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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决定兴衰,环境关系成败。服务企业需要有针对性,服务基层同样要避免盲目性,不然有些政策政府叫好,百姓叫怨。
上班时间“种菜”、聊QQ、逛淘宝、看网络小说、织毛线衣……近年来,曾有媒体对浙江一些地区政府机关进行暗访后曝光了“慵懒漂浮”等机关不良习气,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如何提高政府的效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政府如何更有作为?本次人代会上,代表们对“政府有形之手”提出了诸多的期许。
效能决定兴衰,环境关系成败
《政府工作报告》将“建设人民满意政府,提高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作为专门一个章节,对民众关心的“机关病”做出了回应。以“六戒六要”的务实精神,“比、学、赶、超”的工作热潮,切实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以完善激励考评机制、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为抓手,积极创新政府管理。
“这些都体现了政府抓自身建设的决心,雷厉风行,毫不懈怠。”在代表团驻地宾馆房间里,温州瓯海区委书记陈玲玲代表告诉记者:“以前我们讲政府的‘无为’就是‘有为’,而如今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在‘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的呼声下,政府必须积极有为。”那么政府究竟应该如何作为?陈玲玲以温州为例指出,温州出台了“简单事立即办、复杂事限时办、特殊事紧急办”的“及办制”,文件办理做到“当天事当天办、一日事一日毕”,如此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此外,“一月一排名”、“一月一考核”制度的推行,让温州各区、县、市形成了“互看互学、互学互比”的干事氛围。
“考核排名和奖金、干部任用挂钩,我们感觉压力很大。”陈玲玲坦言,现在真有一种“坐不住”的感觉,但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行政效率大大提升”。据她介绍,2011年,区委、区政府在民间借贷问题上,召开了金融协调会议73次,涉及金额50多亿元,较好地应对了“老板跑路”风波所引发的借贷危机。
“现在这种工作任务和考核下,真是没有机会闲下来。”陈玲玲说。
在审议中,有代表提出有些项目审批要一年、甚至两年,等手续完成差不多了,产业行情也过去了。由此可见,在一些领域,“公章旅行”这一现象依然严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可以精简的审批事项一律精简,加强推行审批服务全程代理和网上审批制,切实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
“目前各地都在开展一些政府效能方面的改革,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上,要深层次地思考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方根雄代表告诉记者,部门之间的交叉职能很难划分,边界不清,这就产生了“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他利则拖、分利则拒”,相互扯皮、推诿现象。
“目前,公务员队伍素质都很高,可以说是精英集聚。但为什么还出现了‘慵、懒、散’,人浮于事等问题,说明职责分工不合理,履职不到位。”方根雄代表建议,有关部门在定岗定职时要细化、科学和规范,不能让一些同志忙不过来,而一些人闲着无事可做。
精神状态有利于行为的自觉,职责的明确指引着行动的方向,而程序的正当则为行为标示了法律准则。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实,“要确保政府行为于法有据,程序正当”。
“程序正当非常重要。”马骏代表表示,一个正当的程序可以很好地保护双方的利益,而一份非正当的程序有可能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如果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行政部门和相对人都遵循正当程序,行政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服务企业要有针对性
“政府的服务意识在不断强化,特别是高层的官员,这一点我们感到很欣喜。”卢康代表告诉记者,关键是基层的有关部门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好上级的精神。“说是说要为企业服务,实际上雁过拔毛,有关部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从自身利益出发,巧立收费名目。”
据卢康介绍,个别地区的个别工商部门在企业进行年检的时候,仍然“动员”企业参加一些所谓的协会,而这些协会除了收钱,不提供任何服务。有企业向他反映,个别地方的财税部门开始推行所谓的“CA证书U盘”,并发短信说不领U盘就不能报税。再比如说,税务部门发文,要求重新制作发票专用章,可是在其指定的地方制作图章要收取600元一枚的费用,而市场价仅仅为30元。
“收的钱其实不多,不过几百块,我们不是付不起,可影响的却是政府的形象。”在全团审议时,卢康有些激动,声音也提高了不少。他建议政府对这种打擦边球的行为进行清理和整顿。
对于卢康代表的发言,夏宝龙当场回应。他举起了一根食指,说:“2月份,春节一过,省政府将继去年以后再次派出100个调研小组,专门调研企业发展环境问题、对群众的服务问题。”
“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部门思想守旧,不积极主动改革,甚至为了部门利益,给企业出难题,这些问题一揽子都要调查,”夏宝龙斩钉截铁地表态,“这一问题我们要一抓到底。”
“政府为企业服务,不是造几幢楼,搞个什么园区等基础性、原始性的工作,而是要有更加具体的举措。”卢康代表希望,政府能放下身段,辛苦一点,详细了解小微企业的实际困难,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同时也要避免服务过度,让企业产生依赖心理。“哪些企业要帮扶,具体帮扶哪些方面一定要明确。”卢康代表直言。
从实际来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失去这个基础,中小企业将难以运营。卢康代表向记者诉说了自己公司目前面临的情况,由于临近春节,一些非正规的民工子弟学校从元旦开始就放假了,员工只能把孩子带在身边上班。“如果不让带来,员工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不再上班。”于是,他不得不腾出办公室做“临时教室”,同时安排人手照顾这些孩子。
当前,在浙江的许多大城市,由于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企业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间接负担。卢康建议政府加强对中小企业提供优质低价的公共服务,特别是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
服务基层要避免盲目性
服务企业需要有针对性,服务基层同样要避免盲目性,不然有些政策政府叫好,百姓叫怨。
“往基层送文化是不是要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2012年1月13日下午,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预算专题审查会上,郑玉红代表直言,“我们那儿的小区里也有电影放,但我发现基本没什么人看。”她建议,“比如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可以放电影,像一些城镇小区,周围有书店、电影院,能不能就发消费券,让大家自由选择?”
参加审查会的张学明代表也是这个看法:“到底有多少人会顶着被蚊子咬,坐在外面看电影呢?不看,就浪费了。还不如发书卡,让他们自己去挑选喜爱的书,这才能收到实效。”
来自舟山的邱安全代表,曾经是个“渔老大”。一口舟山口音的他在审查会上也讲了一件事:“以前政府在渔船上装卫星电视,也是为了让大家享受文化生活,虽然大部分钱是政府出,但很多渔民觉得干了一天活很累了,在船上也根本没时间看电视。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这个‘三下乡’活动我们和文化厅做了好几年,我们觉得效果挺不错,但看大家今天的说法,这个事情的效果可能要重新评估。”省财政厅厅长钱巨炎说,包括邱安全反映的这件事,2011年省本级已经安排了专项资金,“现在看,效果也要再评估。”
由此可见,走出机关门,走入基层,倾听代表、民众的真实心声,对于政府工作人员而言,不仅仅是作风的问题,更是涉及公共政策真正惠及百姓,避免政策失误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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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完善行政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作为重大决策必经程序,加强重要政策实施的跟踪评价,健全政府立法机制,提高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上班时间“种菜”、聊QQ、逛淘宝、看网络小说、织毛线衣……近年来,曾有媒体对浙江一些地区政府机关进行暗访后曝光了“慵懒漂浮”等机关不良习气,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如何提高政府的效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政府如何更有作为?本次人代会上,代表们对“政府有形之手”提出了诸多的期许。
效能决定兴衰,环境关系成败
《政府工作报告》将“建设人民满意政府,提高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作为专门一个章节,对民众关心的“机关病”做出了回应。以“六戒六要”的务实精神,“比、学、赶、超”的工作热潮,切实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以完善激励考评机制、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为抓手,积极创新政府管理。
“这些都体现了政府抓自身建设的决心,雷厉风行,毫不懈怠。”在代表团驻地宾馆房间里,温州瓯海区委书记陈玲玲代表告诉记者:“以前我们讲政府的‘无为’就是‘有为’,而如今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在‘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的呼声下,政府必须积极有为。”那么政府究竟应该如何作为?陈玲玲以温州为例指出,温州出台了“简单事立即办、复杂事限时办、特殊事紧急办”的“及办制”,文件办理做到“当天事当天办、一日事一日毕”,如此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此外,“一月一排名”、“一月一考核”制度的推行,让温州各区、县、市形成了“互看互学、互学互比”的干事氛围。
“考核排名和奖金、干部任用挂钩,我们感觉压力很大。”陈玲玲坦言,现在真有一种“坐不住”的感觉,但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行政效率大大提升”。据她介绍,2011年,区委、区政府在民间借贷问题上,召开了金融协调会议73次,涉及金额50多亿元,较好地应对了“老板跑路”风波所引发的借贷危机。
“现在这种工作任务和考核下,真是没有机会闲下来。”陈玲玲说。
在审议中,有代表提出有些项目审批要一年、甚至两年,等手续完成差不多了,产业行情也过去了。由此可见,在一些领域,“公章旅行”这一现象依然严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可以精简的审批事项一律精简,加强推行审批服务全程代理和网上审批制,切实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
“目前各地都在开展一些政府效能方面的改革,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上,要深层次地思考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方根雄代表告诉记者,部门之间的交叉职能很难划分,边界不清,这就产生了“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他利则拖、分利则拒”,相互扯皮、推诿现象。
“目前,公务员队伍素质都很高,可以说是精英集聚。但为什么还出现了‘慵、懒、散’,人浮于事等问题,说明职责分工不合理,履职不到位。”方根雄代表建议,有关部门在定岗定职时要细化、科学和规范,不能让一些同志忙不过来,而一些人闲着无事可做。
精神状态有利于行为的自觉,职责的明确指引着行动的方向,而程序的正当则为行为标示了法律准则。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实,“要确保政府行为于法有据,程序正当”。
“程序正当非常重要。”马骏代表表示,一个正当的程序可以很好地保护双方的利益,而一份非正当的程序有可能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如果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行政部门和相对人都遵循正当程序,行政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服务企业要有针对性
“政府的服务意识在不断强化,特别是高层的官员,这一点我们感到很欣喜。”卢康代表告诉记者,关键是基层的有关部门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好上级的精神。“说是说要为企业服务,实际上雁过拔毛,有关部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从自身利益出发,巧立收费名目。”
据卢康介绍,个别地区的个别工商部门在企业进行年检的时候,仍然“动员”企业参加一些所谓的协会,而这些协会除了收钱,不提供任何服务。有企业向他反映,个别地方的财税部门开始推行所谓的“CA证书U盘”,并发短信说不领U盘就不能报税。再比如说,税务部门发文,要求重新制作发票专用章,可是在其指定的地方制作图章要收取600元一枚的费用,而市场价仅仅为30元。
“收的钱其实不多,不过几百块,我们不是付不起,可影响的却是政府的形象。”在全团审议时,卢康有些激动,声音也提高了不少。他建议政府对这种打擦边球的行为进行清理和整顿。
对于卢康代表的发言,夏宝龙当场回应。他举起了一根食指,说:“2月份,春节一过,省政府将继去年以后再次派出100个调研小组,专门调研企业发展环境问题、对群众的服务问题。”
“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部门思想守旧,不积极主动改革,甚至为了部门利益,给企业出难题,这些问题一揽子都要调查,”夏宝龙斩钉截铁地表态,“这一问题我们要一抓到底。”
“政府为企业服务,不是造几幢楼,搞个什么园区等基础性、原始性的工作,而是要有更加具体的举措。”卢康代表希望,政府能放下身段,辛苦一点,详细了解小微企业的实际困难,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同时也要避免服务过度,让企业产生依赖心理。“哪些企业要帮扶,具体帮扶哪些方面一定要明确。”卢康代表直言。
从实际来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失去这个基础,中小企业将难以运营。卢康代表向记者诉说了自己公司目前面临的情况,由于临近春节,一些非正规的民工子弟学校从元旦开始就放假了,员工只能把孩子带在身边上班。“如果不让带来,员工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不再上班。”于是,他不得不腾出办公室做“临时教室”,同时安排人手照顾这些孩子。
当前,在浙江的许多大城市,由于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企业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间接负担。卢康建议政府加强对中小企业提供优质低价的公共服务,特别是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
服务基层要避免盲目性
服务企业需要有针对性,服务基层同样要避免盲目性,不然有些政策政府叫好,百姓叫怨。
“往基层送文化是不是要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2012年1月13日下午,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预算专题审查会上,郑玉红代表直言,“我们那儿的小区里也有电影放,但我发现基本没什么人看。”她建议,“比如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可以放电影,像一些城镇小区,周围有书店、电影院,能不能就发消费券,让大家自由选择?”
参加审查会的张学明代表也是这个看法:“到底有多少人会顶着被蚊子咬,坐在外面看电影呢?不看,就浪费了。还不如发书卡,让他们自己去挑选喜爱的书,这才能收到实效。”
来自舟山的邱安全代表,曾经是个“渔老大”。一口舟山口音的他在审查会上也讲了一件事:“以前政府在渔船上装卫星电视,也是为了让大家享受文化生活,虽然大部分钱是政府出,但很多渔民觉得干了一天活很累了,在船上也根本没时间看电视。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这个‘三下乡’活动我们和文化厅做了好几年,我们觉得效果挺不错,但看大家今天的说法,这个事情的效果可能要重新评估。”省财政厅厅长钱巨炎说,包括邱安全反映的这件事,2011年省本级已经安排了专项资金,“现在看,效果也要再评估。”
由此可见,走出机关门,走入基层,倾听代表、民众的真实心声,对于政府工作人员而言,不仅仅是作风的问题,更是涉及公共政策真正惠及百姓,避免政策失误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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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完善行政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作为重大决策必经程序,加强重要政策实施的跟踪评价,健全政府立法机制,提高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