献上了一份厚礼。
认真拜读之余，着实被他那严谨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刘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畏艰辛的敬业精神，并明显感受到了这本书的特殊之处。现就对该书的感受写成系列读后感，以表对刘先生的尊敬之情并与他就有关问题展开商讨。此为开篇，主要论述该书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为其点赞。
1 治学严谨
学术研究是一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特殊工作，从事学术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而且还必须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治学是否严谨也是研究者人品的试金石。
纵观《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此书的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在“参考文献”中分别列出“图书”171条、“期刊”408条、“其他”9条，共计588条。而在504页正文中使用的脚注共有1494条，其中6条以上者就有63页，而没有脚注的则只有52页。当然，由于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所以尽管全书依版权页标注有606千字，但真正属于作者自己的论述比例颇少，综观作者本人论述（观点）的篇幅或许难以超过四分之一，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专著之最了。但若要问对书中如此之多的引述阅读之后的感觉如何？就笔者的直觉而言是读来一点也不感到累骜，更不显难以接受，反而觉得此种论述方式很有必要和味道。做学问就是要以广泛浏览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深入细仔的理解、分析和研究为基本要求，并最终提出自己的看法、认识、观点，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刘东斌先生在该书中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1.1 充分体现了刘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本书的立足点是颠覆“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一档案学理论中传统的基本观点，并大胆提出“档案是直接形成的”（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这涉及的是一个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且作者是要对其实施彻底的颠覆，这就不仅需要极为大胆的魄力，更需要拿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有理有据的论述。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需要，刘先生用了十几年的功夫，化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本着“沙里淘金”的精神，认真研究了与之相关的论述，经多闻阙疑后，针对各种论述做出了自己的点评，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有理有据。让人读来不仅没有通过剪切加粘贴的办法，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的感觉，反而明显感到作者坐破寒毡、磨穿铁砚的治学精神，这种做法也符合了科学研究所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为了充分听取反响意见，刘先生早在2008年5月就将其文章贴到了“档案界论坛”上“《论档案形成在前》欢迎拍砖，尤喜冷砖！” [1]广泛听取网友的意见，至当年12月6日，共发帖202个，足见其反响的热烈程度。随后又于2011年5月由刘先生本人将此贴顶起，再次引起新一轮的讨论，至2013年10月7日，帖子增至595个。2014年1月刘先生本人再次顶起，至2016年6月，帖子已经增至947个。足见刘先生对此问题研究的执着。
1.2 符合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凡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发展不能脱离原有的基础，发展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合理内核的不断充实、丰富从而达到发展；二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不够准确甚至谬误之处进行扬弃和修正，使其得以沿着科学的正确方向走向新的高度；三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提炼和归纳，以实现对已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理论的发展只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而来不得半点的自以为是和凭拍脑袋随意论述，而《档案直接形成论》正符合了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1.3 此种方式对读者大有益处。读罢本书，面对如此特色，不仅不为厌恶，反倒还为其拍案叫绝，另一个原因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能够从中得到诸多的益处。在我国档案界，真正能够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也许为数不多，而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同志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但渴望了解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动向的档案工作者却为数众多，而在这为数众多的档案学人中，对于现状的了解则相对有限者居多。该书通过近1500条注释，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内容丰富、高度浓缩的信息库，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这方面研究中历史发展信息的阶梯。读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其中富含的“营养成分”对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2 自成体系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项繁锁辛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凡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原有档案领域的名言（刘先生在“前言”的开头讲到，“中国档案学理论有句名言：‘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简言之即‘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的颠覆，那势必是需要有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胜任的。但这对于痴心于档案事业，并对档案学理论研究拥有高度责任心的刘东斌先生来讲，却注定也是一个充满创新与挑战的工作。记得这个问题在“档案界论坛”上讨论时，刘东斌先生面对大家观点相左的议论曾谈到“可能最关键的还是我的水平问题。限于水平，无法用简短的论述来证明我的观点。”[2]是的，这确实不是仅凭三言两语就能说得到位的，而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让读者较为全面地理解“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说，那怕最终还是认为此观点是不正确的。 2.1 追根溯源。一是从我国档案产生之源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作者在第六章“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中讲到，“档案之意先于文件，可以从‘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等档案起源时的原始档案中看出端倪。档案起源的动因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记忆的需要，人们发明‘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其记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记忆，起到记事备忘的作用。它只有档案的记忆作用，而没有文件的管理办事功用。”（146页，此为上述引文在《档案直接形成论》中所在页码的序号，由于本文是该书的读后感，所以凡对该书内容的引用，均采用此种精简的标注法）
如果顺着刘先生的思路来理解其结果，那么从人类产生档案的源头上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认识还是有所不同，具体论述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展开。
二是从“档案形成在前观”的提出追根溯源。刘先生引用了丁志民发表于《档案工作》1985年第1期上的《档案信息观》一文中的一段话，“人类最早产生的比较完备的记录形式当首推档案了，而其他记录形式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适应社会需要逐步产生的，它们在某些方面取代或发展了档案的功能”，“许多其他记录形式部分地源于或派生于档案。”（146页）由此看来，“档案形成在前观”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只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而刘先生对此问题却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论述文章和著作，并孜孜不倦地注重对此问题的研究，以致最终将一部60余万字的专著奉献给了档案界。
2.2 论述全面。《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从分析“文件”和“档案”的定义入手，论述了“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的形成观”“档案学逻辑起点”“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档案实体”“档案副本”“收文不是档案”“档案与文件的关系”“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档案价值”“档案与现行文件公开”“电子档案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最终还着重论述了“档案直接形成论的理论意义”。全书共设16章，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对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构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的理论体系。
3 实践性强
本书论述的内容属于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大凡基础理论往往会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尤其是对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档案人员而言，往往在读完一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字的专著后，感到如同是雾里看花，实在难以看清其真正的面貌。即使是一些属于档案学应用理论范畴的专著，如档案价值、档案价值鉴定等，往往读完之后也让读者实在难以能在其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中找到一座联系的桥梁。而《档案直接形成论》尽管论述的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但由于其论述通俗易懂，且又是建立在对大量已有研究成果的引用、分析和点评的基础之上，所以能让读者了解这一方面的研究现状如何，作者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新观点的可取之处在哪儿，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整个论述不显高深莫测，更不显虚幻不定，让读者感到好读、可亲，这也许就是刘东斌先生长期在档案局办公室和业务指导科工作的缘故吧。
4 贡献颇大
尽管《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在“档案的定义及其本质属性”“档案形成在前”说，以及对“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 观点的颠覆等，笔者自有不同看法（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逐一表述），但该书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
4.1 做了必要的探索。作者在前言中讲到：“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我们暂且不论“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是否真的“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但笔者还是愿意承认刘先生所做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既然传统的“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观点已经受到来自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理论等诸多方面发展带来的挑战，并面对某些问题已经呈现了无力解释的窘境，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其进行躬身反思。既然随着档案事业的深入发展，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有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我们去研究、去攻克，那就需要有大胆创新者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崎岖道路上勇敢地探索和攀登。毫无疑问，刘东斌先生用具体行动向业界表示：他做到了。
4.2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到底是否正确，或说其正确性占比有多大，自然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就本书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做出的有益贡献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刘先生在前言中还讲到，“诚然，它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哪怕它只要能比‘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多解释一个理论问题，也算为中国档案学理论添砖加瓦了。或许它是个谬误。只要经过论证，它确实是谬误，那也算为后人趟了回路，说明此路不通，为后人提供一个反面教材。”
其实不然，刘先生之所以会有如此表述，除了自谦之外，也许主要还是受到我们对学术研究成果作用判断中一种片面认识的影响。当我们给予一项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评定其是否具有有用性时，其实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是会有很大区别的。自然科学中的创新性科学研究成果往往能转化为可以运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产品等，从而提高经济、社会或环境等方面的效益。而且这种效益往往是直接可见，甚至是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加以衡量的。而社会科学研究则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多是论文、报告、著作，对于这些科研成果的是否有用，我们不能以它是否能够产生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加以衡量的效益来判断，更不能因为这一判断的负面结果而就说它是没用的，甚至说成是“反面教材”。
本书论述的是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它的作用根本的是在于厘清人们对档案这一事物认识中的指导思想，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我们不能指望其会对档案或档案工作的具体实践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其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贡献却仍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直接形成；探索
《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由刘东斌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笔者自收到该书的第一时间起，就冒着室外最高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认真拜读并爱不释手。仅仅用三天的时间就浏览了全书，并紧接着进入重点内容的细读。该书是刘东斌先生苦坐冷板凳十余载，遍览相关方面的论述，不畏艰辛深入研究，终于将他对“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观点思考与论证的结果以鸿篇巨制的形式，向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献上了一份厚礼。
认真拜读之余，着实被他那严谨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刘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畏艰辛的敬业精神，并明显感受到了这本书的特殊之处。现就对该书的感受写成系列读后感，以表对刘先生的尊敬之情并与他就有关问题展开商讨。此为开篇，主要论述该书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为其点赞。
1 治学严谨
学术研究是一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特殊工作，从事学术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而且还必须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治学是否严谨也是研究者人品的试金石。
纵观《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此书的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在“参考文献”中分别列出“图书”171条、“期刊”408条、“其他”9条，共计588条。而在504页正文中使用的脚注共有1494条，其中6条以上者就有63页，而没有脚注的则只有52页。当然，由于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所以尽管全书依版权页标注有606千字，但真正属于作者自己的论述比例颇少，综观作者本人论述（观点）的篇幅或许难以超过四分之一，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专著之最了。但若要问对书中如此之多的引述阅读之后的感觉如何？就笔者的直觉而言是读来一点也不感到累骜，更不显难以接受，反而觉得此种论述方式很有必要和味道。做学问就是要以广泛浏览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深入细仔的理解、分析和研究为基本要求，并最终提出自己的看法、认识、观点，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刘东斌先生在该书中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1.1 充分体现了刘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本书的立足点是颠覆“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一档案学理论中传统的基本观点，并大胆提出“档案是直接形成的”（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这涉及的是一个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且作者是要对其实施彻底的颠覆，这就不仅需要极为大胆的魄力，更需要拿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有理有据的论述。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需要，刘先生用了十几年的功夫，化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本着“沙里淘金”的精神，认真研究了与之相关的论述，经多闻阙疑后，针对各种论述做出了自己的点评，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有理有据。让人读来不仅没有通过剪切加粘贴的办法，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的感觉，反而明显感到作者坐破寒毡、磨穿铁砚的治学精神，这种做法也符合了科学研究所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为了充分听取反响意见，刘先生早在2008年5月就将其文章贴到了“档案界论坛”上“《论档案形成在前》欢迎拍砖，尤喜冷砖！” [1]广泛听取网友的意见，至当年12月6日，共发帖202个，足见其反响的热烈程度。随后又于2011年5月由刘先生本人将此贴顶起，再次引起新一轮的讨论，至2013年10月7日，帖子增至595个。2014年1月刘先生本人再次顶起，至2016年6月，帖子已经增至947个。足见刘先生对此问题研究的执着。
1.2 符合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凡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发展不能脱离原有的基础，发展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合理内核的不断充实、丰富从而达到发展；二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不够准确甚至谬误之处进行扬弃和修正，使其得以沿着科学的正确方向走向新的高度；三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提炼和归纳，以实现对已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理论的发展只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而来不得半点的自以为是和凭拍脑袋随意论述，而《档案直接形成论》正符合了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1.3 此种方式对读者大有益处。读罢本书，面对如此特色，不仅不为厌恶，反倒还为其拍案叫绝，另一个原因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能够从中得到诸多的益处。在我国档案界，真正能够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也许为数不多，而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同志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但渴望了解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动向的档案工作者却为数众多，而在这为数众多的档案学人中，对于现状的了解则相对有限者居多。该书通过近1500条注释，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内容丰富、高度浓缩的信息库，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这方面研究中历史发展信息的阶梯。读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其中富含的“营养成分”对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2 自成体系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项繁锁辛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凡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原有档案领域的名言（刘先生在“前言”的开头讲到，“中国档案学理论有句名言：‘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简言之即‘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的颠覆，那势必是需要有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胜任的。但这对于痴心于档案事业，并对档案学理论研究拥有高度责任心的刘东斌先生来讲，却注定也是一个充满创新与挑战的工作。记得这个问题在“档案界论坛”上讨论时，刘东斌先生面对大家观点相左的议论曾谈到“可能最关键的还是我的水平问题。限于水平，无法用简短的论述来证明我的观点。”[2]是的，这确实不是仅凭三言两语就能说得到位的，而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让读者较为全面地理解“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说，那怕最终还是认为此观点是不正确的。 2.1 追根溯源。一是从我国档案产生之源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作者在第六章“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中讲到，“档案之意先于文件，可以从‘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等档案起源时的原始档案中看出端倪。档案起源的动因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记忆的需要，人们发明‘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其记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记忆，起到记事备忘的作用。它只有档案的记忆作用，而没有文件的管理办事功用。”（146页，此为上述引文在《档案直接形成论》中所在页码的序号，由于本文是该书的读后感，所以凡对该书内容的引用，均采用此种精简的标注法）
如果顺着刘先生的思路来理解其结果，那么从人类产生档案的源头上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认识还是有所不同，具体论述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展开。
二是从“档案形成在前观”的提出追根溯源。刘先生引用了丁志民发表于《档案工作》1985年第1期上的《档案信息观》一文中的一段话，“人类最早产生的比较完备的记录形式当首推档案了，而其他记录形式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适应社会需要逐步产生的，它们在某些方面取代或发展了档案的功能”，“许多其他记录形式部分地源于或派生于档案。”（146页）由此看来，“档案形成在前观”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只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而刘先生对此问题却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论述文章和著作，并孜孜不倦地注重对此问题的研究，以致最终将一部60余万字的专著奉献给了档案界。
2.2 论述全面。《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从分析“文件”和“档案”的定义入手，论述了“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的形成观”“档案学逻辑起点”“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档案实体”“档案副本”“收文不是档案”“档案与文件的关系”“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档案价值”“档案与现行文件公开”“电子档案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最终还着重论述了“档案直接形成论的理论意义”。全书共设16章，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对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构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的理论体系。
3 实践性强
本书论述的内容属于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大凡基础理论往往会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尤其是对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档案人员而言，往往在读完一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字的专著后，感到如同是雾里看花，实在难以看清其真正的面貌。即使是一些属于档案学应用理论范畴的专著，如档案价值、档案价值鉴定等，往往读完之后也让读者实在难以能在其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中找到一座联系的桥梁。而《档案直接形成论》尽管论述的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但由于其论述通俗易懂，且又是建立在对大量已有研究成果的引用、分析和点评的基础之上，所以能让读者了解这一方面的研究现状如何，作者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新观点的可取之处在哪儿，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整个论述不显高深莫测，更不显虚幻不定，让读者感到好读、可亲，这也许就是刘东斌先生长期在档案局办公室和业务指导科工作的缘故吧。
4 贡献颇大
尽管《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在“档案的定义及其本质属性”“档案形成在前”说，以及对“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 观点的颠覆等，笔者自有不同看法（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逐一表述），但该书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
4.1 做了必要的探索。作者在前言中讲到：“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我们暂且不论“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是否真的“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但笔者还是愿意承认刘先生所做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既然传统的“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观点已经受到来自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理论等诸多方面发展带来的挑战，并面对某些问题已经呈现了无力解释的窘境，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其进行躬身反思。既然随着档案事业的深入发展，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有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我们去研究、去攻克，那就需要有大胆创新者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崎岖道路上勇敢地探索和攀登。毫无疑问，刘东斌先生用具体行动向业界表示：他做到了。
4.2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到底是否正确，或说其正确性占比有多大，自然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就本书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做出的有益贡献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刘先生在前言中还讲到，“诚然，它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哪怕它只要能比‘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多解释一个理论问题，也算为中国档案学理论添砖加瓦了。或许它是个谬误。只要经过论证，它确实是谬误，那也算为后人趟了回路，说明此路不通，为后人提供一个反面教材。”
其实不然，刘先生之所以会有如此表述，除了自谦之外，也许主要还是受到我们对学术研究成果作用判断中一种片面认识的影响。当我们给予一项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评定其是否具有有用性时，其实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是会有很大区别的。自然科学中的创新性科学研究成果往往能转化为可以运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产品等，从而提高经济、社会或环境等方面的效益。而且这种效益往往是直接可见，甚至是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加以衡量的。而社会科学研究则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多是论文、报告、著作，对于这些科研成果的是否有用，我们不能以它是否能够产生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加以衡量的效益来判断，更不能因为这一判断的负面结果而就说它是没用的，甚至说成是“反面教材”。
本书论述的是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它的作用根本的是在于厘清人们对档案这一事物认识中的指导思想，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我们不能指望其会对档案或档案工作的具体实践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其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贡献却仍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