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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天突如其来接到一个令人料想不到的电话。那是两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打来的。尽管语音已陌生，尽管捕捉那语音就像在记忆汪洋深处打捞一条鱼那么困难，但一听便知道她俩是谁，维系着我们情感的那根红丝线，人的天性中最美的那一面立即像阳光下的宝石一样熠熠闪烁起光芒来。
别离已经二十多年了，相信许多事都被时间淹没，但有些细小的事，一些看似毫不起眼但却最能映证一个人本质的小事，却如斧劈刀凿般留在脑海里。
其中一位同学她姓夏，大概她父亲是从河南来的，所以她名字叫“原”，原个子瘦小，貌不惊人，但想不到在她那弱細的身躯里却蕴藏着非凡的胆识和勇气。认识到这一点是几十年前我们刚读卫校一年级上“诊断”课的时候。
那时我们都正是十七八岁。十七八岁的少女真正是玫瑰初绽，是窈窕淑女，情窦初开，也是女人的胴体孕育得最美妙的时候。那么是否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女孩子特别敏感、在有时自己不经意地触摸自己都会脸红心跳的妙龄；在六十年代中期那样一个思想不开化的年代；在中国西南边陲那样一个特别封闭的地方；在许多女孩子都恨不得把自己像修女一样包裹起来，任何异性异样的目光都会令人心惊胆颤的特定环境里，当我们的老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先是请求、希望，然后是命令我们其中一位自愿躺到讲台前的示范桌上，敞开胸堂裸露上身，做为活体模特让老师给我们示范西医的望、叩、听诊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教室里噤若寒蝉，每个人都吓坏了。尽管我们班清一色女孩子，但毕竟有四十多双眼睛，更何况我们的老师刚从医学院毕业，他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令人充满了遐想。
空气都凝固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老师的目光愈来愈严历，催促愈来愈急迫。他说这是科学，如果我们突不破这种心理障碍就不能当好一个医生，就不如干脆退学。这无疑是在赶我们上屠宰场，每个同学都觉得即使被开除、被打杀也比这种活脱脱剥光了好受。
我更是手脚冰凉，一阵阵头晕目眩，因为我是班长，因为我已经听见老师在清清楚楚说：“如果班干部不带头，我就要点名了……”
我咬住嘴唇做了最坏准备，准备顽抗到底，哪怕被处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只见一个瘦小的人站了出来，她声音不高但却异常坚定，她说：“我来！”
她就是原，她救了我们全班，她救了我。当她涨红着脸却步伐稳健上了示范台，当她闭了双眼却毫不迟疑地解开了所有衣扣时，我对她满心充溢的已不光是感谢，而是由衷的敬意，深深的敬意了。
另一位同学名月。同窗四载中我们一直很合得来，不仅因为我们同一寝室，朝夕相伴，更因为我们共有追求的激情，浪漫的情怀。
我在这儿讲的不是我们在学校时的友谊，而是出了校门多年后的一件事。
那时候我们都各自成了家，她的丈夫原本是我们的老师（说起来我还是红娘），而这位老师在当我们老师前便是我们最可信赖的兄长，真正可以说和我们这些学生打成了一片。
多少年没见了，一次回家探亲我路过他们工作的单位时，迫不及待地去探望他们。一进她家门，我第一个意识便是我这个红娘是不是当错了？不是他们在争吵、打闹，不，从“夫妻”的真正内涵讲，他们俩既有内在共鸣、共振，又有外在互相高度默契；既有精神、事业的互补互助，又有生活的同磨同砺的夫妻典范。那既如此，为何我还心存疑虑？那是因为从一个家庭的组合形式我突然感到我们是否都酿成了大错。
那些年代少见独生子女，偏他俩都是，他俩父母都在乡镇，没有固定收入，偏又都有病，偏都是孝子。因此我虽不是到敬老院却一进她家门就看见四位老人，两位有残疾，两位卧病在床。如果说上有“四老”不是他们的错，那么下有“三小”便真是她的不是了。我们同辈人有两个孩子已属犯规，可月却有三个孩子。当然这得怪我那同学的可爱偏执，也怪当她执意要生一个女儿时，送子观音却奉上了一对双胞胎。可想而知，两份微薄的工资要养九个人，四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三个如龙似虎的孩子，这家庭有多困难便可想而知了。八十年代中期，许多家庭都有电视机、电冰箱了，可她们家什么都没有，除了大小纸箱、木箱，便是一屋子的高低床。
对于我这个不期而至、多年未见的朋友，他们的欢欣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的窘迫却是我无法想象的，他们实在拿不出东西招待我这个在学校就出了名的“馋猫”，我不忍让他们为难，到吃饭时我执意要走。
他们心里异常不安、难过，月便想给我一件东西作纪念。可找来找去竟没有一样东西拿得出手，最后月将她屋里最漂亮的一件东西腾空，抹干净给我，那是一个方方的铝盒——医院用来装驱虫药宝塔糖的方盒。
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一生接受的最贵重的礼物，因为馈赠礼物的人给了她能给的最好的。
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便会想起《圣经》所讲的：上帝以为一个穷人献给上帝的一个鸡蛋比一个富人献给上帝的一头牛更珍贵，因为穷人为此倾尽了所有。
不久前一位极有天赋又自视很高的老朋友对我说：“我一直都嫉妒你，不是因为你的才华、人品，更不是因为财富，而是你的人缘。你有那么多的朋友，而且是那么忠诚的朋友。不论是当面、背后，不论过了多少年，她们都永不会背叛你。”
我认为这句话是对我一生的最高的评价，我的朋友们才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她（他）们给予我的至死不渝的情谊是给我一生的最高奖赏。
友谊天长地久，地久天长！
别离已经二十多年了，相信许多事都被时间淹没，但有些细小的事，一些看似毫不起眼但却最能映证一个人本质的小事，却如斧劈刀凿般留在脑海里。
其中一位同学她姓夏，大概她父亲是从河南来的，所以她名字叫“原”，原个子瘦小，貌不惊人，但想不到在她那弱細的身躯里却蕴藏着非凡的胆识和勇气。认识到这一点是几十年前我们刚读卫校一年级上“诊断”课的时候。
那时我们都正是十七八岁。十七八岁的少女真正是玫瑰初绽，是窈窕淑女，情窦初开，也是女人的胴体孕育得最美妙的时候。那么是否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女孩子特别敏感、在有时自己不经意地触摸自己都会脸红心跳的妙龄；在六十年代中期那样一个思想不开化的年代；在中国西南边陲那样一个特别封闭的地方；在许多女孩子都恨不得把自己像修女一样包裹起来，任何异性异样的目光都会令人心惊胆颤的特定环境里，当我们的老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先是请求、希望，然后是命令我们其中一位自愿躺到讲台前的示范桌上，敞开胸堂裸露上身，做为活体模特让老师给我们示范西医的望、叩、听诊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教室里噤若寒蝉，每个人都吓坏了。尽管我们班清一色女孩子，但毕竟有四十多双眼睛，更何况我们的老师刚从医学院毕业，他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令人充满了遐想。
空气都凝固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老师的目光愈来愈严历，催促愈来愈急迫。他说这是科学，如果我们突不破这种心理障碍就不能当好一个医生，就不如干脆退学。这无疑是在赶我们上屠宰场，每个同学都觉得即使被开除、被打杀也比这种活脱脱剥光了好受。
我更是手脚冰凉，一阵阵头晕目眩，因为我是班长，因为我已经听见老师在清清楚楚说：“如果班干部不带头，我就要点名了……”
我咬住嘴唇做了最坏准备，准备顽抗到底，哪怕被处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只见一个瘦小的人站了出来，她声音不高但却异常坚定，她说：“我来！”
她就是原，她救了我们全班，她救了我。当她涨红着脸却步伐稳健上了示范台，当她闭了双眼却毫不迟疑地解开了所有衣扣时，我对她满心充溢的已不光是感谢，而是由衷的敬意，深深的敬意了。
另一位同学名月。同窗四载中我们一直很合得来，不仅因为我们同一寝室，朝夕相伴，更因为我们共有追求的激情，浪漫的情怀。
我在这儿讲的不是我们在学校时的友谊，而是出了校门多年后的一件事。
那时候我们都各自成了家，她的丈夫原本是我们的老师（说起来我还是红娘），而这位老师在当我们老师前便是我们最可信赖的兄长，真正可以说和我们这些学生打成了一片。
多少年没见了，一次回家探亲我路过他们工作的单位时，迫不及待地去探望他们。一进她家门，我第一个意识便是我这个红娘是不是当错了？不是他们在争吵、打闹，不，从“夫妻”的真正内涵讲，他们俩既有内在共鸣、共振，又有外在互相高度默契；既有精神、事业的互补互助，又有生活的同磨同砺的夫妻典范。那既如此，为何我还心存疑虑？那是因为从一个家庭的组合形式我突然感到我们是否都酿成了大错。
那些年代少见独生子女，偏他俩都是，他俩父母都在乡镇，没有固定收入，偏又都有病，偏都是孝子。因此我虽不是到敬老院却一进她家门就看见四位老人，两位有残疾，两位卧病在床。如果说上有“四老”不是他们的错，那么下有“三小”便真是她的不是了。我们同辈人有两个孩子已属犯规，可月却有三个孩子。当然这得怪我那同学的可爱偏执，也怪当她执意要生一个女儿时，送子观音却奉上了一对双胞胎。可想而知，两份微薄的工资要养九个人，四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三个如龙似虎的孩子，这家庭有多困难便可想而知了。八十年代中期，许多家庭都有电视机、电冰箱了，可她们家什么都没有，除了大小纸箱、木箱，便是一屋子的高低床。
对于我这个不期而至、多年未见的朋友，他们的欢欣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的窘迫却是我无法想象的，他们实在拿不出东西招待我这个在学校就出了名的“馋猫”，我不忍让他们为难，到吃饭时我执意要走。
他们心里异常不安、难过，月便想给我一件东西作纪念。可找来找去竟没有一样东西拿得出手，最后月将她屋里最漂亮的一件东西腾空，抹干净给我，那是一个方方的铝盒——医院用来装驱虫药宝塔糖的方盒。
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一生接受的最贵重的礼物，因为馈赠礼物的人给了她能给的最好的。
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便会想起《圣经》所讲的：上帝以为一个穷人献给上帝的一个鸡蛋比一个富人献给上帝的一头牛更珍贵，因为穷人为此倾尽了所有。
不久前一位极有天赋又自视很高的老朋友对我说：“我一直都嫉妒你，不是因为你的才华、人品，更不是因为财富，而是你的人缘。你有那么多的朋友，而且是那么忠诚的朋友。不论是当面、背后，不论过了多少年，她们都永不会背叛你。”
我认为这句话是对我一生的最高的评价，我的朋友们才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她（他）们给予我的至死不渝的情谊是给我一生的最高奖赏。
友谊天长地久，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