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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爱尔兰现代诗歌的代表，叶芝自信地承担着对爱尔兰民族性构建的历史责任，然而叶芝自身暧昧的盎格鲁—爱尔兰的民族身份对他构成了一种挑战。因此，诗人试图寻求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成为其构建爱尔兰民族性的基础，爱尔兰原始的乡土文化被视为其民族根性的源泉，然而这种民间性又与诗人精英性的气质相抵触。在建立现代的民族诗歌的过程中，叶芝瞥见了神秘的东方传统这一蹊径，用东方文化的宇宙观与美学观为灵感来抵制西方文化中的裂隙。可是强烈的民族诉求又决定了诗人强力主体性的始终存在。通过对东方传统中“无我”的挪用来确立“自我”的民族意识，叶芝的诗歌始终显现出无法超脱的种种悖论。然而，这种悖论的存在也正凸显了叶芝的诗歌美学。