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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排在全球之首。然而，近几年居民储蓄增长率却有所下降。这反映出互联网金融冲击背景下居民消费投资观念的转变。从理论上说，居民储蓄存款的比例会受到预防性动机、家庭财富水平、风险偏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储蓄;凯恩斯理论;预防性动机
一、前言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排在全球之首。不过，从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去年我国居民储蓄率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3.51万亿元，同比少增1.3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4.6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23万亿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居民储蓄存款多次出现同比少增。根据央行数据，2017年，住户存款同比少增5649亿元，此前2015年、2016年分别多增2599亿元、7623亿元。
凯恩斯曾说过，拉动国民经济的有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和第二大进口国，显然不担心净出口的问题。真正让我们担心的是，是消费和投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喜欢储蓄，并不热衷于消费，所以国家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一直在努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
伴随着住房制度市场化的改革，房地产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国家的支柱产业。这时候，大家都去愿意去消费了，愿意去买房了。与此同时，居民贷款率开始呈爆发性增长。由于温州炒房团的崛起，导致一大批人进军房地产，大家都跑去买房了，存在银行里的钱自然就少了。
除了居民杠杆率增加以外，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国民金融素养的上升，80、90后已经不再满足于银行储蓄，而是更加注重财产的增值。简单来说，就是银行存款的利率太低了，现在很多人宁愿把钱放在余额宝里，也不愿意存进银行。虽然互联网理财有风险，但以目前的局势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二、最优储蓄比率
那么，存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最优储蓄率”呢？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看，真正对最优储蓄率进行系统分析的是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一国储蓄率是否合理的方法，一般首先依据动态效率的标准进行该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检验，然后进行最优储蓄率测算等研究。动态效率是指：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角度看，储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保持在满足经济最优增长率所要求的水平上，如果该国储蓄能够保证投资收益为正的情况，就表明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动态效率理论之所以也被称为是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是因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研究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是否过度。Weil（1987）从帕累托改进的角度研究经济中的储蓄问题，他认为当资本积累超过了经济增长水平要求的程度时，过度积累造成效率低下，那么这样的长期动态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就不是帕累托最优，经济中就存在动态无效。此外，他得出了动态无效导致李嘉图等价不再成立的结论。居民储蓄率超过了资本积累的黄金率（ golden rule） ，就意味著动态无效，而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费尔普斯（ Phelp，1961） ，他根据索洛-斯旺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是索罗-斯旺模型存在着储蓄率外生的假设。对于动态效率的研究集中在以下领域：
（1）索洛—斯旺模型关于最优储蓄率的分析。当生产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型时，证明经济中最优的储蓄率等于资本的产出弹性就会很容易。索洛—斯旺模型由于假定储蓄率外生，因此在模型中并没有对储蓄率的决定做出很好的解释。
（2）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凯斯（Cass， 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 1965）在拉姆齐模型（Ramsey， 1928）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拉姆齐模型，模型假设存在着无期限的假设，最优储蓄率的选择是典型家庭根据跨期预算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的，根据效用最大化的选择，任何时期都会对储蓄率进行平衡的选取以满足效用最大化，因此资本积累过程中就不会发生动态无效了。
（3）代际交叠模型（OLG）。戴蒙德（Diamond， 1965 ） 发展了由萨缪尔森（ Samuelon， 1958）提出的代际交叠模型。模型中的各种参数的选取和假设可能会导致论证结果中出现过度积累带来的动态无效。
（4）永葆青春模型。永葆青春模型也就是布兰查德（Blanchard， 1985 ）建立的一个连续时间的代际交叠模型，模型认为在生命周期内劳动收入会不断下降，这将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
三、居民储蓄动机
居民高储蓄率的背后，其动机又是什么呢？李和梅森（ Lee & Mason） 等将预防动机产生的储蓄激励效应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最早关注寿命延长、预防动机与储蓄率关系的是耶理（ Yaari） ，贺菊煌等进一步指出理性个体会为了保障更长的老年生活而提高储蓄，谢辛斯基（ Sheshinski） 发现这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国外数据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关系。此后学者们集中探讨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和机制等。
同时，生命周期消费视角下的研究关注了老龄化对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负效应，但多基于宏观视角。列伏（ Leff） 最早证实了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此后舒尔茨（ Schultz） 等进一步验证了老龄化与储蓄率的负相关关系。但诸多学者后来发现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揭示的规律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存在异质性，老龄化对宏观储蓄率的影响并非简单的负效应。
四、总结
家庭储蓄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收入水平是影响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的重要因素;财富水平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障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总体影响比较微弱。
参考文献：
[1]杨怀佳，张波.储蓄率、财富与家庭创业——基于CHFS数据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11）：14-26.
[2]汪伟，吴坤.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之谜——基于年龄—时期—组群分解的再考察[J].中国工业经济，2019（07）：81-100.
[3]李凯风，潘婷.我国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J].武汉金融，2019（07）：80-86.
关键词：储蓄;凯恩斯理论;预防性动机
一、前言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排在全球之首。不过，从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去年我国居民储蓄率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3.51万亿元，同比少增1.3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4.6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23万亿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居民储蓄存款多次出现同比少增。根据央行数据，2017年，住户存款同比少增5649亿元，此前2015年、2016年分别多增2599亿元、7623亿元。
凯恩斯曾说过，拉动国民经济的有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和第二大进口国，显然不担心净出口的问题。真正让我们担心的是，是消费和投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喜欢储蓄，并不热衷于消费，所以国家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一直在努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
伴随着住房制度市场化的改革，房地产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国家的支柱产业。这时候，大家都去愿意去消费了，愿意去买房了。与此同时，居民贷款率开始呈爆发性增长。由于温州炒房团的崛起，导致一大批人进军房地产，大家都跑去买房了，存在银行里的钱自然就少了。
除了居民杠杆率增加以外，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国民金融素养的上升，80、90后已经不再满足于银行储蓄，而是更加注重财产的增值。简单来说，就是银行存款的利率太低了，现在很多人宁愿把钱放在余额宝里，也不愿意存进银行。虽然互联网理财有风险，但以目前的局势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二、最优储蓄比率
那么，存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最优储蓄率”呢？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看，真正对最优储蓄率进行系统分析的是西方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一国储蓄率是否合理的方法，一般首先依据动态效率的标准进行该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检验，然后进行最优储蓄率测算等研究。动态效率是指：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角度看，储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保持在满足经济最优增长率所要求的水平上，如果该国储蓄能够保证投资收益为正的情况，就表明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动态效率理论之所以也被称为是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是因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研究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是否过度。Weil（1987）从帕累托改进的角度研究经济中的储蓄问题，他认为当资本积累超过了经济增长水平要求的程度时，过度积累造成效率低下，那么这样的长期动态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就不是帕累托最优，经济中就存在动态无效。此外，他得出了动态无效导致李嘉图等价不再成立的结论。居民储蓄率超过了资本积累的黄金率（ golden rule） ，就意味著动态无效，而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费尔普斯（ Phelp，1961） ，他根据索洛-斯旺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是索罗-斯旺模型存在着储蓄率外生的假设。对于动态效率的研究集中在以下领域：
（1）索洛—斯旺模型关于最优储蓄率的分析。当生产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型时，证明经济中最优的储蓄率等于资本的产出弹性就会很容易。索洛—斯旺模型由于假定储蓄率外生，因此在模型中并没有对储蓄率的决定做出很好的解释。
（2）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凯斯（Cass， 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 1965）在拉姆齐模型（Ramsey， 1928）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拉姆齐模型，模型假设存在着无期限的假设，最优储蓄率的选择是典型家庭根据跨期预算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的，根据效用最大化的选择，任何时期都会对储蓄率进行平衡的选取以满足效用最大化，因此资本积累过程中就不会发生动态无效了。
（3）代际交叠模型（OLG）。戴蒙德（Diamond， 1965 ） 发展了由萨缪尔森（ Samuelon， 1958）提出的代际交叠模型。模型中的各种参数的选取和假设可能会导致论证结果中出现过度积累带来的动态无效。
（4）永葆青春模型。永葆青春模型也就是布兰查德（Blanchard， 1985 ）建立的一个连续时间的代际交叠模型，模型认为在生命周期内劳动收入会不断下降，这将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
三、居民储蓄动机
居民高储蓄率的背后，其动机又是什么呢？李和梅森（ Lee & Mason） 等将预防动机产生的储蓄激励效应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最早关注寿命延长、预防动机与储蓄率关系的是耶理（ Yaari） ，贺菊煌等进一步指出理性个体会为了保障更长的老年生活而提高储蓄，谢辛斯基（ Sheshinski） 发现这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国外数据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关系。此后学者们集中探讨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和机制等。
同时，生命周期消费视角下的研究关注了老龄化对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负效应，但多基于宏观视角。列伏（ Leff） 最早证实了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此后舒尔茨（ Schultz） 等进一步验证了老龄化与储蓄率的负相关关系。但诸多学者后来发现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揭示的规律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存在异质性，老龄化对宏观储蓄率的影响并非简单的负效应。
四、总结
家庭储蓄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收入水平是影响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的重要因素;财富水平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障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总体影响比较微弱。
参考文献：
[1]杨怀佳，张波.储蓄率、财富与家庭创业——基于CHFS数据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11）：14-26.
[2]汪伟，吴坤.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之谜——基于年龄—时期—组群分解的再考察[J].中国工业经济，2019（07）：81-100.
[3]李凯风，潘婷.我国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J].武汉金融，2019（07）：8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